论文摘要 扒窃案件在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涌现。而对扒窃行为入罪的不同理解，致使司法实践中扒窃案件定罪处罚出现争议。本文依据实践案例，从扒窃的含义、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扒窃对象方面探讨扒窃案件在实践中的处理和认定。

　　论文关键词 扒窃 携带凶器 随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三十九条规定，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该修正案自2011年5月1日正式施行以来，上述的扒窃定罪处罚的案件在实践中大量涌现，基层司法机关处理扒窃案件的执法标准出现严重分歧，导致各地相继出现了同案不同罚的处理结果。本文依据扒窃实践案例分析探讨扒窃案件在实践中的认定和处理。
　　案例一2012年3月16日晚上，犯罪嫌疑人肖某去到广州市某公交车站，用一个塑料袋作遮掩，扒窃被害人放在右边裤袋的一部灰色诺基亚6070手机，经鉴定，诺基亚手机价值为人民币54元。犯罪嫌疑人肖某当场被伏击民警抓获，起获的手机已发还被害人。
　　案例二2012年5月14日下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伙同“小李”、“小王”三人在19路公交车上伺机作案时被便衣民警发现并跟随，后三人又转乘8路公交车，当8路公交车在汽车客运站靠站停车时，由“小李”“小王”负责看风，嫌疑人拉开被害人的黄色挎包的拉链，扒窃包内的一部诺基亚手机（经鉴定，价值人民币850元）时被宋某某发现，并被便衣民警当场抓获。wWW.11665.cOm现赃物已发还被害人。
　　案例三2012年2月23日中午，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同案人侄子李冬某经密谋后，携带刀片乘坐8路公交车时，李冬某在用手拉开被害人挂包拉链盗窃时，被被害人发现并报警。
　　案例四2012年2月24日上午10时许，犯罪嫌疑人廖某携带作案工具镊子，到广州市一菜市场，采取尾随等方式，以镊子扒窃一名女被害人衣袋的财物800元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并起获一把长镊子。
　　案例五2012年3月份的一天，犯罪嫌疑人张某到一咖啡店，趁被害人李某的不注意之机，将该被害人摆放在座椅上的一台手机偷走。

　　一、何为“扒窃”

　　“扒窃”一词进入法律视野的比较早的全国范围的文件应是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目前为止，尚无法律法规或者学理解释对扒窃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扒窃是“从别人身上偷窃（财物）”。严格来说，扒窃词语先是一线反扒警务人员在打击盗窃过程中针对此类特点案件的一种约定成俗的叫法。实质上，扒窃就是盗窃的一种表现方式，其首先要符合盗窃的基本犯罪构成，其次是具有扒窃行为的基本特点。按照刑法通论和法律实践，扒窃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空间特点，即扒窃行为需发生在公共场所，一般指车站、码头、机场、菜市场、公共交通工具上等开放性、人员密集、构成复杂的供社会成员自由活动的场所。二是对象特点，即扒窃行为的对象是受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

