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现象诠释与消解的法理学进路

　　当下，“被”现象日益受到关注。其背后隐藏何种隐忧，怎样走出“被时代”的樊笼，理应成为公民和学者思考的问题。目前，法学研究中难见对此进行学术关注的论文，或许认识到“被”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作为“权利之学”的法理学在“被”现象消解的进程中有无可回避的历史性责任。
　　一、社会管理中的“被”现象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被”字总体上有三种释义：一是作名词讲，指休息时覆盖身体的物品，即“棉被”“被子”之义，古有渊源——“被，寝衣，长一身有半”；二是作动词使用，有“覆盖”“遭遇”“蒙受”“施加”“到达”等义；三是作介词，表“被动”。而自2009年以来，“被式语言”逐渐成社会流行现象，成为讽刺和表达沉默反抗的重要形式。此种表达渗透着无奈，是“被”字的后两者意义在社会中的综合体现。既表达了“被赋予”的状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态，也是公民主体话语地位丧失的写照。WWw.11665.com
　　在诸多“被式语言”中，最受关注的主要涵盖以下几种：“被就业”“被代表”“被自杀”“被捐款”“被幸福”“被富裕”“被失踪”，等等。每个表达都有渊源和出处，其在广大受众中的接受到底是基于认同，还是对权利贫瘠压抑之久的释放，需要溯源以后才能下以定论。下文寥举几例，权作分析：
　　其一，“被就业”。它是大学生就业领域的流行词，是指部分高校基于就业率及其后各种附带或衍生利益的考虑，通过“不知情”或“被要求”的形式使得大学生就业的现象。此种事件严重歪曲了教育的价值，对社会构成信用欺诈。面对就业难的选择，此种举措亦是造成就业难的重要诱因。主体间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大学生的自我蚀权。
　　其二，“被代表”。它是指公民意见表达处于形式而非实质的状态。此种现象频繁地出现在“听证会”或相关选举活动中。代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公民的真实意图难以畅通表达。这不仅表现为程序问题，更在于以何途径“谁代表”与“代表谁”的资格问题。
　　其三，“被自杀”。它是对非正常死亡的一种表述，主要发生在监狱或与权力存在利益纠葛之处。例如，网络当下盛传的襄阳审计官员被自杀案、广西大学生被自杀案，等等。无论案件的真相如何，舆论质疑鉴定结论的强力回应至少表明了对公权力的犹疑态度，在最为直接的层次涉及政府信用问题，而这与执法效度息息相关。
　　其四，“被捐款”。它的出处源于河北威县新教师的捐款换取编制事件。这实质上是违背个体意愿对个人选择自由的干涉，违背了作为慈善的捐款的本质，将组织的意志强加于个人之上，即组织的规则在法外运行，个体的权利消逝在不对等的强力之中。
　　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而通观上述现象的表述，却也存在诸多共同之处：首先，“被式语言”出现的场景相同，都出现于不对等的环境之中；其次，“被式语言”蕴含的实质相同，都有交织权力的问题，有权力寻租的意味；再次，“被式语言”都涉及法律适用效度的问题，法律适用的失效或无能成就了其生存的空间，即权力的公信力遭到质疑；最后，“被式语言”都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的问题。这反映到社会管理层面就是管理体制出现了纰漏，体制内管理者违背了依法行事的原则。
　　社会管理体制通常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公民自身或通过自治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一是公域权力主体（政府等公共机构或组织）对社会事务进行的管理。可见，“被式语言”之所以能够盛行是作为权力主体的管理者超越了法定职责的边界，对弱势者造成了宰制。如若放任而为，难免出现“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因此，针对此种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管理机制的塑造难有成效，必须从法理的进路去厘清“被”现象中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法律权利的应然和实然角度去诠释法益。这也是法制基本完备后法治建设重心转向执法领域的必然要求，是民生法治的重要范畴。
　　二、“被”现象诠释的法理维度
　　（一）“被”现象的法律场域特征
　　在法理学域内，“被”现象体现了多种权利与自由遭受侵蚀的状态。在自由保障不足与权利救济不畅之下，公民意识成长的冲突与现实的差异促成公民对“被”现象的认识与呼应。在权利与自由的认识当中，国家法与“社会公意”间的悖论与协调会隐约地呈现在面前。
　　第一，“被”现象多存在于公法或社会法之中，较少渗透于调节平等主体间关系的私法领域。通过前文分析可知，“被”现象的施加主体是享有权力或与权力有紧密关联的国家机构、事业单位等公共组织，双方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关系，主要是“强者”在法律之外的越权或滥用职权行为。根据公法、私法、社会法的划分依据，“被”现象自然被排除在私法之外。除此，由于公法的巨大传统场域，“被”现象集中体现在公法当中。在社会法中，则主要体现为户籍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被市民”“被保障”等现象。
　　第二，“被”现象着重表达权利与自由在公法上的难于实现。权利并非全然与生俱来，但政治自由却是主体适格下的基本权利。在我国，政治自由在宪法中得到完善表达，规定公民具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从根本上保障基本人权。而基于宪法不可诉等原因，国家通过《著作权法》《专利法》等其他部门法给予保障，意图使权利在法律最高位阶上的宣示转化为公民的实有权利。同时，国家也通过《选举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法律保障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2011年的宣告形成，标志着公民权利与自由在文本形式上的保障已趋完备。但层出不穷的“被”式话语却与之多有相悖，法律的社会效用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例如，前不久的大连“px”事件与2008年的“px”事件中的“散步”如出一辙，都在抗议政府对权利的漠视，生存权、表达权、环境权等公共性权利都以另类的方式出现；“被失学”“被中考”更是以功利化、利益化取代了对教育权的尊重。这实质上表明，公法中权利与自由的实现异化了法律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鲜明地表示出“纸上的法”与“现实中的法”的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