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刑事政策制定 公民参与
内容提要: 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是提高刑事政策质量的必要手段。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的水平还比较低，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制度方面的障碍，也有文化观念方面的误区，以及公民参与能力的缺失。全面而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现实路径。
一、提出问题
刑事政策制定，是指针对一定时期内的犯罪问题提出并选择解决方案的过程，是刑事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对刑事政策价值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是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刑事政策制定主体多为国家，公民难以参与到其制定过程中去。在当代，随着民主的深入发展，在刑事政策制定过程中强调公民参与，其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在呈现出逐步发展、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寻求发展和完善我国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现实路径，对正在发展中的我国的公民参与制度尤具现实意义。
二、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一）可以增进刑事政策的公共性和民主性
1．公民参与可以增进刑事政策的公共性。公共政策的价值追求在于公共性，即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所谓公共问题，是指与那些“影响有限，只涉及到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私人问题相对的、“影响广（包括对不直接相关的人有影响）的问题”。WWW.11665.coM[1]公共政策一旦制定并执行，便会立即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使社会资源重新整合，人们的行为模式也将因此而发生一些转变。因此，公共政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小视。刑事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公共性也必然是其价值追求，刑事政策一旦制定也必然影响到公民的社会生活。因此，刑事政策与公民关系极为密切，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对实现刑事政策价值追求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公众参与刑事政策制定使公众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分配社会利益以符合公众的需要和愿望，确保刑事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因为“公民才最终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判”。[2]以近些年愈演愈烈的醉酒驾车肇事为例，醉酒驾车肇事严重威胁着公共安全，而现行的刑事立法对此类行为一般只能以交通肇事罪论处，这不利于打击犯罪。鉴于此，一些民众协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要求修改醉酒驾车追责法律，如果此类建议能够被采纳，成为打击醉酒驾车肇事的法律根据，必然能够确保刑事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可以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加强对公共权力运用的制约，避免刑事政策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扭曲。著名管理学家法约尔说过，“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3]政府责任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公众的责任以及政府内部对上级部门的责任两个层面。传统的刑事政策模式在责任的定位方向上是向上的，即对上级机关和上级官员负责，而对公众的需求则关心不够。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不惜一切代价打击违法犯罪，以追求社会稳定的政绩。这显然是公共权力滥用的做法，不利于刑事政策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实现。而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可以对政府官员的各种刑事政策制定产生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将促使政府官员的责任性进一步增强，不断地了解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公众的要求，制定出准确、及时、合理的刑事政策，真正体现刑事政策关怀公共利益的本质。
2．公民参与可以增进刑事政策的民主性。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之一。“民主决定于参与——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的参与决策”。[4]“真正的民主，需要通过‘公民不断的参与’，方能领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汇和建立民主作风，在行为上获取民主办事的技巧和方法，这样才可以保证社会运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5]公民在刑事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是实现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当代，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不仅要看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而且要看其政府的公共政策，政府向公众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否均衡、合理地体现了有关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如果普通公民的要求和愿望与政策结果没有任何关联，无论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看起来是多么民主，都只是一种装饰。因而决策的民主化，即追求社会公正，强调公民参与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民主的活力，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过程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参与是整个民主程序的基石。因此，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特别是刑事政策制定对于保证政策制定的民主化至关重要。
（二）可以提高刑事政策的科学性
