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法益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完善

　刑法法益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论文联盟http://，它的结构是指各法益要素的组成及排列次序。刑法保护的具体法益内容、范围以及各种法益之间的排列次序，往往关系到刑法的价值取向。刑法是分配和调整利益的重要手段，因而刑法法益的结构必然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我国的社会利益结构经过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过程，已形成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三元利益结构。在三元利益结构中，最受重视的是国家利益，其次是社会利益，最后才是个人利益。相应地，刑法也依次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受到全人类的关注，从而，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四元利益结构逐渐取代了以往的三元利益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生态利益理应成为刑法的重要保护对象，成为刑法法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我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之发展变化、刑法的基本特性、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本法律观的基本要求出发，指出了我国刑法法益结构的缺陷，分析了调整我国刑法法益结构的法理依据，并提出和论证了调整我国刑法法益结构的具体思路。
　　我国刑法法益的结构性缺陷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社会危害性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据此，他将犯罪分为三类：“有些犯罪直接地毁伤社会或社会的代表；有些犯罪从生命、财产或名誉上侵犯公民的个人安全；还有一些犯罪则属于同公共利益要求每个公民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相违背的行为。WWW.11665.CoM”①此后，许多西方国按照贝卡里亚的思路，将犯罪行为分为严重危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与政治统治的行为，即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破坏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等的行为，即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直接危害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的行为，即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三种类型。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了十大类犯罪，它们分别属于三元刑法法益结构中，其中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有五类，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有三类，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有两类。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对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的重视程度依次是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这也使我国刑法法益结构存在如下缺陷：
　　与现代四元利益结构的价值取向不协调。贝卡里亚认为，刑法法益由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组成，而且在这种利益体系中，刑法首先重视的是国家利益，其次是社会利益，最后才是个人利益。这一学说一经产生，就指明了刑法法益结构的发展方向，对犯罪的分类至今还具有很大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价值的体现，现代社会的利益结构正在由以往的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利益结构逐步演变成国家、个人、社会、生态的四元利益结构。因此，刑法作为保护法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无疑也应该做出适应这种法益结构的调整。然而，我国现行刑法是依据“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三元利益结构所创制的，与现代四元利益结构很不协调。
　　刑法的保障性功能没有全面实现。刑法是公法，其中包含有保障法的功能，保障着其他部门法的有效实施。我国很多学者早就提出了刑法是保障法的观点，随着一次次法律革命的发生，法律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刑法的保障性功能也相继扩展，由对公法的保障逐渐拓展为对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的保障。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法律结构由三元结构发展为四元结构，其保障性也应拓展到对生态法的保障。而在我国刑法中没有确立生态法益的独立地位。
　　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刑法的生态环境法益没有单独分离出来，而是融合在社会法益之中。虽然生态法益与社会法益存在许多相同特征，但生态环境法益也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生态环境法益的主体具有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生态环境法益主体的整体性表现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态法益的主观表现形式是生态权利，而生态权利是一个具有综合属性的权利，既具有“私权”性质，又具有“社会权”和“生态权”的性质。其“私权”性质又表现为刑法的生态法益的主体的个体性，而这种个体性是统一在其整体之中的。其次，生态环境法益的保护范围具有基础性。生态环境的价值全方位的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因而，任何侵犯生态环境利益的行为，都将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只有对生态环境法益进行非常清晰的定位，才能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刑法将生态环境法益列为社会法益之一种，没能够将生态环境法益提升到与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同等的地位，使得刑法法益结构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从而不利于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不符合法治的要求。法治社会是一种权利主导型社会，权利是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是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刑法的保护，而且又是因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