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刘秀萍

　　一名曾经走村串户讨饭吃的小乞丐，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成了劈浪前行者。
　　20世纪70年代，他顶着重重压力尝试“分田到户”；80年代，他用自己创立的“菜篮子工程”冲垮了计划经济下的“国营菜站”；90年代，他下海经商“让平民百姓吃国宴”；如今，他纵横书画和酒业两界，正在让名家书画作品“走进平民百姓家”。
　　他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贡献足以载入史册。
　　他横跨几个行业的人生轨迹虽难以复制，但他“真性情、敢担当、极勤勉、懂舍得、行事果敢”的品格却可以传承。
　　他的名字叫李凭甲。
　　1传奇人生片段
　　李凭甲名片
　　1952年出生于山东省宁津县，管理学博士，北京大学研究员；
　　北京纳珍源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中国国际名人艺术家联合会执行会长；
　　北京名人美食保健协会会长；
　　著有《企业发展快速构思法》《2008中国餐饮文化宝典》。
　　北京西部万寿路15号，是李凭甲的办公地点。
　　办公室的走廊上和里间，挂着李凭甲自己写的字和一帧巨幅画卷《大海》；办公室外间，坐着三位河北来的客人，他和他们刚刚签订了一份在河北易县合作办酒厂的协议。
　　一手挥毫，一手酿酒，《法律与生活》记者于2012年11月13日上午11点看到的上述场景，是李凭甲近年来典型的生活情景。
　　和一直默默蜗居在家乡那个小村庄的儿时同伴不同，在人生舞台上，李凭甲的角色曾几经变化。从乡镇干部到企业管理者，再到书画家，他的每个角色都留给世人一段精彩故事。wwW.11665.coM
　　他的人生起点，却是一个苦孩子。
　　寒门苦孩子
　　2012年，李凭甲年满60岁。
　　这一年，是他人生岁月的一道分水岭。30岁之前的岁月在山东的家乡度过，31～60岁这30个年华属于北京这座城市。
　　1952年，李凭甲出生在山东省宁津县李家村一个贫寒农家。
　　“我们家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家，一座土房子比别人家的矮，还四处透风。一家人合盖一床破被子。”他如是对《法律与生活》记者描述自家的生活状况。
　　李凭甲一家的生活状况，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并非孤例。他的家乡宁津县地处鲁西北，在那片盐碱地上，世世代代播种着希望，收获的却常常是失望。在李凭甲关于儿时的记忆中，家乡的土地上似乎“从来就没有生产出够村民吃的粮食”，他们家锅里煮的似乎“永远都是亮汪汪的清水野菜”。
　　李凭甲的童年，偏偏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那段全民困顿的岁月。
　　在那段漫长而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李凭甲曾带着弟弟妹妹讨过饭。那时，他最大的心愿是“冬天不要太冷，过年能饱饱吃一顿肉馅儿饺子”。
　　正是在极度贫困的岁月里，李凭甲幸运地遇到了一个给他的命运带来重大改变的人。
　　由于家境所限，李凭甲10岁才有机会上学。当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初中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他的学业就此中止了。
　　那是1967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15岁的李凭甲来到家乡的集镇上赶集。在一座粮库门口，一群人正聚集在一起围观着什么。他钻过人群挤到前面，看到一个终生难忘的画面：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正在一面墙壁上画《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他一下子就被眼前的画笔、油彩和画家吸引住了。[论文网]
　　从围观者口里，李凭甲得知画家名叫邢福祥，就住在邻村。
　　后来，围观者陆续离去了，现场只剩下李凭甲一个人入迷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看着看着，他产生了拜画家为师的想法。等画家停下笔来的时候，他向对方表达了拜师的心愿。在得到同意后，他诚恳地跪在画家面前行了一个“拜师礼”。
　　“当时的心情既有敬佩之情，又很激动。”李凭甲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尚未意识到邢福祥是自己人生路上的第一位“贵人”。
　　在拜画家邢福祥为师后，老师作画时，李凭甲跟随左右，一边为老师洗笔、递涂料，一边从旁细心观察揣摩；老师休息时，就给他讲绘画技巧、文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由于天资出众，在和老师朝夕相处了半年多之后，李凭甲就开始靠一技之长为困顿中的父母分忧。
