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皮艺军

　　受人敦促，续写微博，于是便想到那个萦绕心头的题目——“公共恶俗之源的讨论”。当下，从官僚阶层的结构性腐败，到国民素质的集体性堕落，其颓势更不可当，换言之，尚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可以阻止这种颓势。这也是本人从事犯罪学和越轨社会学研究的一点心得。
 　　公共恶俗让我们不再懂得尊重别人，同时也不再尊重自己；让我们什么事都敢干，什么钱都敢拿；让价值没有了定向，让规则没有了底线，让良知不再神圣。中国人已不再是知耻达礼的中国人，“礼仪之邦”这一称号似已经与中国无缘。中国人本不是偏好恶俗的民族，恶俗是被恶劣的体制催生出来，反过来迫使体制更加恶化拿什么拯救你，我可爱的中华民族?!
 　　公共恶俗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体制弊端恶性发作的结果。借用“疑罪从无”的理念也不应重罚搀扶老太太的许云鹤。那个判决对于所剩无多的社会良知是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王老太的讹诈属于个人恶俗。法院对讹诈者的奖赏便会吸引更多的仿效者，从而膨胀为公共恶俗。当司法体制在效果上成为恶俗的保护伞，那么个人的不端行为就会蔓延为浸淫公共社会的邪恶力量。
 　　给公共恶俗做个定义。福塞尔认为“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如果只在表象上谈“精神文明”，不允许对恶俗追根溯源，恰恰说明那堂而皇之的“正轨”原本就是见光死的糟粕。反向理解，恶俗是把原本正当的公序良俗颠倒过来，继而登堂入室冒充正统，混淆礼义纲常，颠覆价值天平，“以恶传恶”，同恶相济。wWW.11665.COm
 　　公共恶俗之一：私德。由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所决定，中国可被称为“私德社会”，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哥们儿之间的酒绝对要喝，可酒后驾车的公共安全先搁在一边。私德过重，公心、公序、公产就易被侵犯。私德以人治为支撑，公德与法治相对接。这也许是中国只有法制(制度)而难有法治(精神)的因由所在。
 　　公共恶俗之二：变通。就是为获得私利而无视规则。有如行人过街对红灯熟视无睹，只躲车，不看灯。中国人笃信“变则通”，但不是体制之变，而是为功利权势而变。无视规则，可以理解为变原则、变理论、变程序、变法条……变通是集权催生出的异形，尽管上有一元政策，不妨下有多元对策。正是信仰的混沌和价值的失范，造就了变通的中国人。
 　　公共恶俗之三：私我。个人主义的内涵包括“利已和不损害他人”两个部分。到了中国，个人主义变成“私我主义”，即利已而不顾他，我个人合适就行。2002年亚洲人民惨遭金融危机之大劫，中国央视的春节晚会竟然命名为“风景这边独好”，幸灾乐祸之心溢于言表。当公有制不能导致公德心和公平分配，组织和个人就会依机会和权力的大小而损公肥私。
 　　公共恶俗之四：巧伪。为了功利而违背事实与科学。主政者口是心非，对下重复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辞令，在政治上、主义上、数字上翻云覆雨。什么都要，唯独不要真实，导致了持续至今的巧伪之风。不以为耻，反成常规，逼良为娼，求真者沦为异类，更迫使上上下下，不学伪善，不得好活。故尔，中国人当下能够自救的第一要务就是：摈弃巧伪，活出个率真。
 　　公共恶俗之四：巧伪(续)。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里有四种人：皇帝与骗子是上下级之间的瞒下欺上、互惠互利的肮脏勾结；围观民众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或是被迫伪善的大多数；而说出皇帝光屁股的男孩，其实并不知说出真实有多么危险，也不知只有巧伪应对才能苟活。所以，只有当“真实”成为这个社会须臾不可脱离的行动执照，上述情景才统统不会发生。
 　　公共恶俗之五：免责。肇事逃逸似乎已成国人的常习，仅我的车就曾在车场和行驶中遭遇三次这样的厄运。每逢事故，第一反应不是补救而是规避责任。每逢改革，不是问“办这事对公家有何好处”，而是要反问“办这事对我有何不利”。官员的保官秘诀就是“免责”。即使天塌下来，几乎无人主动引咎辞职。当众坦承责任、接受处置对国人来说不是必行的惯例。[论文网]
 　　公共恶俗之六：煽情。用情绪的渲染去掩盖事实和科学。报喜不报忧已成为国民性之表征。一场灾难一曲颂歌。不先追查责任和预防灾祸，而是迎接“某某斗争的伟大胜利”。逝者尸骨未寒，英模报告会早已热火朝天。“两会”之前的煽情与公众的冷淡反应形成巨大反差。你想要犯罪数据吗，也只有在“严打”、“扫黄”的表彰会上才可能找到点蛛丝马迹。
 　　公共恶俗之七：官瘾。不论是当上或没当上官的，这种成瘾性其实是对权力的依赖。已然是唯利是图为啥还要痴迷权力，是因为在中国权力与金钱同体共生。官本位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旋律和潜规则。即使草民位卑，蝼蚁之权也要为蝇头小利使到尽头。在学界，学术团体的行政化、官僚化大行其道。在学术讲坛上，要过官瘾的学术人像进了官场，假冒斯文的官吏则在这里贴金。
 　　公共恶俗之八：唯上。唯上意志是人治条件下的产物。“热烈欢迎上级领导检查工作”的谄媚表忠、“奉上级指示”的狐假虎威、“让领导先走”的奴才本性，都是官本位的荼毒。唯上而不唯理不唯法。期待明君和清官便成为国人(也包括总理)的毕生追求。唯上就是迷信权力敬畏权力，在民主不完备的国度里贴近权力者可以鸡犬升天，而以下犯上无异于自杀。
 　　公共恶俗之九：寡廉。羞耻心是阻止越轨行为最重要的动力，而欲意作奸犯科需要克服的第一道心理障碍也是羞耻心(良知)，这是人与兽的根本区别之一。“代表”他人看守国库却监守自盗。这种为人类所不耻的勾当在今天中国的官场已成常规。在官员们的传习之下国人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sharne，中国几千年的耻感文化即将成为历史。
 　　公共恶俗之十：无序。林语堂以为，“今日中国最大毛病，乃在无社会纪律(social discipline)英人见有‘勿走草地’牌示，决不走草地；中国‘勿走草地’与‘请走草地’同义。究其原因，乃因凡人皆抱‘管他妈的’主义，玩视社章玩视国法。于是上行下效，大要人蔑大法，小要人蔑小法，而玩视法章乃成为普通习惯。”先贤对国人恶俗之评价并未过时。
 　　公共恶俗之十一：杀熟。或利用熟人软化规则，或夺熟人之利。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只有最熟悉的人才知道对方的软肋。不论争利还是私人借贷，熟人总是首选目标。一个社会不懂得借助规则而是鼓励去利用人脉，就是幼稚的社会。人应当把交际半径中最贴近的人当作情感交流的对象而不是当作获得利益的手段。当这种情感关系一旦变成利益关系，社会的经济活动就丧失了根基。
 　　公共恶俗之十二：去势。应试教育剥夺了孩子最宝贵的命根子一创造力，故而可称之成为去势教育：去肉体化(体魄和意志力的全面衰退)、去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迷失)、去个性化(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去多元化(单一评价标准)、去性别化(为防早恋把校服设计得不男不女)、去平民化(迷恋精英教育，鼓吹淘汰教育)……究其源头，摧残下一代的成年人自已早已去势。

