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动机的深层性。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受众的接收动机有深层和浅层之别。浅层动机往往是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予以认同的，这类动机常常可以公开承认和明示。深层动机是受众藏而不露，秘而不宣的接受倾向和意念，一般具有不能说、不想说、说不清的特征。这是因为“深层动机中的一些东西往往有损阅听者的形象和为正统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道德规范所不容。因此当传播学者试图要受众说出他们的深层动机时，他们往往加以回避或予以隐瞒，否认有损形象的动机，或者以良好的动机来代替深层动机，从而让人无法全部洞悉他们的深层动机。”对淫秽信息的接受就来自于受众的深层动机。犯罪学的一些调查资料显示，一些人接触淫秽信息的深层动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奇型”，通过淫秽色情信息窥探性的秘密，了解他人的私生活号性经验；另一种是“代偿型”，即“替代性”地满足自己对性的病态甚至是变态的欲望。后一种很容易发展为色情成瘾。
　　二、危害：“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传播效果分析
　　淫秽信息的社会危害性究竟有多大，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受众个体的行为模式，它影响受众的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颇受关注又颇有争议的问题。
　　1967年，美国国会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成立了国家淫秽与色情问题委员会，对涉性作品的传播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重点研究淫秽色情作品对大众的影响。1970年，该委员会向国会及总统(时任总统为尼克松)提交了研究报告。报告对色情作品对受众的影响的主要结论是：委员会认为，政府没有理由继续干涉成人阅读、获取或者观看他们所需的任何这类作品的自由。据委员会和其他研究者的广泛观察和调查，没有证据表明，接触有明显性内容的作品会导致危害社会或个人，比如犯罪、少年犯罪、性或非性方面的异常或者严重的情感忧虑。
　　委员会报告的结论遭到尼克松总统的拒绝，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从那时开始，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多方面对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多尔夫-齐尔曼和詹宁斯·布赖恩特采用实验的方法让志愿者每周观看1小时的过滤掉暴力的主流色情影像，一段时间后，研究者佯装开始做另一研究，询问志愿者与女人的关系以及对她们的感觉。研究结果确切表明，色情作品绝非没有危害效果，观看过色情作品后，人更容易感到强奸不算严重罪行，性行为比比皆是，自己的性生活不够令人满意，不该过于信任自己的伴侣。埃德·唐纳斯坦等人的研究表明，受众观看强奸场景和性暴力的描述会在性问题上导致对女人的无情和对强奸犯态度的温和。
　　客观地说，淫秽作品的传播效果的研究还存在巨大的困难，因为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谁是受众，没有多少人愿意配合调查坦陈自己就是淫秽物品的受众甚至受害者；其次，受众接触淫秽信息与其产生畸形性行为、性罪错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犯罪学的一些资料和西方传播学者的一些实证研究、特别是对媒介暴力危害后果的研究，对淫秽作品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效应，试着从发生机制上提出以下的分析。
　　(一)模仿效应
　　这是应用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在20世纪60年代就观察学习理论的一种应用性研究。班杜拉认为，由于人有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获得信息以及自我调节的能力，使得人可以通过观察模仿他人的行为及结果，而不必事事亲身体验就能学到复杂的行为反应。这种观察既可以是对周围的人的行为及后果的直接观察，也可以通过阅读、视听各种媒体中人的行为完成。按照班杜拉的理论，媒体中所表现的行为，除了可以作为示范行为而使人们通过观察学到新的行为模式，还可以影响已学到行为的实施，即除了教会人们如何做之外，还对人们从事这种行为起激励或抑制等作用。总体上来讲，模仿媒介行为方式主要经历3个阶段：1.受众注意到媒介内容所描述人物的行为模式；2.受众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有吸引力的或是有效的，认同甚至欣赏这种行为模式；3.受众自己的活动中如遇到类似的情境时，他会模仿从媒介内容中习得的行为方式；如果能够成功，他可能会不断重复模仿。解释这一理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1774年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面世后，曾引发整个欧洲出现了大量的仿效维特自杀的现象，被称为“维特效应”。
　　模仿理论提供了微观地考察媒介内容对社会成员产生长期影响、对人的社会化过程产生作用的方法。这方面实证研究最多的是媒介中的暴力行为对人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观看暴力行为和观看者自身从事暴力行为有关的例子。比较直观的因而也容易引起注意的情况是：罪犯供认其在犯罪前看了某个暴力电视节目，在犯罪中采用了和节目中同样或类似的手段，或受到节目的鼓励认为杀人很容易，等等。