　　1968年农历岁末，春节将至，“一顿肉馅儿饺子”难住了李凭甲的父母。由于家里没有白面，仅有的一毛五分钱也不够买肉，他的母亲“愁得泪流满面”，父亲愁得“直挠头”。
　　面对此情此景，身为长子的李凭甲坐不住了。他跑到镇上的供销社，找到供销社主任，提出对这里出售的毛主席画像进行加工的请求。
　　在征得对方同意后，他把供销社的20多幅毛主席画像带回家。那天夜晚，一家人齐上阵，李凭甲写了20多副对联，家人把他的对联和20多幅毛主席画像裱糊成了一个整体。
　　李凭甲的这一举动，让一家人在那年春节吃上了“肉馅儿饺子”。
　　后来，李凭甲开始像老师邢福祥那样到各地画毛主席像。为了不抢老师的生意，他把画像的地盘扩展到了周边几个县。由于他画得既快又好，他的收入超过了县委书记，一家人的生活有了起色。
　　在日后的人生历程中，李凭甲把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从父母那里接过来扛在肩头，进而改变了自身和整个家族的命运。
　　如今，李凭甲耄耋之年的父母依然健在。他们被儿子接到了北京生活，近距离地感受着儿子的成功，也忧心着儿子的辛劳。
　　分田到户的探索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拜师学画的同时，李凭甲又拜山东省文联副主席郭澄清学习写作。由于写得一手好文章，县里的广播站几乎每周都要播他的广播稿，李凭甲因此成了宁津县从普通百姓到县委书记无人不知的名人。
　　1973年，在一次选拔中，李凭甲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员，分管宁津县尤集公社10个村庄的生产工作。
　　当时的乡镇政府叫“人民公社”，村子叫“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再根据情况分成“生产小队”。那时，一个村庄的土地归生产大队统一耕种。被叫做“社员”的农民，在统一的时间点出工，一起吃饭，一起收工。

　　“队长一敲钟，社员就出工，路上一条龙，地里一窝蜂。”当年，李凭甲曾用这首打油诗描述那种“声势大、效率低”的生产情景。
　　李凭甲所在的宁津县尤集公社是全县最贫困的地方。他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很多村庄连一口吃水的井都没有。“地瓜干当主粮，光棍汉子排成行”这句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村民生活。
　　李凭甲参加工作不久，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场大变革在孕育之中。
　　“当时，中央已经有了打破‘大锅饭’的精神；但是，基层还在观望。”李凭甲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说。
　　在整个宁津县还没有一点儿动静的情况下，一向“胆子比较大”的李凭甲决定改变现状。他在自己的管辖范围选了一个叫陈庄的村子搞起了“变相的分田到户”。
　　“第一年下来，各种收成就比别的村子多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的声音中依旧充满激情。
　　“分田到户后，该上肥时上肥，该锄草时锄草

，对土地管理得细了，产量就翻番了。”在品尝到甜头之后，李凭甲决定把这种方法推广开来。
　　他把所管辖10个村庄的村支书都找来，让他们像陈庄那样按人头把地分开，再把分到人头的2亩土地进一步划分为1亩粮地、2分菜地、3分养猪的地……
　　李凭甲在陈庄“吃螃蟹”的时候，安徽的小岗村也在酝酿着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但他和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一样，在当时根本不知道安徽省有个凤阳县、凤阳县有个小岗村。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不安于现状”的性格。
　　“猿猴变成人，就是因为不安于本分。”他在回忆那段时光时调侃道。
　　据李凭甲回忆，“陈庄模式”曾在宁津掀起轩然大波。大家由于“害怕干错了”，有人提醒他小心“跟着宣传部，步步犯错误”，有人劝他“不靠前，不靠后，走在中间随大溜”。但是，他本人“一心想着向前走”。
　　事实证明，他超前迈出的步子是正确的。
　　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包产到户的“试验田”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日益兴盛，“陈庄模式”引起了上级政府的重视。
　　在“往上写报告”总结工作时，李凭甲用了很多诸如“责任制好处多，不吃大锅饭一锅”等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责任制的好处。
　　据李凭甲介绍，“陈庄模式”引起了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并被写进了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
