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文化不仅影响一国国民的行为,在该国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中也发挥着意义深远的作用。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表现形式多样,并体现出实用主义、双重标准等特点。从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入手,阐述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关键词：政治 文化
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使用的。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着作和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它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这种态度类型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乃至政治秩序都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作为文化的心理和精神层面,政治文化会持久、间接地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策。不仅如此,从一国对外政策政治学角度看,政治文化在一国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中也发挥着一种微妙但意义深远的作用。”由于文化和民族价值观是社会化的并且根深蒂固,所以无论在大众群体还是精英群体中,大多数人都会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2],从而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实践之间联系紧密,二者是互为塑造和加强的互动关系。一般说来,一国政府为了获得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考察并顺应本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考虑、情感和价值,即顺应”民意”,这样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对外政策的趋势和走向。Www.11665.CoM另一方面,顺应”民意”的对外政策和实践又会反过来强化本国的政治文化。当然,这种互为塑造和加强的关系依照不同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状况体现出不同的强度和特点。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是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实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际法观及其指导下的国际法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全貌。对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背后的政治文化支撑进行剖析,并对二者的互动关系加以阐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个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一、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概况及其特点二战的爆发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由孤立主义逐渐转向以加强国际合作,重视以建立国际机制为特征的多边”国际主义”。但考察美国的国际法实践,不难发现,美国在参与建立国际组织,遵守和维护国际法的同时,还有许多拒不参加那些大多数国家拥护的国际法、参加后又退出某个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公然违反国际法以及非法战争的行为。11不参加的情况这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未签署的国际条约,也包括虽经总统签署,但未被提交给国会批准或被国会最终否决的国际条约。历史上,参议院否决美国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截至1999年10月13日,参议院否决的国际条约仅为21个,而批准的则为1523个。[3]在海洋法领域,里根政府于1982年表示不签署曾经由美国积极参与、推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参议院于1989年拒绝批准已经被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除了其中两个附件条文),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美国至今仍未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是少数几个未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在区域性人权条约方面,美国一直拒绝加入《美洲人权公约》和该组织通过的其他有关人权的公约。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美国政府至今拒不签署限制转移危险废料的《巴塞尔公约》,并经常将危险废料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02年,布什政府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国际刑事法院,也不会考虑批准克林顿政府时期签署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迄今为止,美国仍未签署《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中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和激光致盲武器的两个议定书,从而使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摆脱国际法的约束,肆意使用贫铀弹、集束炸弹和凝固汽油弹。2.参加后又退出(或之后又加入)的情况冷战后,美国先后退出了几个被国际社会认可并普遍拥护的国际条约,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如2001年,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遏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是一个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在内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国际条约同年12月12日,布什政府正式退出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此举招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对待国际组织方面,1984年里根政府因不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为”第三世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讲坛”而于当年12月悍然宣布退出该组织。3.公然违反的情况违反的条约涉及经贸、国际人权以及