刑事政策的科学性是实现刑事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宏观而言，一项科学的公共政策至少要符合三方面的要求：一是目标导向性，即公共政策必须以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维护或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二是社会可行性，即公共政策在执行中能够得到社会较为广泛的支持和认同；三是经济效益性，即公共政策尽可能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产出，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6]科学的刑事政策也应该符合这三方面要求。公民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刑事政策符合上述三个目标。首先，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基本动机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他们必然要求刑事政策的目标导向性，确保刑事政策制定是为了解决政策问题，实现公共利益。其次，公民参与也提高了刑事政策的社会可行性。公民亲自参与选择的刑事政策容易得到公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使政策在执行中不会遭到普遍的抵制。最后，刑事政策可行性的提高降低了刑事政策执行的成本，公民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刑事政策的社会效果，这必然会提高刑事政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微观而言，公民参与之所以可以提高刑事政策的科学性，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首先，公民参与可以为刑事政策制定提供充分的信息来源和智力支持。科学决策的形成，不仅依赖高智，而且依赖众智。惟有此，才能减少刑事政策上的流弊和偏差，以期形成最优的政策方案。以刑事政策制定的第一道程序政策问题为例。政策问题的分析、界定是政策制定的起点。刑事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已进人议事日程的各类犯罪问题。刑事政策制定者只有在了解一定时期的犯罪总体情况下，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真正解决犯罪问题。只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从而准确完整地掌握犯罪问题的各种相关信息，才有可能对犯罪问题作出全面深入分析。而公民参与为刑事政策制定提供充分的信息来源。[7]其次，公民参与可以优化刑事政策体系。刑事政策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所有刑事政策形成的结构和系统。单项刑事政策的质量再高，也无法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刑事政策价值。刑事政策体系在纵向上包括宏观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两个层次；在横向上包括普通犯罪刑事政策、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政治犯罪刑事政策等诸多方面。实践中，刑事政策体系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纵向上刑事政策的不协调。例如，为了扫黄，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严厉打击对策，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查处一些街头发廊，从不对宾馆等场所扫黄，最终带来所谓“扫黄越扫越黄”之结果。二是横向上刑事政策不协调。例如，刑法对达到一定数额的逃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都予以刑事处罚，但在实践中，“以罚代刑”现象还很严重，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不协调。大量的经济犯罪案件，往往都是被行政执法部门以罚代刑。刑事政策体系不协调既有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部门利益的驱使，也有缺乏公民参与，不了解社会公众的政策需求，对政策执行效果缺乏正确的反馈、评估等因素。而公民参与有助于使刑事政策制定建立在对整个政策体系审视分析的基础上，减少政策之间的矛盾；并且公民参与提高了对刑事政策方案效果预测的科学性，使政策制定者获得了各种政策执行效果的准确反馈。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将会减少与现有政策的冲突。同时，公民参与可以起到一种监督作用，使地方政府、各部门不敢明目张胆地为了地方或部门利益而去制定倾向性的刑事政策。
（三）可以确保刑事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1．公众参与通过增进刑事政策合法性和民主性进而确保刑事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公众参与是确保刑事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现代决策特征之一在于政府决策是一种群众参与程度较高的决策，它既是社会的一种价值要求，也是决策过程实际需要”。[8]只有在刑事政策制定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倾听公众意见，了解民心所向，这样在刑事政策执行过程中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促进刑事政策顺利执行，保障刑事政策的合法地位。简言之，合法性是刑事政策的生命，一项政策只有具有合法性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遵循。在现代社会中，刑事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又源自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只有当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时，它才能拥有较高的合法性，获得较高水平的效能。公众参与刑事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对于提高刑事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公众参与扩大了决策资源的提取范围，能够反映最大多数人的意志，能更好地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从而增加社会公众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决策满足了公民参政议政的心理需求，增强了他们的政治功效感、影响感和尊严感。可见，社会公众参与决策，可以使刑事政策更易于被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同。“在所有的政策执行环境中，公众的态度、政策执行机构对待公众的态度以及政府机关机构的整合程度，是影响政策执行效力的主要因素”。[9]如果公众对刑事政策合法性确认不疑，对刑事政策制定者的信任感增强，不仅能积极地推动刑事政策的执行，而且还会减少刑事政策执行的成本。
2．公民参与通过增强刑事政策的公共性和科学性，进而确保刑事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每一项刑事政策的出台，往往都与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要使制定出来的政策维持高效运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取决于该项政策是否科学，是否切实反映了与受该项政策影响的绝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否则，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公众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消极对抗、不配合。即便政府可能采取行政命令或是用暴力来威慑或压制，公众仍有充分的机会使政策失效。一项科学的、充分代表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无疑会大大提高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和支持度，从而为政策正确、有效地执行扫清障碍。以东莞“禁摩”防“两抢”做法为例，由于政策制定之前没有与市民沟通，“禁摩令”生效后，市民意见很大。正如有市民所说：“难道罪犯用汽车实施犯罪，就要连汽车也一起禁掉么？”广州大学教授卢汉桥则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对东莞“禁摩”行动做出评价，他认为，为遏制“两抢”而对摩托车加以限制，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是个风险决策，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如果能把好的预期、可能遇到的困难与百姓进行沟通，让百姓有足够的参与感，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百姓的支持。
三、当前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现状
（一）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制度方面保障
