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几年来“富二代”犯罪案件时常被媒体曝光，这一群体的犯罪虽不是普遍现象，但社会影响却极大，本文分析了“富二代”犯罪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

　　论文关键词 “富二代” 犯罪 预防对策

　　近年来，“富二代”犯罪现象日趋严重，曝光在公众面前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从”胡斌案“到”“魏志刚案“再到疑似富二代的“药家鑫案”。这一群体的犯罪案件虽和其他群体的犯罪案件比较起来仅是少数的个案。但所引起的社会影响却极大。下面笔者将对“富二代”犯罪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并提出预防犯罪的相应对策。

　　一、“富二代”犯罪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在改革的浪潮中抓住了机遇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的“富一代”，由于儿时困苦生活环境的影响，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对金钱和财富产生了一种扭曲的执着和推崇，认为金钱才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这种扭曲的思想在现今的物质社会中更加被夸大，金钱和财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标杆，反之对文化知识和自身素质修养的推崇则逐渐减低，这种现象在“新富阶层”中表现的更为明显，父辈的观念对子女性格和观念的建立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由于部分“富一代”这种“唯钱”价值观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富二代”子女从小就未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丧失了正确的财富观念和平等意识。
　　现今中国“权钱交易”等社会潜规则日益盛行，甚至存在官位“明码标价”这种极具社会恶性的现象，这种现象恰好可以使富人的财富转化为实际的权力，形成了权钱交易下的权力护航，使他们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更加为所欲为，导致了潜规则的畅通无阻，也造成了金钱不断俘虏权力、逼退社会底线的风气。WWW.11665.cOM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富二代”出生成长，见惯了权钱交易的黑暗和金钱的力量，使他们养成了遇到难办的事情或者是触碰法律底线的事情时就用金钱解决的办事逻辑，在不知不觉中也形成了他们眼中的社会运行方式，造就了他们骄横跋扈的行事方式。由此可见，“富二代”问题的产生，社会潜规则是他们的沃土，歪曲的社会风气是他们的肥料，同时也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存在许多体制、法制漏洞不无关系。
　　（二）家庭教育原因
　　中国有句俗语“子不教，父之过”，“富二代”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与其父母不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不无原因。
　　第一，第一代创业者幼年时期由于中国社会不发达的实际状况，未能拥有较好的成长条件，在其早年白手起家的阶段也经历过许多波折，在对待子女时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弥补的心理，不想让其子女也经历自己经历过的困苦，一心为子女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用金砖玉瓦堆砌子女的生活，使子女成为财富的奴隶，不注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珍惜资源的心理和抗压能力。
　　第二，对子女实行隔离式贵族教育，把子女自幼送至贵族学校，“富二代”从小就开始享受金钱带来的特殊待遇，娇生惯养，习惯于富贵奢华的生活，失去了与其他社会阶层接触的机会，形成了明显的社会阶层和等级意识。并且，贵族学校的教育培养方式，不注意对孩子社会生存能力的培养，弱化了对孩子刚性人格的培养，使他们在面对社会压力时不具备正面应对的能力，而选择偏激或者金钱化的处理方式。
　　第三，缺少对子女精神生活上的关爱，金钱堆积出来的教育方式导致子女的物质化人格过分发育。同时，许多家长认为对于孩子的教育和管理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不容许他人插手，而忙碌繁杂的工作又往往使他们没有办法投入相应的时间来教育孩子，形成一种盲目而又粗糙的管理教育模式，不注意对子女的情商教育，使子女在心灵上极度空虚，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社会的认同，从而性格和行为愈发偏激和极端。
　　（三）自身原因
　　不少“富二代”成长在财富的包围中，财富给予他们优良生活环境的同时，并没有给他们带去正确的社会道德理念和行为规则，不少富家子弟自以为是、不负责任、蹂躏规则、轻渎生命、放弃社会责任，心理扭曲。“胡斌案”和“魏志刚案”均是两起在闹市区内飙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案件，飙车是一件十分危险的行为，对驾车者本身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参与飙车本身就是对安全的一种漠视，闹市飙车则更是将公共安全和社会责任置之不顾。事故发生后，肇事者胡斌满不在乎和认为用钱解决就可以的态度，无一不反映出部分“富二代”撕毁道德、泯灭良知的心理现状。