一些战争法规则等领域。如1987年10月和1988年4月,美国海军战舰毁坏伊朗三个海外石油生产综合设施,违反了美伊《友好条约》多项条款和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也接连违反人道主义法。如2002年曝光的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监狱存在着大量虐囚现象。2004年经曝光,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经常对战俘实施虐待行为,这些都严重违反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将巴勒斯坦驻伊拉克的两名外交官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长达一年之久。4.非法战争行为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发动了多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和授权的武装侵略、干涉等,严重违反了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以及国家主权原则等国际法原则。如1958年,美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贝鲁特附近登陆,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1983年,美国为维护其在加勒比地区的霸权而对格林纳达发动武装入侵。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1998年12月,美英发动”沙漠之狐”行动,空袭伊拉克。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2003年,美国又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美国着名报人、作家威廉。布鲁姆在其撰写的《谁是无赖国家》一书中,经过统计认为,”从1945年到20世纪末,美国试图推翻40个以上的外国政府,镇压了30个以上与不堪忍受的政府展开斗争的人民——民族主义运动。”[4]以上分类阐述的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从整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形式的多样性与多变性。美国的国际法实践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有遵守的情况,也有违反等情况。从美国不时地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对待国际法的做法来看,美国的国际法实践又具有明显的多变性。二是,双重标准的运用。这是美国国际法实践上的重要特征,尤其冷战后,这一特点显得更为明显。美国对待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态度经常以盟友和非盟友、”顺从的国家”和”无赖国家”为划分标准,执行不同的政策。三是,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以实力政治为基础,保持务实的指导思想以维护美国利益为目标在保持自由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塑造以美国价值观为指导,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当规则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和主导,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时,美国就选择单边主义,抵制、对抗国际法或”另起炉灶”。四是,体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建立并巩固世界霸主地位是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在”霸权稳定论”的影响下,美国坚持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正确的目标就应该是尽可能地在将来保持霸权。”美国在对外政策和国际法实践中体现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覆盖了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谋求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以强大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同盟为手段,动武、威胁、制裁、实行”新干涉主义”、利用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运用制度霸权或其他隐性霸权达到利己目的都是美国的惯用手段。[5]
二、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特征丰富的美国国际法实践背后必定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文化。丰富、复杂的政治文化被视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原则。[6]之所以被视为核心原则,原因在于美利坚民族异于法兰西民族、日本民族,他们是靠一种政治传统而非突出的血缘和地域特征维系起来的多样化的人群。美国人的核心理想扎根于第一批白人移民保持的欧洲传统当中,与英国政治文化有较深的渊源。尽管目前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着述很多,观点各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美国人的核心政治理想——自由、平等和自治入手认识美国的核心政治文化。托马斯·帕特森认为,”自由、平等和自治是美国人的核心政治理想。”所谓”自由”意味着,”个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行动和思考,只要他们不是无理地侵犯他人的自由和福利。””平等”指的是所有个人在道义价值、法律对待和政治要求上都是平等的。但这种人人强调的平等概念并不明确,而且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因为人们在天分和财富上的差异部分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人们坚信这种理想和政治原则,希望并要求美国政府作为民主政府,在宪政主义之下尽可能扞卫个人权利和保卫财产。”自治”则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民是统治权威的最终源泉和正当的受益人”,以多数统治为基础。[6]自由、平等、自治是美国人的核心政治思想,而美国政治文化又不仅限于此,它还包括一系列与”自由、平等、自治”相联系的其他原则。1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主张,人们应当采取主动,自己动手,积累自身福祉所必须的物质优势。”它是对个人首创性、自足和物质积累的一种承诺”。[6]它与清教思想和自由的信念联系紧密,认为美国是一个整体,而个人则构成了这个整体的基础,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前进源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对平等理念的遵从。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发挥才智和最大潜力去自由地探求自己的道路,而不必考虑不公正的待遇。由于个人主义与自由、平等之间关系紧密,个人主义又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
