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离散理论观照中华汉典籍翻译策略

　　1.典籍翻译
　　1.1典籍翻译的意义
　　典籍翻译对于弘扬本民族文化、促进国际间思想与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21世纪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交流融合的世纪，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语境下，要保持我们汉文化的个性，就必须牢牢地抓住我们自己的语言——汉语。因为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没有语言的巩固，思维无法定型，思想通过语言而现实化。承认语言同思维的关系既非同一，也非分离，而是互相作用和影响，互相推进和制约。语言思维是人类借助语言这种工具进行思维的一种心理现象，语言思维是思维中最成熟的思维活动，语言定性人类精神世界与思维活动的最高级形式，尤其是涉及总结与反思的那部分思维。人们的人文世界与精神家园就更是依靠语言来塑造与演变的。正如洪堡特所说：一种语言代表一种世界观。语言表征形态和民族精神息息相关，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内容，诠释客观世界和人生社会的直觉与理性，而人们则利用这种语言范式塑造和演绎世界、塑造和发展自身、演绎和创造人文世界（包通法，2008）。
　　1.2典籍翻译的现状
　　近年来国学热日益升温，典籍翻译备受关注。然而翻译活动是一个涉及多种文本以内和以外要素的语言和社会行为，是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典籍翻译尤是如此，其间涉及的众多因素构成了一个又一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长期囿于诸如形与神、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叛逆、归化与异化等种种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认识样式中，典籍翻译研究的发展似乎遇到了瓶颈。wwW.11665.COm翻译实践“依据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裁剪中国传统典籍的状况，常常是在所谓的忠实原著、等值归化口号下大行其道，从而导致中国的传统深邃的哲学思辨被阉割、歪曲”（郑家栋 2003：327）“在跨语际转换中，人们以西方中心的翻译理念和实践翻译汉典籍哲学、伦理思想的语言表征形态以及语言过载的哲学术语，采用削足适履的实践方法论，将汉文化群体几千年形成的对宇宙、社会和人格美学的认知纳入到了西文的哲学和伦理范畴之中。”（包通法 2008）
　　2.主体间性与视域融合
　　既然一个民族的认识与哲学标识与它的语言是这样一种互为关系，那么通过语言实现民族间的精神与思想的深度交流又何以可能呢？这种交流又何以不成为一种鸡同鸭讲的徒劳呢？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巴别塔式的混乱既是一种夸大的事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交流，无论是语内的还是语际的。即使是建了半截的通天塔也是主体间交流可能性的彰显，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就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最初由拉康提出，他认为主体是由“他者”界定的，“我于我不在这处思”，这个我不在这处便是“他者”，标识着主体间性。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先验主体论的框架内提出把“意向性”构造作为知识的根源，并且是人类的“统觉”、“移情”等能力使个体认识具有普遍性。海德格尔在对之接受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研究认识何以可能等问题，他指出人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并不是主客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主体间的交往理解合作关系。哈贝马斯进一步从语言合作交往角度界定主体间性，期望在普通语用学框架中建立合理的合作交往模式，以实现理解与沟通。伽达默尔则干脆认为，合理共通的语言交流就是实践理性和经验世界。间性视角是一种水平视角，典籍还涉及历时的理解问题。伽达默尔主张将理解的主观性置于传统中，因为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任何一个理解者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传统中，正是传统将理解与理解对方联系在一起。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读者的期待能否与译者的理解形成和谐的关系直接影响翻译的任务能否完成。所谓视域融合，指解释者的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他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包含着对当前情况的理解。然而解释者的视域又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动态开放的，当前的视域可以扩大到包容过去的视域，这样便构成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界。（周宪 1997：251）如此主体间性与视域融合理论便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照亮了典籍翻译的前路。
　　3.文化离散与第三状态
　　迄今为止，典籍翻译研究的主流范式主要有二：或以原文为中心，或以译文为中心，且多以语言学或语文学认识观为依据。人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源文本应当如何在目标语中再现、怎样才能得到好的、地道表述的译作，等等不，却甚少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译本既受译文读者欢迎又能保留住中华文化的认识样式和智慧形态？什么样的译本会受到排斥？就翻译本身的样式和路径来看，有没有“第三形态”或“第三空间”的存在？作出答案是涉及诸多翻译要素的复杂问题。
　　离散一词源于 《新约》关于犹太人被驱逐家乡的记述，它强调远离家园、迁徙四方、生存于异族之中所经历的创造新生视角与独特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后殖民研究话语中的离散意义强调离散主体与母国及移居国之间的心理和政治距离。离散在词义层面上与流亡、迁徙同义。对于一个远离精神家园的“离散者”要进行文化认同的新课题，无论是从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还是在思维范式方面，都要经历漫长艰辛的过程。然而从“文化和解”角度来说，离散更是一种积极的混杂状态，是一种形式上混杂、时间上不纯的文化形式。由于“离散者”流程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故而在当今语境下拥有更宽阔和多元的视角，能够积极参与文化的传承、改造与颠覆。后殖民理论霍米巴巴认为：离散者只能居住于文化间的世界里，并于矛盾和冲突的传统中再造身份认同，“既是此又是彼”，身陷于文化翻译的过程之中。（bhabha，2002）“文化离散“从跨文化交往的角度，打破传统的翻译策略的二分法，从文化离散的角度重新定位翻译是在源语言和目标语之间产生出的“第三形态”。该个体不是指目标语言中生成的一个简单文本，而是受制于源文本的新的语言文化个体。每一个译者都是双文化者，生存于多文化的缝隙中，他们都是带着最广义的文化离散的视角来解读、消化并转述译文。从语言层面讲，无论目标文本的归化程度有多大，都难免会有一些翻译腔，但又处在目标语受众认知域认知范畴之内。汉典籍译者的任务不是追求所谓“译者的隐身”而不得不牺牲汉民族特有的认识样式，或是完全忽视目标语受众的认知样态与思维方式，执拗地自说自话，而是要努力使外译经典的文化身份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语言文化的“第三空间”。不是固守自己的文化家园，而是做出某种妥协，在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文化的同时，进行文化间的沟通与有度杂合。从翻译角度讲，就是译者以目的语介绍本土文化价值观念时，大到总体的文化心态，小到文化因子，都是翻译操作的对象。操作层面的距离是既要缩短亦是要拉长，在呈现两种文化话语交织的双线结构之间需要不断调整，所呈现译品及相关身份既保留源语又符合目标语的诗学表征样式，但它们在精神上属于源语，但在语言诗学表征上又不属于源语，而是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形态，即“第三形态”。所谓第三态，用中国话语形态表征，实为中间态，道取中庸之意。二元对立的道路无法走通，运用中华古老智慧“中庸之道”于典籍翻译策略中，通过解构、建构或重构，通过翻译把他族文化的要素带到我族，同时也将我族文化要素输入他族。他族我族的语言和文化形成互动，这不仅对译入语文化有益，对于译出语也同样有帮助。
　　4.结论
　　典籍是国人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是先贤圣哲言论和思想的遗存，代表着汉民族思想文化水平的高度、广度以及深度。典籍英译不仅仅是要把文本中的原子信息转译为现代英语（国际语），而且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汉民族精神与哲学形态标识。主体间性与视域融合理论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照亮了典籍翻译的前路。而“文化离散”则在操作层面上打破诸如形与神、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叛逆、归化与异化等种种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认识样式中。汉典籍译者的任务不是追求所谓“译者的隐身”而不得不牺牲汉民族特有的认识样式，或是完全忽视目标语受众的认知样态与思维方式，执拗地自说自话，而是要努力使外译经典的文化身份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语言文化的“第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