　　受研究暴力行为的启发，观察学习理论(模仿理论)对于解释媒介淫秽信息对受众行为的影响也提供了一种视角。由于淫秽信息涉及的是人们一般难以获知的关于他人性活动包括性生理、性心理、性行为方面的内容，出于对他人高度私密的性活动的“窥视”的欲望，淫秽作品中那种细致化的性行为描绘和官能刺激性的性心理渲染就极易产生示范作用，引发受众特别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的关注，并有可能成为受众社会化过程中学习性行为模式的“信息窗口”。又由于它所展露的是淫亵的、变态的、以动物性消解人l生的性行为模式，因此它很可能导致受众性观念的扭曲和性行为的异常，甚至诱发性犯罪。
　　一些研究成果似乎也验证了模仿理论。日本一项持续23年的研究结论证明，接触色情作品绝对与强奸和性攻击增加相关。美国丽贝卡·科林斯等人调查了1800名青少年对有性内容的节目的收视情况，1年以后又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发现，1年前调查中观看性内容最多的青少年，在调查后的一年里开始性接触的可能性最大；观看性内容最多的前10％的性接触的可能性，是观看性内容最少的后10％的青论文联盟http://少年的两倍。
　　(二)脱敏效应
　　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接触淫秽作品使人对性及性道德感觉逐渐钝化，从而对现实生活中的色情及其他有伤风化的性异常现象感觉麻木、反应迟钝，甚至习以为常。如果要让受众重新恢复“有感觉”或将感觉敏锐程度维持在常态，则必须不断提高淫秽作品的暴露程度，加大对受众的刺激强度。显而易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将意味着淫秽色情作品在内容和数量上的不断升级，也意味着受众对淫秽色情作品乃至于生活中的色情现象的容忍程度会越来越高。

　　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研究媒介暴力的学者提出来的。研究好莱坞电影的研究者注意到，当一些具有暴力内容的电影获得成功，制片人为其制作续集时，一般都要在续集中加入更多暴力，几乎无一例外。如仅从暴力行为杀害人的数量来看，《铁甲威龙》第一部死者32人，第二部激增至81人；《第一滴血》第一部兰博杀了62人，至第三部就增加到111人；《教父》第一部12人被杀，第二部18人被杀，至第三部就上升为53人。对于好莱坞电影这种暴力升级的现象，“有一个解释是，好莱坞试图满足已看过系列片的第一部电影的观众。或许，制作者本能地以为，电影系列若保持同样等级的暴力，观众得到的情感刺激便不如他们最初看第一部影片时大，于是便提供更多的血腥与屠杀。倘若这一直觉正确，它其实在暗示，我们的娱乐会越来越趋于暴力。脱敏概念暗示，退回原位其实已不可能，整个势头朝越来越高的暴力等级发展。”不仅如此，一些学者的实验还得出了观看媒介暴力会让人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脱敏的结论。美国的罗纳德·德拉布曼和玛格丽特·托马斯在一项旨在对儿童观看电视中暴力内容的节目的研究中发现，观看过媒介暴力的儿童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现象的敏感程度明显降低。
　　暴力与色情是一对并蒂的恶之花，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关于脱敏效应在有关媒介性内容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2001年2月，美国凯塞家庭基金会对电视节目的性内容做了一项调查。研究者从1999到2000年的电视节目中随机选取1100个节目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68％的节目包含有程度不等的性内容，比该机构两年前的同样性质调查提高了12个百分点，当时的调查显示只有56％的节目含有性内容。与之相对应，研究者还发现，电视黄金时段节目中的性内容比例也越来越高，许多电视观众包括少年儿童对电视节目中的性内容已经变得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美国abc·tv资助的一项课题，对12－16岁的青少年对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中的性暗示是否理解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即使最年少的观众也明白节目中性暗示的内容，且谈论时不觉尴尬。
　　(三)引动效应
　　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接触负面信息会激发或引发与之相关的思想和评价，从而导致人们在现实环境中更倾向于运用比较负面的行为模式。“引动”不同于模仿，它不是单纯的借鉴、学习，而是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联想和联系过程，由某一点联想到与之相关的某些点。比如，在看到拳击比赛时先产生拳击的概念，再引发产生想去踢东西、扔东西的想法，短时间内表现出暴力倾向。
　　美国的伦纳德·伯科威茨等人在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引动效应在接触媒介暴力的人群中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完整结论是：首先，人们观看媒介暴力可能会引动与敌意相关的思想，这些思想至少短时间内会影响我们看待别人、解释别人行为的方式。其次，媒介暴力会让人们相信某个情况下的攻击行为是正当有益的。再次，媒介暴力会引动人们的行为倾向，促使人们的行动更加暴力，愤怒的人观看媒介暴力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伯科威茨提出，大众媒介是引动我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像源泉或思想源泉。
　　引动效应在接触淫秽作品的相关实验中也得到了验证。美国的肯尼斯·伦纳德和斯图尔特·泰勒在实验室采用“电击范例”的方法对40位男大学生和一位女士一同观看中性或情欲幻灯片的现场反应作了记录，并加以分析。该研究表明，由于色情电影中通常突出的是性欲和男人征服女人的勇猛，并持续不断地把女人描绘成性方面的乱交与顺从的形象，因而男性观众若不断看到各种容忍甚至渴望介人畸形性行为的荡妇形象时，常会激发出无情行为，该行为可能会导致男性在挑衅之下更为野蛮地虐待妇女。该实验证明，接触淫秽作品有引发和促进对女性的攻击性的行为的后果。