　　改革开放之初，“三农”问题是中国的重中之重。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为主题发布“中央1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这五个“1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有名词——“五个1号文件”，“中央1号文件”也成了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代名词。
　　在1982年1月1日发出的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中，在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总结”的同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由于亲历了那段重要的历史，虽然已经离开故乡那片热土整整30年，但无论是对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中的内容，还是对当时自己的经历，李凭甲都能如数家珍。
　　“菜篮子工程”的奠基者
　　1983年，李凭甲所在的乡镇买了一辆农用车。在到哈尔滨提车路过北京时，他在前门的泰丰酒楼吃了一顿饭。
　　“在北京开个饭馆，肯定能赚钱。”这顿排了一个多小时队才吃上的饭，让李凭甲吃出了“在北京开饭店”的想法。
　　回到山东后，李凭甲打算辞职。他的这一疯狂之举，让同事、家人和领导都深感震惊。
　　“我当时想，好就好了，坏就坏了，闯出去再说。”顶着一片反对的声浪，李凭甲把政府官员的职位和灿烂的前程等令人羡慕的一切抛在身后，带着2000元钱和十来个人来到北京，成了最早的“北漂”之一。
　　不曾料想，李凭甲怀里揣着的2000元借款很快就失散在了刚刚兴起的商海里……
　　在把2000元钱赔得分文不剩后，李凭甲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在当时填的一首题为《江城子·醒》的词里，他发出了“烟雨茫茫人生路，回首顾，青春误”的感叹。
　　在李凭甲“心难死”，但不知“去何处”的情况下，大钟寺乡的一位副乡长向他发出了邀约。
　　大钟寺乡位于北京北三环联想桥东南角那块著名的“庄稼地”周围。在李凭甲刚到北京的时候，那里还是“城乡接合部”，那里还有大片农民种菜、种粮食的“庄稼地”。
　　彼时，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钟寺乡的领导看中了李凭甲敢想的头脑和敢干的魄力，请他来这里发展乡镇企业。大钟寺乡给他开出了把全家户口转到北京、解决住房的诱人条件，希望他至少在这里工作10年。
　　李凭甲接受了邀请，日后成了“京钟肉类食品厂”第一任厂长。
　　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户籍人口刚刚跨过1000万的门槛。和中国每座城市一样，1000万名北京市民外出就餐要用粮票、到商店买布做衣服要用布票。
　　“我到大钟寺工作的时候，那里没有企业，只有一家制造农具的铁匠铺。”李凭甲如是向《法律与生活》的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
　　当时的北京城，不仅大钟寺村没有企业，在这座拥有大片良田沃土的大都市中，市民一直处于“吃肉难”和“吃菜难”的困境之中。那时，北京市民日常所需的蔬菜和副食品全靠“政府菜站”供应。
　　“政府菜站本身是赔钱的，菜站里的菜是蔫儿的，市民吃不上新鲜菜。”李凭甲从当时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中看到了“让北京市民吃上新鲜菜”这一商机。就此产生了在大钟寺创办一个菜市场的想法。“我提议之后，大钟寺乡的领导和上级领导非常重视。在经过研究后，他们同意了我的想法。”李凭甲特意强调了有关领导的支持。
　　在大钟寺，李凭甲做企业的第一步是建起了“大钟寺批发市场”。这家市场的主要商品是“肉”和“菜”。一开始，他们建了一个300平方米的大棚子，让当地农民在里面摆地摊儿卖菜。后来，随着生意的好转，地摊儿变成了一个个有货架的摊位；当地产的新鲜菜不够卖，摊主就去北京远郊收购。

　几年过后，大钟寺批发市场仅蔬菜一项的批发量，就达一天300万公斤。
　　每天300万公斤蔬菜，对当时的北京市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差不多每人每天半斤菜、三两肉。”李凭甲在回答《法律与生活》记者这一问题时说。
　　“半斤菜”和“三两肉”这只“蝴蝶”在京城北部的大钟寺批发市场的振翅，在整个北京市的“国有菜站”掀起了一场飓风。随着大钟寺批发市场的发展壮大，国有菜站的业务江河日下。最终，包括蔬菜和生肉在内的国有食品供应体制被“冲垮了”。
　　“非常不满。”李凭甲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国有菜站当时的反应。但在他看来，当时受到冲击虽然是坏事，但在不久之后，那些陷入经营困境的国有菜站“因祸得福”，搭上了北京市房地产高速发展这班车，仅靠“卖地皮”就大大地赚了一把。