我国现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是《宪法》的相关规定。在宪法第一章的一些条款中，分别规定了公民参与的原则性内容。例如《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二是《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立法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立法法》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立法法》第58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三是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
（二）当前我国刑事政策制定体系与形式
当前我国刑事政策制定主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一级的刑事政策主体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一级的刑事政策制定主体包括地方党委、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地方人民法院和地方人民检察院。这些主体有些独自制定、有些联合制定相关刑事政策，形成一个多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刑事政策体系。以中央为例，刑事政策制定主要有以下七种形式。
1．中共中央发布的政法工作文件、建议等。这些文件、建议往往都是宏观刑事政策，它们有的经过全国人大的立法活动直接成为刑事法律，有的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而成为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依据经济犯罪和治安形势提出“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政策，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便迅速制定并颁布相关的刑事法律：《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1983年）、《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1983年）。又如，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即颁行相应的司法解释。
2．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决定。这些决定也是宏观刑事政策，经过全国人大的立法活动直接变为法律。例如，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3．全国人大颁布的刑法典及刑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制定的刑法典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刑法修正案，是具体刑事政策在法律层面的表现。自1997年以来，全国人大制定的刑法典及其常务委员会先后制定的刑法修正案有：1997年3月14日颁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8年12月29日颁布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9年12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年8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12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2年1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2005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6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司法解释是具体刑事政策，是宏观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例如，为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颁行相应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颁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2007年），明确规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要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罚犯罪，依法保障人权。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2007年）。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务院各部委共同发布的通知。这通知是具体刑事政策。例如，为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于2000年3月20日共同发布《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
6．国务院出台的相关行政规章、通知。这些行政规章、通知也是具体刑事政策。例如，为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国务院于2000年11月发布《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而又讲求实效的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联合行动。
7．公安部或公安部联合其他部委出台的专项行动文件。这是最多的一类具体刑事政策。公安部几乎每年都要发布专项行动文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例如，为加大对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维护持卡人和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奥运支付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于2008年颁布《关于开展联合整治银行卡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自2008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联合整治银行卡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又例如，为严厉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国打击传销专项行动方案》。为贯彻落实该专项行动方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公安部颁布《贯彻落实（全国打击传销专项行动方案）实施意见》，决定从2006年9月至2007年8月组织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公安机关以《全国打击传销专项行动方案》确定的工作重点与工作目标，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传销联合执法行动。
（三）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主要途径
从我国刑事政策实践看，在前述刑事政策制定体系中，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主要途径有以下七种。
1．人大代表直接参与立法活动。这是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最重要途径，是一种间接参与方式。在我国，一些重大刑事政策的出台，往往都是立法机关直接立法的结果。在立法过程中，人大代表行使表决权，直接决定刑事政策的出台与否。在中央，《刑法》及《刑法修正案》的制定都是人大代表直接参与的结果。在地方，一些人大也在通过地方立法来制定相应的刑事政策。例如，为了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公正、廉洁履行职务，2006年11月30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条例》。