它促使人们反对一切绝对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来自于国家、教会还是政党。[7]21多元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的要求是踏上美洲土地的第一批新教徒的坚定信念,之后的几百年中,美国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新教的宗教崇拜。宗教信念是美国政治原则的基础,在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教主张个人责任、克制、诚信、守信,是使自由主义不至于走向极端放纵的精神保障。在美国,虽然新教”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并潜移默化地、深远地制约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使其成为有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8]正如布鲁姆所说,”要使不受合法的社会与政治管辖的领域获得扩展,唯一的方法是使其出于道德与政治知识要求的约束之下。”[9]这样在宗教的统一号召下,美国获得了一种”统一”,即美国人是一个整体,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盟。同时,这种”统一性”是与”多元性”并存的。”多元性”主张尊重个人和团体间的差异,承认并推动着多元异质的文化、价值观等。其强调的差异在个人主义的催化下让处于事实上不平等的个体和群体不致”沉沦”,并成为提升国家力量的一个源泉。31实用主义。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和思维方式。实用主义看中的是一件事情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拘泥于既有制定的原则,这样就为行动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实用主义既是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的突出特点,也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它指导美国的外交不致偏离实现国家利益的轨道,规规矩距地依据现实实力及每件事的具体情况确定外交目标和制定对外政策。41美国例外论。新教教义与特殊的历史让美利坚民族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一种特殊的命定感。杰里尔·a·罗塞蒂将其形容为”美国清白无罪”、”乐善好施”和美国”例外论”。[2]三者之间有很大联系。曾经弥漫美国上下的孤立主义与美国人认为自己并不具有侵略性、不喜欢操纵别人的”清白无罪”一脉相承。换句话说,美利坚民族最为例外,是上帝眷恋的民族,上帝希望它通过建立一个完美的”山巅之城”成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效仿的对象。美国”清白无罪”,即使做出了干涉他国、参与战争的举动,也完全是出于”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促进所有人的自由与和平的巨大使命。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优越性,促使世界基督教化和美国化是美利坚民族的特殊使命。
三、美国政治文化与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的互动美国政治文化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偏好和思维方式,并对国民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还与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美国,谁拥有权力?谁最终决定美国政府追求的对外政策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托马斯·帕特森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理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一是多数统治论,认为多数人决定了美国的各项公共政策,主张建立民治政府二是多元论,认为社会利益分化的后果就是许多政策必须通过与多元的利益相结合的权力来决定三是精英统治论,即美国国家权力掌握在一小撮地位高、影响力大的少数人手里四是官僚统治论,认为权力掌握在一批职业政府官僚的手中。从美国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看,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无法全面解释权力在美国如何拥有和运作的问题。[6]多数统治论能反映”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理念,但大多数领域中的政策并不存在多数人的观点。多元论从民主和自由主义出发,承认社会的多元利益以及表达的合法性,但又不得不面对权力和政策再一次被少数特定集团”绑架”的危险。精英统治论和官僚统治论似乎更能解释权力的实际归属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但无论如何,这四种理论反映的共同问题是,在不同领域,国家权力的”归属”和运行模式不同,有些政策由大多数人的影响力所决定,另一些政策则反映了特殊利益、官僚或精英的影响力。美国政治文化既存在于普通美国民众中,也存在于决定和施行对外政策的政治精英中,既存在于利益集团中,也存在于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主、共和两党中。这样,美国政治文化就借助这些”载体”实现了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上文列举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和”美国例外论”虽不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全部,却揭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不同个体、特定团体、政治精英、政府部门及职业政府官僚对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对待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态度以及行事方式等,在政治文化的影响和约制下体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另一方面,不管是维护多边”国际主义”,还是强调”单边主义”,对国际机制、国际法不理不睬,甚至公然违反国际法、进行非法战争,都会对美国民众形成明显导向,彻底扭转、颠覆或是加强既有的政治文化。比如,以美国不批准或不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为例。美国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忽视人权、践踏民主。虽然在美国国内,与一些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相对数和绝对上,都有最大数目的饥饿者、无家可归者和穷人,包括非法战争中的”俘虏”,他们的人权和民主并没有得到真正维护,但美国人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政治文化,自立和有限政府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如,扎根于美国民众内心的”美国清白无罪”、”乐善好施”、”例外论”的文化和民族价值观使得美国在一战、冷战以及一些对外战争中的政策和行动被裹上了”道德说教”的外衣,虽然明知道大部分对外政策等同于一场道德讨伐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本意。当年为了赢得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向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并克服二战后的孤立主义倾向,美国政府找到了反”共产主义”这个靶子。共产主义被形容成对自由、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时至今日,”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美国才是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扞卫者的政治价值观仍在美国政府”道德说教”和吹嘘对外政策成就的倾向下不断”发酵”成强烈的美国民族主义及偏执情绪。在这种民族主义和偏执情绪之下,那些侵略战争、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都获得了实施的”合法性”。以”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和”美国例外论”为特征和基本要素的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国际法实践最终目的是要促进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同时尽可能地迎合而非简单反对”民意”,并以此为基础,增进政策和政权的合法性。反过来,被美国政府实践了的政治文化又进一步强化着美利坚民族相对持久、稳定、复杂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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