　　回头继续说大钟寺批发市场，由当初单一的蔬菜和肉类批发，发展到拥有调料、水果、海鲜等多种门类，成为京城一座庞大的副食供应基地。这种兴盛状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奥运会前夕，大钟寺批发市场被中坤广场取而代之。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综合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又衍生了新发地、岳各庄、锦绣大地等多个市场，而蔬菜来源地也早已突破北京本地，跨越山东、内蒙古甚至海南等地，丰富着北京市民的菜篮子。
　　到1993年，李凭甲已经在大钟寺工作了10年时间。此时，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此时，出乎所有人意料，李凭甲选择了功成身退。
　　李凭甲离开大钟寺村的时候，留在大钟寺村多达38家企业。其中，包括至今仍留在一些北京市民记忆深处的“京钟牌”火腿厂家——北京京钟肉类食品厂。
　　鲜为人知的是，大钟寺批发市场正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菜篮子工程”的发源地。
　　据李凭甲介绍，大钟寺批发市场的发展，渐渐地引起了北京市农委和中央农委的重视，也引起了兄弟省市的关注：一方面，政府要求上报一些材料；另一方面，各地不断有人来大钟寺学习取经。在这种情况下，大钟寺批发市场成立了信息中心并专门雇了一位退休人员写材料。
　　一次，在写一份材料时，李凭甲决定给他们做的事情起个名字。他先想到了“菜篮子”，但仔细一推敲，他觉得这个称谓“太小”；他又想到了“菜园子”

，再一推敲，觉得也不是很满意；突然，他想到了“菜篮子工程”这五个字，并从心里认可了它。
　　“菜篮子工程”这个名称被写进了报告里。相关材料被上报到政府部门之后，也得到了认可。就这样，“菜篮子工程”被叫响了。
　　“画海”第一人
　　在李凭甲打造“菜篮子工程”的第10个年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此后，中国的市场经济驶入一段高速发展的轨道。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如同当初创制“分田到户”模式后选择离开山东一样，在“菜篮子工程”成功后，李凭甲选择了离开大钟寺。
　　这一次，他选择了“为自己创业”。
　　离开大钟寺之后，李凭甲以承包经营“登塔观光业务”的方式入主中央电视塔。
　　李凭甲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说，那些来登塔的人当中，不乏文化界的名人大家。他们在登塔时，都愿意到他的办公区域“坐一坐”。
　　在经营观光业务的3年间，李凭甲先后结识了娄师白、阿老、李铎、刘炳森、刘大为、米南阳等声名赫赫的艺术家。
　　中央电视塔内，悬挂着一些书画名作。这些艺术家来登塔时，也会应邀留下自己的作品。和这些名人大家交流多了，潜藏在李凭甲生命中的艺术天赋有了勃发的冲动。那些时日，早年与绘画结缘的画面常在他脑海中浮现。
　　在追随老师学习油画时，李凭甲尝试着“把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用心搭配”，在调出各种美丽色彩后，他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在自己学会调色、学会布局、学会覆盖败笔……在极短的时间内“出师”后，老师对他的悟性大加赞赏；在外县画毛主席像的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想到了一种颜色的使用，于是他便起身坐在炕上接着想……
　　这一切，促使李凭甲把搁置已久的画笔再次提起来。
　　30多年后有了重新拿起画笔的冲动时，李凭甲最想描绘的美景是心中的大海。
　　故事还得从李凭甲和大海的缘分讲起。
　　当年，在画了3年毛主席像之后，李凭甲产生了强烈的到外面“闯一闯”的冲动。
　　李凭甲的一位伯父在山东青岛当军官，他把闯荡的目标选定在青岛。但是，他到了青岛才知道，伯父已经“被打倒了”。
　　伯父的家就在海边，闲来无事，李凭甲就到海边漫步。走着走着，他被大海迷住了。
　　“往前走10分钟是大海，再往前走10分钟还是大海。”李凭甲在回忆往事时说。他在海边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在这几个月专心致志看海的日子里，他把“没风的时候海面是什么样子，有风的时候海面又是什么样子，几级风的时候浪是什么样子，浪是怎么来的……”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李凭甲的心里装满了海之后，他就开始提笔画海……
　　在多年之后重新提起画笔，李凭甲发自内心要画的还是海。他告诉《法律与生活》记者，多年来的每一天清晨5点，他都会准时起床创作。许多大海的巨幅画面，在这寂静的时刻被他不断地描绘着。
　　当年，李凭甲跟随邢福祥学的是油画。由于有油画的基础，他现在用国画材质画出的大海，比一般国画家画的大海多了些“动感”。此外，由于历经商海沉浮、岁月风霜浸染，中年的李凭甲笔下的大海比少年时期画的大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在一本名为《大海之子》的画册中，收录了多幅李凭甲笔下的大海。那些大海的画面，每一波浪潮都蕴藏着不一样的气势，每一朵浪花都有不一般的意蕴……每一幅大海的画面都大气磅礴。