2．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这也是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一种重要途径，是一种间接参与方式。以中央层次为例，一些重要刑事政策的出台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有着密切关系。例如，2006年，公安部收到一些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于严厉打击互联网违法犯罪活动的建议、提案。对此，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总结、推广深圳市公安机关的经验，于2006年5月选择重庆、杭州、宁波等八个城市开展了公安机关网上依法公开管理工作。仅用半年时间，就在全国1400余家网站设置了“虚拟警察”和“报警岗亭”，使得网上有害信息大幅度减少，网络环境得到了净化。以地方层次为例，一些重要的刑事政策出台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有着密切关系。例如，2006年，杨涛等12名安徽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加大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工作投入力度的建议”，建议省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临泉县禁毒工作的力度，并增加缉毒警员的编制，解决缉毒工作所必需的设施。安徽省公安厅立即与杨涛等代表共同研究商讨，派出了由禁毒总队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临泉，帮助解决整治工作中的实际困难。经过一年的整治，临泉县摘掉了全国毒品重点地区的帽子。又如，2006年初，部分河北省人大代表针对近几年来破坏电力设施案件上升的情况，提出了“加大打击破坏电力设施犯罪力度”的建议。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立即组织人员对全省近几年来发生的破坏电力设施的案件进行调研分析，并与省电力公司进行沟通协商，研究建立打击、防范和控制此类违法犯罪的协调工作机制。之后，省公安厅对此项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并下发了《关于加强打击盗窃、破坏电力设备犯罪工作的通知》，受到人大代表的称赞。[10]
3．专家座谈。这是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一种直接方式，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相关部门采用。专家座谈主要适用于一些专业性强的刑事政策制定领域，如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的制定等。例如，为依法惩治洗钱、资助恐怖活动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09年3月23日上午召开专家论证会，研讨论证《解释》的有关问题。
4．公民上书人大。这是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一种直接方式，近些年来也时有被用。例如，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披露了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恶性收容审查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事件。5月14日，北京大学3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4日，贺卫方等5位资深法学家，同样以普通公民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违宪审查启动特别调查程序。6月20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时间自2003年8月1日起，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5．民意调查。民意调查是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一种直接方式，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相关部门采用。例如，重庆市检察机关曾经在“法律监督网”上开设向群众征求“打击重点”的民意调查，[11]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将“查办一批有影响的职务犯罪大要案”作为工作重点。又如，安徽、湖南、重庆等一些省市还设立了官方的民意调查中心，把“群众安全感”作为重要的调查内容之一，而这也是出台相关刑事政策的重要依据。
6．公民建议。这是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一种最直接方式，现在也被相关部门采用。例如，200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史无前例地明文确立了任何公民和组织皆可推动司法解释立项的机制，以及就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机制。[12] 7．听证会。这是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一种直接方式，现在也被相关部门采用。近些年来，一些城市为了预防“两抢”刑事案件的发生，纷纷出台禁摩政策，并在该政策正式实施之前，举行听证会。例如，2004年1月15日，广州举行了市区摩托车限行方案听证会。在听证会上，17名陈述人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3]
四、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在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阻碍着公民参与的进程。究其原因，既有制度方面的障碍，也有文化观念方面的误区以及因公民参与能力缺失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全面而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根据我国现阶段公民参与的现实状态，努力寻求发展，完善我国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现实路径。
（一）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1．参与积极性不够高。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以及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参与兴趣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除了部分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外，相当一部分公众是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参与进来的。真正出于自主、自愿，把公民参与当作自己应有的权利来看待的公民所占比例仍然不够高，公民主动参与率不足。即便是上海、北京等经济比较发达，公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城市，公民的参与意识也是非常有限，不尽如人意。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收到的意见并不多，而这些意见多为专家、学者提出。
2．参与范围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民参与的范围不充分。现有的公民参与主要集中在最高立法机关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刑事政策领域。在宏观刑事政策及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制定的具体刑事政策方面，公民参与的力度还远远不足。二是参与的地域不平衡。在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公民的参与意识比较强，参与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农村、偏远贫穷地区，不少公民在参与活动中表现出缺乏主动和独立的参与意识，参与水平也远远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三是参与的阶层不平衡。不同阶层对刑事政策参与有不同的反应。一般来说，法学专业人士具备参与的自信和参与实践所需要的技能，因此，他们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相对较强，而文化水平较低的阶层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则相对较弱。四是参与的途径有限。现有的参与途径主要局限于提议案、建议和听证，其他一些重要的参与方式，如社会组织和团体具有表达功能的游行示威、媒体舆论等难以体现。