　　二、扒窃行为司法实践认定的难点

　　（一）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
　　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携带凶器扒窃才可以定罪处罚。其理由为用携带凶器来作为限制扒窃的条件符合刑法谦抑性的特性，携带凶器限制扒窃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如果对没有携带凶器的所有扒窃执行严厉打击也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扒窃一般情况下比盗窃的社会危害性要小，如果扒窃一律入罪，如果一个十几块钱、几十块快钱的扒窃案件都要进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程序进行处理，将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尤其在案多人少长期矛盾的较发达地区。
　　一种观点认为：扒窃属于行为犯，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就构成犯罪。理由是按照语义解释的方式，扒窃与入户盗窃、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属于并列关系；而且实施扒窃行为人多数属于团伙作案、流窜作案、携带刀片等工具作案、作案方式隐蔽、被发现后容易出现威胁受害人行为、并通常在车站等场所扒窃出门在外群众的应急财物。社会上的相当多的群众遭遇过扒窃，对扒窃行为深恶痛绝，立法者通过论证考察，将人民群众要求严惩犯罪心声，上升到法律层面，对扒窃一律严惩也符合立法者的立法目的。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初期部分地区基层司法机关的指导思想。根据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趋向绝对性、一刀切的武断倾向，既存在无端扩大扒窃打击面的机械性理解，也存在对影响恶劣的扒窃行为惩罚的放纵，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笔者在语义解释的理解上，赞同第二种观点，但对实践中符合第二种观点的扒窃案件处理上，应结合刑法总则及刑法理论综合判断进行定罪处罚。就语义解释而言，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在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扒窃的争议就在于携带凶器是修饰盗窃一词，还是修饰盗窃和扒窃两个词语的。首先从字面表达看，上述的多次盗窃、如何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词语均是用短号隔开，一般意义上顿号意义表现出并列的关系，完全存在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的其他三个词语属于并列存在的关系，扒窃不受携带凶器的限定。其次，从盗窃和扒窃的逻辑关系上理解。扒窃是一种特殊的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本身就包含了携带凶器扒窃的内容。条文已经将携带凶器盗窃作为独立盗窃类型列举出来，不会再重复并列规定携带凶器扒窃，就像多次盗窃中包含了多次扒窃一样，否则就违反了法不赘言的基本原则。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上述解释，扒窃被单独并列出来构成犯罪，没有数额、次数等限制，是否一定进入需要定罪处罚。笔者认为扒窃行为作为刑法分则的一个条文，需像其他分则条文一样受到刑法总则的指导、调整和限制。“在刑法分则没有规定罪量要素的犯罪.并不表示只要行为一经实施就一概构成犯罪”。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扒窃行为在实践案例中各个案件情节和事实千差万别，应综合考虑全案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扒窃动机、扒窃后被害人损失退赔、嫌疑人归案的认罪态度、扒窃手段等多种情节进行处理。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以来，基层司法机关经过最初的认识不一，执行标准不统一的争议之后，在新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出台之前，部分基层办案机关进行了先行探索，即通过召开公检法会议，达成共识，形成会议纪要进行指导。笔者认为在坚持扒窃单独入罪的原则下，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数额较小（约200元以下）、确因生活学习急需初次扒窃的、被胁迫、被教唆扒窃的情况，可以视为情节轻微，不认为犯罪。而对于扒窃行为中具有盗窃累犯、特殊受害群体、携带工具（比如镊子、刀片）扒窃、携带凶器扒窃、多人扒窃、受害人损失无法得到赔偿等情况应按照扒窃行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如本文案例一应视为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而案例二、三、四均应以盗窃罪起诉和审判。
　　（二）何为“随身携带的财物”
　　按照理论通说，扒窃对象为随时携带的财物，但对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的理解存在很大争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随身是带在身边或跟在身旁。随身的典型情况如穿在身上的衣服口袋里面的财物、挎在身上的包等与受害人紧密相连接触的物品。而放置受害人周边在受害人目光所及已脱离人身的物品，如吃饭时放置在椅子上的手机、公园里休息时暂放在旁边的手机、放置在公共汽车行李架上的行李等与受害人身体已经脱离接触的物品，如案例五中的情况，是否以扒窃定罪。一种观点认为，应从随身携带财物的实质和被害人的角度出发，应包括受害人目光所及的物品。笔者认为，应对随身携带的财物做限制解释，即仅把和受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物品视为随身财物。一是因为扒窃入罪，已对扒窃行为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和制裁。二是因为扒窃行为不仅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而且还致使受害人存在人身受到侵害的潜在的巨大危险，所以才对扒窃适用刑罚。而受害人人身受到潜在风险基本上在嫌疑人对受害人贴身物品扒窃时出现，如嫌疑人用刀片划开衣服口袋时将受害人身体割伤。这也是扒窃的危害性的本质所在。三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把已脱离受害人身体的物品，即使是在受害人周边目光所及的位置，也不视为扒窃。比如案例五，一般都视为普通盗窃，适用普通盗窃的犯罪构成。
　　综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对扒窃进行了条文规定，但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扒窃案件如何定罪处罚存在较大争议，需要相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作出权威解释，以解决全国各地同案不同罚的囧境，维护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