⒉以国家豁免制度为视角。国家豁免制度主要基于主权中的平等原则，即平等主权主体间无管辖，因而一个国家、国家机构及相应的财产可免于他国审判和实施的管辖，这对保持各国间独立以及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亨金指出豁免制度在国际法上有其相应的功能，应予保留。随着国际上国家与私人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国家作为私主体身份从事的商业性行为也逐渐增多，继续适用绝对的国家豁免制度已产生了法律上的不平等和利益的不平衡。此时，“主权的概念主义已经失去了以往不可抗拒的力量”，［３１］（ｐ３８４）限制豁免理论①应运而生，虽然该理论尚未得到普遍接受，但这并不影响其存续和发展，因为它有着功能上的积极效果，满足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亨金指出，应当摆脱主权的僵化概念以及绝对豁免，“未来的豁免法应反映该体系的真正需要及其价值，国家的价值和人的价值”，“法律应逐步减少豁免”。［３２］（ｐ３９５）
　　（三）动态的主权观
　　亨金指出，“主权的政治含义为国内社会的最高权威，但其被引入国际社会后，就成为国际规制、国际法发展以及人的价值实现的障碍”。［３３］因此，国际法上的主权涵义应当随着国际法以及国际体制的改变而作出动态调整。
　　⒈以国际人权为视角。亨金认为，“权利意味着善、满足感、幸福和神圣自然的秩序”。［３４］权利内涵上的共性使得“人权概念被认为是普遍和国际的”，［３５］人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关注。亨金认为，“自治是国家的一个重要价值，但并非铁律”，［３６］对人的尊重也应该成为主权的一部分内容。此外，国际人权法的特殊实施机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和贬损着国家主权。如自我报告制度②就是“主权减损的一个体现”；［３７］还有国家授予委员会调查、裁决的权力，更无疑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这种变化在概念上是大的，但在实际上却是小的”。［３８］亨金指出，国家主权正在受到人权运动的威胁，但并没有消失，一方面，基于“事实上人权和人权运动有赖于政府和国家体制”；［３９］另一方面，当一般人权的违反不构成“和平的威胁”时，不允许一国对另一国以违反人权为由采取单边措施，“否则将威胁到国际和平和联合国宪章最初的宗旨，导致单边武力的滥用”。［４０］基于此，亨金主张应当“努力使主权变得与人权更加友好”。［４１］
　　⒉以国际体系为视角。目前，国际体制仍主要由独立的国家组成，但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个人的地位在国际法上日益受到重视。国际体系正从原有的国家价值向人的价值以及人类整体福利演变，集中体现国家价值的主权含义也随之在改变。正如亨金所指出的，“国际体制已变化，国家不应再沉迷于‘主权’的教条”，“‘主权’并不意味着无法无天，‘主权’包含着同意被规制以及寻求国际良好规制的权利”。［４２］提出国际体系的发展可分为自由、合作、福利三个阶段，目前本质上仍处自由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信息网络的日新月异，互相依赖性推动了国家间的合作，但并未明显减损国家主权。于此同时，人类共同议题的兴起，如环境保护、人权发展、恐怖主义等问题，国家边境更易受到侵犯，若各国仍信守自治和不可干涉不可动摇的话，则“没有一个主权国家能够有足够的‘主权’来解决上述问题”。［４３］
　　三、亨金在国际法上主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在国际人权法方面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前所未有的灾难，人权问题日渐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人的价值也不断渗入国家价值，冲击并修正着国家主权，也促进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其一，在国际人权立法上。世界人权运动是由《联合国宪章》③发起规划的，［４４］（ｐ５１５）并“刺破了国家边界和主权的面纱”。［４５］而《世界人权宣言》的重大意义在于有效促使了人权观念自愿和普遍的接受。随后，国际人权公约逐渐增多，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有涉及特定权利的公约及地区性公约，如《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每项公约均是国家间的协议，以各国承认并尊重为条件。可见，国际人权公约的发展，体现着国家主权的让步和限制，也印证了亨金辩证、动态的主权观。此外，人权非条约法也有增长势头，该立法形式源于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国际反应，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认为这种行为非法，尽管当时南非共和国强烈反对，但仍不能阻碍“种族隔离为非法”该非条约法的产生。其二，在国际人权法实施上。国际人权法的实施不同于其他国际法，因为履行国际人权法最终是国内的事情，故国际上建立了一套特别的实施机制。根据国际条约设立的人权委员会是条约的监视机构，接受国家有关履行条约承诺的报告，有的委员会还取得了调查权，可以为了调查某些信息访问特定国家的领土，如《反酷刑公约》下的反酷刑委员会。有的地区性人权公约还设立了人权法院，受理侵犯人权的指控。此外，国际政治机构也推动着人权法的实施，如联合国下属各机构通过谴责、制裁的决议对侵犯人权的国家和行为进行指控。当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违反人权的行为时，联合国安理会还可通过做出经济制裁、军事行动的决定或建议进行集体人道主义干预。同时也应看到国际人权法发展面临的障碍，基于国家的不可干涉性，国家价值还在对权利施加种种限制，如人权中的一些权利尚未得到承认、公约的保留事项等，故亨金希望“各国不要将主权作为人权保护的障碍、不关心的借口或孤立主义，而是体现出一种责任和机遇来保卫人权”。［４６］
　　（二）在国际立法方面
　　国际法上主要有两个法律渊源：条约和习惯。从本质上讲，两者都有赖于“国家同意”原则——体现了国家自治和主权。目前，主权的神话、对国家自治与不可干涉的承诺仍是制定所需法律和有效实施已有法律的主要障碍。［４７］（ｐ４２１－４２２）亨金主张，主权观应根据国际政治体系的变化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概念本身，从现实和效果出发看待主权，有利于对国际问题达成共识。目前，国家同意这一前提已有放松之势，有效促进了国际立法的发展。首先，各个领域国际条约不断增多的现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主权的自我限制。其次，在国际习惯法上。比如，新设立的国家必须接受其进入国际体制前已经存在的国际习惯法，而不能援用“国家不同意原则”主张该习惯法对其不适用，即“作为加入国际体系的条件，所有的‘俱乐部’规则对新国家有约束力”。［４８］另外，现代国际立法上还存在一种趋势——以习惯为手段来替代条约进行有目的立法，［４９］如规制核武器以及种族隔离的相关习惯法。这种“习惯立法”可规避“国家同意”产生的障碍，约束那些本来不同意签订国际条约但对习惯默认的国家。“有目的的习惯法在功能上是令人满意的，虽然在概念上并非如此”，因为“其源于国际体制的同意而非国家的同意”。［５０］最后，从国际强行法看，它是“国家同意”的例外，其不以所有国家的同意为前提，也不允许任何国家的反对。二战后，国际体制接受了强行法，并认为其是最高的、不可贬损的法，如禁止使用武力、禁止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等，因为这些法律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道德的内在直觉”。［５１］上述国际立法的现实体现了主权在国际立法的限制和贬损，从而也充分印证了亨金主权思想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