3．参与效果不明显。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为例，可以说，每年都有大量的涉及刑事政策方面的提案，虽然能够收到相关部门的回复，但真正能够被采用的还是少数。[14]再以听证会为例，虽然在新闻媒体关于听证会的报道中，代表们慷慨激昂的陈词和旁征博引的论证不时可见，但听证会代表的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最终决策却鲜有报道，而决策部门对听证会代表意见的取舍过程和对依据的采纳程度更罕有公布。常常是听证会上辩论得热热闹闹，听证会后的决策却静悄悄。还是以广州举行的市区摩托车限行方案听证会为例，在该听证会上，有不少市民提出了不同看法，[15]但禁摩政策还是如期生效。
（二）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存在问题的成因
1．制度方面的障碍。制度是能否实现公民有效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关键，而制度方面的障碍是目前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的最重要因素。制度方面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制度虚置。虽然我国为促进公民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等，但是由于这些制度缺乏配套的制度设计和独立性，往往只停留在空泛的原则上，距离普通公众很远，所以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人大的主要职责就是集中和表达民意及广泛吸纳公民参政议政，同时也负责将党的决策和工作布置层层向下传达、贯彻，并为其落实进行广泛动员。但在多数时候，这些职责的落实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使其集中、表达民意以及广泛吸纳公民参政议政的功能被大大弱化。人大代表的结构问题也相当突出，数十年来，地方党委、政府及主要职能部门的主政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选举”成了全国或省市人大代表。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到70％，普通公众代表人数极其有限。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官员代表大会。[16]由于制度难以保证普通公民实现对刑事政策制定的有效参与，因而极大地挫伤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民参与的实效。除此之外，现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非职业化以及与公众联系不紧密的现状，也不利于他们提出高质量的提案。例如，为了反腐，有人大代表提出了“建立公务员信用公积金制度”，[17]如此“反腐”对策被批评为很“荒唐”，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18]
第二，制度缺失。表现为规范化、组织化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就现行的公民参与渠道的制度供给而言，远不能满足和保障广大公众的参与要求和参与行为。一方面，现行的参与渠道或是过于上层化和精英化，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太少，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或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程序的法律保障，使制度等于虚设；其他的参与路径也往往局限于普通的网站公示、媒体公示等比较单一的形式，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和路径尚需进一步拓宽。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上的保障，作为公民进行政策参与主渠道的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表达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致使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在现代社会，单个的个人能力有限，个人要想影响刑事政策，必须借助于组织的力量。“要使公民在政治参与中不断保持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必须允许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参与，否则就将挫伤大多数公民的参与热情”。[19]虽然，在当今中国，已经存在着数以万计的民间组织和团体，然而，从目前的总体状况来看，在今日中国国家与社团的关系中，政府仍然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新中国历部宪法中均有关于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法律规定，但如果以权利主张和实现效力为要件来评判，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公民的结社活动仍然受到了诸多甚至相当严格的限制。[20]
2．文化观念方面的误区。文化观念方面的误区，既有政府官员方面的，也有一般民众方面的；既有传统文化方面的，也有市场经济方面的。[21]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在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方面，依然有许多政府官员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精英化的决策思维和决策模式造成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主体地位的排斥。传统决策模式是一种由政府向公众的单向行为，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过程。这种精英化的决策思维和决策模式使我们一些政府决策者形成了居高临下、藐视公众、漠视民意的官僚主义习气，主观上存在着对公众参与主体地位的排斥。在他们眼里，公众只是政策的对象，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服从既定的制度安排而不能参与决策。另一方面，政府与公民“互信”资本的缺失造成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效果的怀疑。长期以来精英决策模式导致的公共决策的神秘化和特殊化，使得公共行政的精神被湮没在集权统治之下，加深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隔膜，政府与公民处于一种紧张、陌生、不信任的状态之下。
第二，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严重影响着公民的参与观念和参与意识。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制定是一种政治行为，必然会受到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是有着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专制政治的支配作用相当深入。长期的专制统治造就了臣服型政治文化，形成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臣属性和顺从性，使民众缺乏自主独立意识、民主政治意识以及公民权利观念和参与意识。民众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文化观念层面的误区，必然影响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行为的指向、方式和程度。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衍生的扭曲的价值观念。市场经济在促进公民利益意识觉醒，增强公民利益观念的同时，也对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猛烈的冲击。部分人信仰缺失，理想动摇，产生了极端的“利益本位”观念。