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两类教材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第一，法理学研究的水平和状况制约着教材的发展；第二，较之“沈类教材”更符合时代趋势的“张类教材”的创新从本质上看只体现在内容编排和研究方法上，而非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上的创新。因此，目前的中国法理学教材的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的突破和完善。
　　1.3 学术人物及关于中国法学（法理学）走向问题的研究
　　目前中国法理学拥有一大批学术人物，比如：吉林大学的张文显教授，其代表性著作《法哲学范畴研究》等；武汉大学的李龙教授，其代表性著作《人权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的周旺生教授，其代表性著作《立法论》等；清华大学的高其才教授，其代表性著作《法理学》等；中山大学的黄建武教授，其代表性著作《法的实现》等。对于中国法理学走向问题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的许多法理学学者一直在进行各种尝试，试图以某一概念为核心范畴构建新的法理学体系。比如，有学者主张用权利构建法理学体系，有学者主张用法律文化构建法理学体系，有学者主张用法律价值构建法理学体系等等。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当这些所谓核心概念被引进到法理学科的时候，学科体系仍是支离破碎的，体系中并不存在能统驭法理学科的核心概念。被称为核心概念的概念与法理学学科的其他概念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包容关系，它只是众多法理概念中的一个概念，有时甚至是孤立存在的概念。因为法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抽象法，所以，如果我们不确定它的对象即研究范围，我们也很难甚至不能得出统一这一学科的核心概念。从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法理学的出现确实也是在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以后的事情。近来，邓正来教授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在对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论者为主力的“法条主义”、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以及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能够提供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命题，以期望开启一个法学研究新时代。从目前中国法学（法理学）走向问题的学术争论中，我们不难感觉到法学家们还没有找到一条清晰明确的道路。同时，从目前中国法学走向问题的学术争论中，我们也不难感觉到中国法理学学科理论体系同样面临着相同的困惑或者困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法理学的专家学者们都有着自己的较为固定的学术范围和研究方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第二，中国法理学的专家学者们对于中国法学以及法理学走向问题的研究还未达成共识，路径选择上充满着争论。而这些深刻影响着中国法理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法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并未适时建立，科学形象尚未确立。
　　2 中国法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现状产生的原因
　　任何一门学科都面临着如何建立合理的理论体系的问题，中国法理学也不例外。法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问题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法理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应当研究那些理论问题；第二，按照什么样的逻辑线索把这些相对独立的理论问题组织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结构严谨的逻辑整体。中国法理学学科理论体系之所以尚未树立起科学的形象，原因主要在于法理学自身定位问题即研究范围问题讨论的过少且未适时达成共识。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2.1 法理学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的关系
　　法学知识具有多元性，这种法学知识的多元性是由法的多义性决定的。具体而言，法首先是一种规范的存在，这就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对这种规范意义上的法的研究就形成规范法学。在一定意义上的规范法学是法理学。其次，法除作为一种规范以外，它本身还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内容。因而对法的价值内容的考察就形成了价值法学。在一定意义上说，价值法学就是法哲学。第三，法又是一种客观事实存在，对客观事实存在的法的研究就形成了法社会学。法学知识形态是由法哲学—— 法理学—— 法社会学构成的，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层次性。法哲学作为高层次的法学知识，标志着一个民族对法学的感悟和认知的最高水平。而法理学，即对法规范的研究是法学的主体内容，它在法学知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法社会学，则是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补充。上述各种法学知识各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又具有难以排除的自身局限性。没有法哲学的引导，法学就会堕落为一种纯技术的分析，成为一种工具主义法学，就会丧失法学的人文关怀。没有法理学对法规范的研究，法学就会沦落为哲学或者其他学科的附庸。而没有法社会学的知识的补充，法学就会变成虚妄的学问，难以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第一，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乃法学知识的三种形态。因而，它们都有各自的理论领域、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彼此无法完全包容对方；第二，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同属法学知识形态范畴，又可以相互补充、良性循环。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没有正确的将法理学和法哲学以及法社会学加以区分。换言之，法理学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将法理学的内容和法哲学的内容以及法社会学的内容混编在同一理论体系之中，因而形成了由法学三种知识形态的差异性所带来的理论上冲突混乱无法兼容的局面。而实际上同属法学知识形态范畴的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交叉重叠的区域”。因此，由单一的法理学知识形态所构建的中国法理学是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所以，中国法理学应该是一个由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三种知识形态所构建的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三个部分内容所组成的综合体。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目前法理学理论混乱且不能兼容的问题，才能早日使法理学早日建构起自身协调统一的理论体系，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2.2 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
　　在整个法学体系中，法理学居于一种非常独特的地位：一方面，法理学所研究的是法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制度，这种研究对象与人类的生活式样、理念、价值和人文的总体精神息息相关。因此，法理学总是要站在法学学科发展的最前沿来追踪、吸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反思法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从法学的角度对各种人文思潮做出回应；另一方面，从法学体系的内部关系看，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具有“基础理论”的地位。它是建立在应用法学（部门法学及其应用学科）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属性和职能的法学学科，其内容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一般性、普遍性和抽象性，从而对各种应用法学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其实法理学可以分为一般法理学和部门法法理学。一般法理学是法的一般理论。在一般法理学的视野中，法规范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因而揭示的是法规范的一般特征及其构造原理。通过一般法理学研究，为部门法法理学提供理论指导。由于一般法理学面对的是抽象的法规范，而不是具体的法规范，因此，它不像部门法法理学那样揭示隐藏在具体法规范背后的法理，而是说明法规范的一般构成，揭示众多的法及法律现象，反映主体的法及法律观念。这是一种规范分析，在研究上往往采用实证方法，而就其理论表述而言，采用的是描述方法。部门法法理学，例如民法法理学、刑法法理学、行政法理学与诉讼法法理学，是以具体的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其使命在于揭示这些法规范背后的部门法法理，因而采用的是注释或曰解释的方法，因而也称为注释法学。《牛津法律大辞典》在“法理学”辞条及解释中，提出“普通法理学”和“特殊法理学”、“比较法理学”三个层次，其中的“特殊法理学”是以某一种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这实际上肯定了在部门法学中，也有自身的法理学。国内近年来有学者撰著的《刑法哲学》、《民法基本原则解释》等著作，实际上就是对部门法法理学的尝试并且这种尝试也取得了成功。但由于长期以来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我国的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处于脱节的状态。法理学不能满足部门法的学理要求，而部门法学则不能为法理学提供理论素材，未能形成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法理学如果不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只讲大道理，不在部门法层次上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不把这些道理贯彻到对法律现实的说明、解释和改造中去，这样的法理学没有几个人爱听。”因此，要想实现对部门法学应有的指导作用以及形成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法理学就必然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桥梁，而部门法法理学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中国法理学必然包含部门法法理学的研究，而目前的法理学忽视或弱化了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2004年12月9日于海南博鳌镇举办的“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上部门法学哲理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法学研究主体的自主意识与自觉意识的形成，表明法学研究者共同话语与共同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