　　李凭甲画海多年，笔下已呈现过上百幅大海的图景。当《世纪大潮》《观海听涛》《海上日出》《涛声万里》等一幅幅充满生命力和澎湃激情的海洋画作品面世后，他被公认为“画海”第一人。
　　2“思路决定出路”
　　“猴子能够变成人，就是因为不安于本分。”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李凭甲多次重复这句话。在采访中，他就多次转行和自己的成败观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为何多次转行
　　《法律与生活》：你一次又一次地转换角色，内在动因是什么？
　　李凭甲：我是“卒子过河不怕死”的那种人，不安于本分。我做一件事情，一旦成功了，就想换一件事情去做。
　　《法律与生活》：你转换了几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其中有共性吗？
　　李凭甲：有。我的理念和别人不一样，无论做哪一行，我都会想到平民百姓能消费得起。我在经营海德冠国宴食府的时候，经营理念是让“平民百姓吃国宴”。我把曾经在钓鱼台做国宴的一位退休师傅请来做厨师，他做的鲍鱼捞饭，同样的菜品，在北京饭店一份卖四五百元，在海德冠一份只卖38元。
　　现在我做书画，也是要让“名人字画走进平民百姓家”。自2011年起，我和七八位很有名气的书画家一道发起“文化下乡”活动。在每次活动中，每个人留下四五幅字画。虽然我的字画被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定出的市场价为每平方尺2.5万～3.5万元，但有的字画2000元就留在当地了。
　　《法律与生活》：书画业与酒业之间的行业距离比较大，你怎么会从书画业跨越到酒业上呢？
　　李凭甲：我做酒并没有放弃书画。我参加工作，是在乡镇，基层干部不喝酒不行。后来到了大钟寺，也得经常喝酒。喝酒以后经常头疼，我就想“一定找个喝了不头疼的酒”。2005年，我听一个人说，四川一个半山腰上住着一位和尚，他发明了一种喝了不上头的酒。我就专门去了一趟四川找这位和尚。到了那里一看，我才知道他的酒是用苦荞麦酿的。
　　到那里的当天晚上，我被动地喝了9大杯苦荞酒。9大杯喝下去，喝醉了，但头没有疼。我就花3万块钱把配方买下来了。
　　如何理解失败
　　《法律与生活》：你有过失败的经历吗？
　　李凭甲：我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失败，是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当时，从老家带到北京的2000元钱赔得一分不剩了。回山东去吧，怕别人笑话；不回去吧，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在最艰难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从精神和经济上给了我很大支持的人。又起步的时候，就被大钟寺聘请，成了“京钟肉类食品厂”第一任厂长。
　　《法律与生活》：你在失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李凭甲：行动失败了，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任何一次失败，都会为下一次成功打下一定基础。
　　如何看待成功
　　《法律与生活》：你是怎么做好每一件事情的？
　　李凭甲：思路决定出路。胆大是成功的一半。
　　我当年是带着家乡的德州扒鸡进京的。我到北京卖德州扒鸡的时候，北京肉制品种类很少，只有小肚、小肠这些东西。我当上京钟肉类食品厂厂长后，骑着自行车把北京所有副食店调查了一遍，才开始生产。
　　京钟肉类食品厂生产副食品，没有照搬别人家的小肚、小肠，而是在搞创新。一段猪肠衣，我会装进去猪肉、牛肉等不同的东西，开发出新的产品来。
　　后来，一方面，由于京钟肉类食品厂生产出50多种新产品；另一方面，我把青岛火腿、哈尔滨红肠引进北京，一下子丰富了北京市场上的副食品种类。
　　在熟肉制品做出样子来之后，我又在大钟寺建起了生肉批发市场。
　　《法律与生活》：你认为想象力对成功者重要吗？周围人跟得上你跳跃式的思路吗？
　　李凭甲：想象力对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非常重要。发散式思维对一个人来说也很重要。
　　对我这种不安于本分、一件事干得差不多就换别的干的做法，周围人都跟

不上这种节奏。一开始我做白酒这一行的时候，周围人都反对。有人劝我：“又有茅台，又有五粮液的，咱做不过人家。”等我把苦荞酒做出来以后，大家喝着我的酒又说：“还是咱自家的酒好喝。”
　　《法律与生活》：你谈起往事来显得很轻松，成功对你来说真的那么简单吗？
　　李凭甲：成功没有捷径可走，全在勤奋和悟性。在年轻的时候，我忙起来经常一晚上不睡觉。现在，每天早晨我仍雷打不动地5点钟起床，5点30分开始写字、画画；在别人正常上班的时间，我处理其他事情；中午和晚上，几乎每天都有应酬；睡前，我还要再理一下一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