在他们看来，主动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其他成本，而获得的收益却要与那些没有进行任何参与的公民共享，而如果不这样做，同样可以享受到别人为此努力而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总期待着他人出头，自己坐享其成。这种过度追求个体利益、“搭便车”思想的存在，进一步消解了公民参与的动力，降低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公民自身能力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公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公民受教育水平和公民参与能力息息相关，“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就更大……”。[2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公民参与能力高低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我国公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却不容乐观。知识的缺乏、文化素养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公民参与能力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公民有强烈的参与愿望与要求，囿于参与能力的限制，亦难以物化为有效的参与行为。
第二，缺乏有效参与的资源。参与，特别是有效的参与，还取决于公民能否获得参与所需的充足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信息、时间等。而缺乏充足的参与资源正是造成当前我国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方面，缺乏坚实稳定的经济基础。参与是有成本的，公民要增强自身进行政策参与的能力，需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学习相关的参与知识，获取有效的参与信息，学习各种参与的技巧等，而这些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缺乏充分、可靠的信息资源。知情才能举事，是否拥有充分、可靠的信息是公民能否进行有效政策参与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犯罪信息公开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这已经严重阻碍了公民有效参与刑事政策的制定。其一是犯罪统计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公布的统计事项少，相关数据过于概括、笼统；信息公布散乱，各自为阵，缺乏固定的形式和平台；公布的层级少，地方性的司法统计信息难觅踪影；统计方法简单，很少有对统计结果的分析；犯罪统计不实问题严重，犯罪黑数大量存在；等等。其二是刑事个案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刑事个案，公安机关在侦破之前，一般是不向外界公布的，甚至人为地封锁消息。在我国，造成犯罪信息公开严重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23]也有出于政府自身形象的需要。[24]
五、加强与改善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对策思考
针对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不足的原因，应相应地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善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状况，提高公民参与水平。
（一）加强制度建设
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才能避免制度虚置和制度缺失，才能拓宽和畅通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这是提高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水平的前提条件。
1．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理论界已有大量论证。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完善以下几方面工作：提高代表当选“门槛”、引进竞选机制、规范提名程序、废除等额选举、减少代表名额、增加常设机关组成人员名额等。[25]从刑事政策制定角度看，要加强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代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提出高质量的提案。近些年来，一些专业化强的代表的提案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例如，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周光权等30位代表提交的《关于制定职务犯罪预防法的议案》，[26]就是一项高质量的刑事政策提案。
2．完善听证制度。一是要健全听证程序及规则，实现听证的透明化。这种透明化要求听证会召开之前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使公众拥有知情权；听证过程中允许一定数量的普通公民旁听，甚至可以通过广播、电视作现场直播；听证结果与效果应该公开。二是要合理确定代表比例及来源，保证参与者的广泛代表性和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确保代表的意见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实现实质性参与。三是要扩大听证制度的实施范围。在一些重大的地方性刑事决策中，只要涉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应该实行听证制度，如为了打击特定犯罪而出台的对策，诸如禁摩、禁的，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27]
3．完善、畅通公民参与的渠道。在继承、完善原有的参与渠道的基础上，要与时俱进，尽可能提供公民参与的新渠道。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特别要致力于拓展社会组织、电子化参与渠道和大众传媒在公民参与中的作用，将其作为完善、畅通公民参与渠道的重要突破口。
以拓展大众传媒的参与功能为例。大众传媒是指诸如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电台、书籍以及其他媒体等。大众传媒作为一条重要的参与渠道在公民参与、影响刑事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何拓展大众传媒在促进公民参与方面的独特功能已成为我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广州的《羊城论坛》和中央电视台的《大家看法》栏目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广州的《羊城论坛》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广州电视台联合主办。[28]该论坛为广州市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平台，已经成为帮助广大市民搜集信息、分析信息、传播参与意识、锻炼和提高参与能力的重要渠道。例如，在2005年举行的以“如何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主题的羊城论坛中，市民们争相为搞好广州社会治安献计献策：“小街小巷配备路灯，不法分子就不敢轻举妄动；老的生活社区建上围墙，小偷光顾就成‘瓮中之鳖’；夜班下班时在自己脖子上挂一个哨子，一有‘情况’就能吹哨吓走贼仔；见义勇为提倡智取，看到偷抢积极报警也是见义勇为……”，这些建议为后来实施的“围堰式管理”政策的出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大家看法》栏目，是一档关注民生新闻，社会热点的专题节目。《我建议》是该栏目于2008年3月6日至16日推出的两会特别节目，共11期，每期40分钟。该节目为演播室谈话节目，每期节目都围绕一个核心话题，邀请对该话题高度关注的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公众人物、普通公民以及相关部委的官员共同参与，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并且选择了“台上台下提建议，代表委员听建议”这样一个模式，强化了节目在两会期间互动沟通、采集民意的功能，展示了基层代表和委员履行职责和参政议政的精神风貌。例如，在《打拐：正在行动》节目中，参与节目的普通民众提出了必须建立失踪人口以及被拐卖人口的dna库和快速反应机制，这对于打拐犯罪对策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30]