　　二、“富二代”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形成一种正确的富人文化和良性的“富二代”效应
　　新富阶层的扩大使形成和建立一种良性的富人文化变的愈加迫切。笔者认为良性的富人文化应该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正确的致富途径，二是正确的面对和运用财富。首先，树立正确的致富途径，通过正当的途径取得财富，针对“富一代”而言应该是不投机取巧，钻政策的空子，采取正当经营方式和途径，为自己创造财富，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对于“富二代”而言，不应该过分依赖父母给予的财富，应该把父母的财富作为自己的一个起点，充分运用父母提供的先天优越条件，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致富之路，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的个体。其次，“富二代”在拥有丰厚个人财富的同时，不应只是在奢侈品中消耗财富，可以通过支持慈善事业等形式运用财富，既能使财富在适当的人群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又能为自己树立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缓和“富二代”与“穷二代”间尖锐对立、互相仇视的社会关系。最后，“富二代”应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学会理性消费，而不是一味的浪费和享受。从而形成一种正确的富人文化和良性的“富二代”效应，让“富二代”成为社会阶层的一个示范的标杆，而不是舆论谴责的对象。
　　另外，从国家角度而言，可以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税收政策，通过税收等有力的宏观财政调节政策，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行调节，逐步缩小贫富差异，缓和富人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关系，平和社会舆论，为良好富人文化的形成创造可行的社会条件，并且树立正确的社会风气导向，利于社会正气的传播。
　　（二）加强对“富二代”的家庭教育和性格培养
　　首先，“富二代”的父母需要转变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不能一味的放纵和运用金钱教育方法。不应该把子女的成长环境局限于同一阶层的人群，进行隔离式教育，这种隔离式教育虽然能够使子女的成长减少很多阻力，可以按照家长的意图和方式对子女进行培养，但是也人为的造成了“富二代”子女与社会其他阶层人员的隔离，所以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应该与多层次的人群接触，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和阅历，提高“富二代”子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处事应变能力和情商。
　　其次，父母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回归家庭，让“富二代”子女感受家庭的温暖和正常家庭的生活方式，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在子女的成长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对“富二代”子女而言，他们从小生活在金碓玉砌的生活环境中，金钱的诱惑和不成熟的辨别能力，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迷失，这时就需要父母作为他们的导师，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防止“富二代”误入歧途。
　　最后，注重刚性人格的建立和正确性格的培养。许多“富二代”虽然生活富足，但是往往缺少亲人的关爱，而且周围的人又常常会用特殊的目光审视他们，也是促成他们性格畸形发展、偏激极端的一个诱因，因此，在“富二代”的成长期间，应当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抗压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够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不是迷失在金钱当中。
　　（三）树立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和良好的疏导机制
　　社会舆论的类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富二代”贴上了群体标签，引导社会大众的看法，认为“富二代”群体里都是骄奢跋扈、目中无人的成员，更加激化了普通民众的“仇富心理”，并且使公众常常带上有色眼镜或者用放大镜来观察“富二代”的各种行为，拉开了彼此间的社会距离，形成社会阶层中一种隔离和孤立的状态。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树立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还公众一个客观、真实的“富二代”形象，促进两个社会阶层的交流和融合，消除阶级等级观念，平息“富二代”犯罪的激化因素。社会应该建立良好的疏导机制，减少由于贫富差距扩大而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尤其是在进入社会政策时代以后，更是要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机制。同时，要通过社会政策建设以及法制化建设，规范与限制非法致富行为，去除“为富不仁”的现象。而对那些通过自身努力合法致富的群体，则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加以保护。对分配制度和方式进行改革，缩小贫富差距，降低社会两极化的可能，通过这种疏导机制，消除贫富对立的现状和社会对“富二代”的偏见，形成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减少“富二代”犯罪的可能。
　　（四）加强对犯罪有明显倾向意图的“富二代”的关注和教育
　　许多“富二代”频繁参与飙车危险性等活动，经常出入酒吧、ktv等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成为“富二代”群体中倾向犯罪的高危团体，对于这部分“富二代”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工作者都应该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教育疏导，找到一个合理切入途径，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消除其过于炫富的错误心理，帮助和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轨道。
　　对于已经犯罪的“富二代”，更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让他们在犯罪后找到自己犯罪的根源，在接受处罚的同时转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对金钱、权力有正确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正确的认识，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杜绝再次犯罪的可能。
　　现今走上犯罪道路的“富二代”大多是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笔者认为这也是对从事青少年犯罪和预防工作者的一个提醒，对于现今的年轻人，青少年工作者应该投入更多的关心和精力对他们进行教育和保护，少年强则国强，所以对于青少年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不仅要注重对他们人格和品性的培养和教育，还要在青少年群体中更加的普及法制观念和基本的法律常识，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能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从而杜绝犯罪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