　　三、生态：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传播环境分析
　　近几年来，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犯罪现象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特别是网络和手机淫秽信息的传播非常猖獗，致使公安、司法机关一再展开专项治理行动予以打击。2009年，公安机关“亮剑”行动破获违法犯罪案件325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394人。2009年1－10月，全国法院受理涉及传播淫秽物品等刑事犯罪案件1414件，审结1273件。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犯罪的成因问题。除了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等多种因素外，从传播学角度来考察，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乃至于恶化的趋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观测点。
　　(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对性道德的销蚀及性观念的蜕变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也刺激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法国著名消费主义思想家波德里亚曾经分析过“物”的性质在消费时代发生的变化，提出作为消费对象的“物”被赋予了超出其物质属性之外的意义。它不仅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而被消费，还作为一种符号同人们的各种认同联系在一起，它在作为一种满足各种欲望的刺激物的同时，又超出了刺激物的功能，为人们的地位、身份、品位以及与此相关的群体、亚群体提供证明。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伦理上把对欲望、财富和快乐的无节制的、非理性的追求，看成是合理的、正当的甚至是人生目的本身。它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就是如波德里亚所说：“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规定性的人文‘革命’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代划分开来了，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及其欲望。”在民众心目中，满足个人欲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那种曾经被禁锢的欲望全部被释放了出来，消费作为一种能够带来感官刺激和欲望满足的行为而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所在。人们开始遵循享乐主义的原则，追逐眼前的快感，满足不断被刺激和制造出来的欲望，培养和发展自恋、自私和永远不知魇足的人格类型。在消费主义观念影响下，“消费被确定为社会的主宰力量和主导逻辑，人类的力量不再体现于其对象化的劳动中，不再体现于其生产成果中，而是体现在‘支出’、‘耗费’、‘奉献’、‘挥霍’、‘宴乐’这些更能展示人类本性的活动中”，也就是人的官能化消费中，而“性”及与“性”相关的消费理所当然地成了官能化消费的主题之一。“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这一点在作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传单的广告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学者王儒年先生曾经系统研究过1920—1930年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背景下的旧上海的消费文化。他指出，“遍观《申报》上的消费类出版物的广告，我们发现，80％以上的内容同性有关。”“当我们翻阅《申报》上有关书籍、刊物的出版广告时，当我们注意到那时各大影剧院的演出广告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色情的无所不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性’享乐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享乐于他们的娱乐休闲中。普通市民的日常谈话，‘性’是经常的话题。”1920－1930年代的上海市民社会与我们今天的时代当然有着本质的差异，但仅就全球化背景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思潮侵蚀下的人的精神虚无及精神生态的失衡而言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是精神世界的颓败，另一方面是肉身欲望的膨胀。“现代性理性在纯粹肉身欲望的冲击下，已经成为理性的碎片，并遭遇到非理性意志的全面侵占。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整个世界的生存法则……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膨胀引申出这样的当代文化意识形态：个体对异化社会的反抗是没有意义的，坚持理想精神同样是凌空蹈虚而无实际利益的，个人无限制地获取欲望满足是正当的，所以无论怎样沉醉在消费中都不过分。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凡是满足欲望的消费就具有终极合法性，凡是个体身体的欲望就只能释放出来。这样一来，社会意识形态整体上转化为消费意识形态，并不断被消费意识话语所控制。于是人类的道德体系和心智原则有限性终于让位于个体消费欲望的无限性，消费神话在价值失范和道德滑坡中变得漠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