（二）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
只有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才能提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提高刑事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水平的主观条件。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有利于公民参与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体现在两个层面：[31]对政府而言，政府官员具有正确的参与理念，真正把吸收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看成一种责任和义务，看成是优化政府决策行为的必由途径。对公民而言，具有一定的政治认知能力，包括对基本的政治理念有恰当的认知和理解；对一些基本的民主价值，如政治平等原则、主权在民原则、法治原则等有广泛的认同；对一些具体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政治体制的基础、政策流程、公民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有详尽的认知；具备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和宽容精神等现代公民意识。
加快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关键在于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其途径是：[32]一是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以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促进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方式的改变；二是培育公民社会，以公民社会的成长带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普及；三是引导社会公众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四是强化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五是提高大众传媒的普及水平，充分发挥它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六是重视传统政治教育系统的发展建设，充分发挥这个系统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三）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
1．提高公民自身素质。公民的文化素质以及政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民参与刑事政策的水平。在我国现阶段，一些公民虽然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强烈的参与愿望，但囿于其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参与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使现实中公民参与能力同参与要求严重不符，导致了公民参与的低效率。因此，提高公民参与刑事政策水平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求我们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增强其参与能力。
2．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知情权。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曾说过：“如果一个政府真正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话，人民必须能够详细地知道政府的活动，没有任何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公民没有了解情况，所谓自治，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空话。”[33]只有充分地知情才能有效地参与。在现阶段，必须改变我国公民参与过程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在刑事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特别强调犯罪信息的公开。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犯罪信息公开工作，许多国家都定期向社会公布有关犯罪的统计资料。例如，法国自1925年起就正式出版、公布《刑事司法统计》年刊；在日本，政府每年都发布《犯罪白皮书》；在美国，fbi每年都发布犯罪报告（ucr）。国外这些做法为完善我国的犯罪信息公开制度提供了有益参考，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注释】
[1]（美）詹姆斯·安德森：《公共决策》，唐亮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7页。
[2]（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3]（法）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周安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4]（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页。
[5]莫泰基：《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基石》，中华书局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版，第6页。
[6]参见刘勇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载《兰州学刊》2004年第3期。
[7]根据信息分散理论，构成知识要素之一的信息是分散的，人不可能掌握所有事情各部分的信息。一方面，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也只能了解到数量有限的信息，且多局限于宏观的、整体的信息，而对于微观的、处于具体层面的信息掌握的则比较少；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他们所获取的信息中，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信息可能在层层传递过程中已经“失真”。而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状况，因为社会公众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最了解情况。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提供关于政策问题的丰富信息，尤其是那些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微观的、具体层面的信息，传达的信息也最全面、最真实的。
[8]刘伯龙、竺乾威主编：《当代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9]彭和平：《行政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10]徐灿：《公安部承办2006年“两会”390件建议提案全部办结》，资料来源：http：／／/law/">法律应用问题的请示；（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议案、提案；（五）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其他情形”；第17条规定：“起草司法解释，应当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经分管院领导审批后报常务副院长或者院长决定，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3]参见何雪华等：《广州市民听证会上激辩“禁摩令”》，资料来源：http：／／news．sohu．com／2004／01／16／91／news218619184．shtml，访问日期为2009年7月20日。