 　　公共恶俗之十三：排异。自古中华民族内部就有异族与正统之区隔，却没有本土与外邦交流之主动。强求一统，以我划线，忌惮多元，且不留论辩的空间，追求家长之至尊意识和排他本能。排异性将族群强行划分为“我们一他们”——官一民、贫一富、城一乡、中一西——并在二者之间树起对抗的界碑。

排异就像人类企图独霸自然一样，生物多样性的共生将不复存在。
　　公共恶俗之十四：敌意。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之间存有天然的敌意——戒备、疑虑、冷漠、隔阂——除了熟人(同盟者)之外皆为非我族类。生人相遇难得有微笑与示好，生人若不嬗变为熟人就达不成交易，因为国人只信人情而不信契约。除了强权之下的机械团结，中国人活得就像一颗颗分离的沙粒，在中国的文化因子中至今没找到可以永久凝结不同族群的粘合剂。
 　　公共恶俗之十五：敌意(续)。国民性中的敌意转化为政治敌意——以我划线，非敌即友——这就是“矛盾两分法”的敌对思维。如果归顺，便可划为“人民内部”，表达异议则可能归为敌我矛盾，这就为专权预留了镇压的口实。在多元的政治文化中矛盾冲突呈诸多样态，早已不是主观武断定性的“两分法”可以处置的了。用绝对主义的思维处理复杂事物不可避免导致专制。
 　　公共恶俗之十六：造假。造学术、造政绩、造数字、造罪名、造文凭……造假之风在国家的各个领域里弥漫渗透。其本源一定是体制中存在着促使造假的机制——专制和虚伪挤压出来的假冒品必然是无其不有。贪官们脸面上的冠冕堂皇和裤裆里的作奸犯科，带来的是民族的绝望和上行下效，就像铺天盖地的“办证”小广告一样成为中国人脸上的耻辱证。
 　　公共恶俗之十七：标榜。即对自己的形象所做的虚妄装点。在社会尚未真正认可之前先已把自己贴上了鲜亮的标签，并强求别人承认这种标定。古时县大堂高悬的“正大光明”牌匾，不像是对县官应然品德所做的鞭策和指引，倒像是标明县衙既有的清明与公正。有如一网友之妙语：拉到裤子里也就罢了，偏还要把脏屁股亮出来示人。又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那只蚊子，叮人时还要为自己唱赞歌。
 　　公共恶俗之十八：惧恶。在路上见吐痰便溺者，在书店见高声喧哗者，在公车见流氓扒窃者，国人大都持姑息态度。见到权贵们的嚣张、伪善、贪腐、豪夺、挥霍、专权、造假等恶行，包括读书人在内也一律集体失语。惧恶的人抱着在公车上遇见劫道的心态——保不住财也要保命，恶人就让它恶去吧。明哲保身的种子没有被铲锄，定会生根发芽，开出满树的恶之花。
 　　公共恶俗之十九：漠然。国人之漠然绝不限于见死不救，而是源于民族性中“各人自扫门前雪”之价值内核。国人轻慢公德，只为一已实惠而喜，不因公共隐患而忧；蔑视个人权利，甘于无自我的苟活；对伪装成发展、法制、维稳的暴力掠夺麻木如常；采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束身寡过主义”。如果用孟子所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来衡量当世之国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