[14]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究竟有多少提案被采用缺乏数据上的支持。每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都会提出一些事关刑事政策方面的提案，其中也会被媒体关注并广为报道，但真正被相关部门采用的却是少数。例如，媒体关注的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的提案就有：全国政协委员王林建议“创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警机制”；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建议严打诈骗空巢老人的犯罪行为；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拟提案建议严惩网络犯罪；全国政协委员李玉玲提案建议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等等。
[15]例如，个体经营者肖先生表示，政府制定这个政策有没有考虑到依靠摩托车谋生的这部分人的利益？听证会后，很多市民表示，按照一家3口人计算，广州37万摩托车的后面可能涉及到上百万人，部分司机年纪大了，求~~151难，家中负担重，只有靠拉客为生。禁摩后．这部分人的利益怎么考虑。另外，张先生说，政府何否考虑到相关产业的补偿机制，如摩托车生产商、修车厂、停车场等有关人员的利益怎么处理。叶先生表示．政府说大家都要乘坐公共汽车或者拥有私家车，他向商业局有关人士提问，有多少人能消费得起小汽车，政府有否调查过，拥有小汽车的是什么人，其财产来源是什么。从事客户服务的张先生表示，他没钱打的，公车慢，如果禁摩，客户将天天投诉。一位姓叶的先生向有关部门提问，从最初的摩托车15年报废到现在的10年内禁止摩托车，有无法律依据。参见何雪华等：《广州市民听证会上激辩“禁摩令”》，资料来源：http：／／news．sohu．com／2004／01／16／91／news218619184．shtml，访问日期为2009年7月20日。
[16]江金琪：《我国人大代表数量世界之最专家称应减少官员代表》，资料来源：http：／／news．21cn．com／domestic／yaowen／2005／02／23／1995745．shtml，访问日期为2009年7月24日。
[17]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每个国家公务员每月交纳相当于工资40％的个人信用公积金，其中，15％由个人支付。其余的25％则由政府财政补贴。国家公务员在退休时，其个人已交付的个人信用公积金连本带息一次性全额返还，另外由政府财政补贴金额的50％作为对公务员的奖励。如果公务员光荣退休，可以拿到几十万元的信用公积金。而公务员一旦发生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在受到行政与刑事处罚的同时，公积金将被全部没收，主要用于对造成国家损失的部分补偿。参见高玲：《人大代表彭镇秋：建立公务员信用公积金制度”》，资料来源：http：／／china．newssc．org／system／2007／03／07／010279944．shtml，访问日期为2009年7月24日。
[18]第一，与其说是“反腐”，不如说是给特权已经太多的公务员又增新特权，使早就令民众不堪重负的公务员消耗在财政支出中占更大份额。第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运作体系下，在刻意排斥了全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媒体被牢牢绑缚着手脚的情况下，公务员职务犯罪暴露几率非常低。该提案压根没触及这一要害，可预期的前景必将是给公务员增加了更多收入，却起不到遏制职务犯罪的作用。第三，公务员一旦发生职务犯罪就没收公积金——这种惩罚形同儿戏。掌握着公权力的公务员经济犯罪额度越来越高，上百万都已是寻常事了，真被逮住，没收公积金，简直罚不抵罪，何况逮住几率还很低。参见肖雪慧：《说说今年两会代表部分议案提案和言论》，资料来源：http：／／/">论文，2007年提交。
[22]（法）米歇尔·克罗齐等：《民主的危机》，马殿军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23]我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皇权专制，统治者强调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观念在政治统治中根深蒂固。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出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安全和利益，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需要，对国家机关在经济建设中的活动强调的是保密。这就使得我们的党政机关长期以来养成了保密的习惯，相对来讲，对信息公开的意识就比较淡薄。观念上的阻力成为阻碍我国犯罪信息公开的一个主要因素。参见韩大元、杨福忠：《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4]一方面，犯罪统计信息有负面信息和正面信息之分，前者如犯罪率高、破案率低、重新犯罪率高、职务腐败严重等，此类信息一旦公布会影响政府领导人的政绩、政府的形象，甚至会动摇政府的权威。对负面信息，政府不愿公开，往往倾向于将其控制在政治系统内部；后者如高破案率、低犯罪率等，此类信息有利于树立政府良好形象，因而是政府愿意公开的。另一方面，对一些大案要案等个案信息，在未侦破之前就公开，如果久侦不破会影响司法机关的形象。再者。出于政治目的方面的考虑。稳定压倒一切是我党的执政追求，如果把对国家不利的犯罪信息进行公开，特别是对某些恶性案件公开之后会引起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稳定。
[25]陈永文：《完善我国选举制度之对策构想》，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6]提案认为，预防职务犯罪仅仅靠道德良心的自我约束和单纯的教育都不可行，而必须是教育预防和制度预防相结合的传统职务犯罪预防方法。建议反思传统的职务犯罪预防方面的有效性，建立刚性的职务犯罪预防方法，防止犯罪预防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相脱节。
[27]安装在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不仅可以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还能震慑潜在的不法分子。增加公众的安全感，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但是，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又可能侵犯观众的隐私。因此，在哪些公共场所才可以安装监控摄像头，应该进行听证。
[28]该公开论坛于1992年开办，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大型政论性公开论坛。论坛就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市民与政府官员、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进行热烈的讨论，使政府官员更及时地听到公民的心声和呼声，从而体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29]参见王海军：《羊城论坛透露老城区实行“围堰式管理”以利治安》，资料来源：http：／／gzfile．focus．cn／news／2006—11—29／259562．html，访问日期为2009年7月24日。
[30]陈祖兰：《在行动参加cctv（我建议）之打拐专项行动》，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67e6f0100d4wk．html，访问日期为2009年7月24日。
[31]参见金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提交。
[32]参见方盛举：《参与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载《社会科学研》2006年第5期。
[3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59、9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