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名地名音译的研究综述

　一、何谓音译
　　根据符号学理论文联盟http://论，人名、地名作为“符号”与它的“指示物”之间是封闭的关系，中间没有普通名词的“意义”一项，因此人、地名翻译具有其特殊性，要么对它的书写形态进行翻译，要么对它的语音形式进行翻译。在不同语言间进行人、地名翻译时，通常会采用音译的方法。“catford(1965)，赵元任(1968)，陈原（1985）、王德春（1987）等人认为‘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着重于声音相似的翻译’和‘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着重于文字形体相似的翻译’都属于音译”^[1]，刘涌泉等人则认为注重于声音相似的翻译用的是译音法，而着重于文字形体相似的翻译用的是转写法。转写法适用于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比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这种方法只是转换了不同字母表的字符，主要目的在于“为每个字母或字母组合求出相应的一个字母或字母组合”^[2]44，它只注重字母表字符组合的形体一致而不注重发音是否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人、地名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中的译名在书写形式上看起来都非常相似，但听起来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或完全不同。译音法是尽可能用目的语的语音来模拟出源语的语音形式，这种方法注重在发音上相同或尽量相似，倒是不重视字符组合的书写形态是否一致。www.11665.COm英语和汉语分属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使用的文字也分别是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所以将英语中的人、地名引入汉语，不可能使用转写法，而只能使用译音法，即用汉字的读音来模拟英语人名地名的发音。
　　二、中国历史上的音译研究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翻译高峰：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这样看来，以汉字译音方式来翻译包括人名、地名在内的外来词，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1.音译的开始
　　对音译的使用原则和规律的探索和总结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唐代的玄奘法师提出了在“五不翻”的情况下使用音译，“五不翻”的五种情况是指：“秘密”、“含多义”、“此无”、“顺古”和“生善”，其中的“此无”现在仍然在翻译中被遵循，也就是对中国没有的事物要采用音译的方法。“五不翻”的原则规定了何时应该使用音译这种方法，但是它不够具体。之后，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中又提出“华梵双举”^[3]11，即一半译音，一半译义。在中国历史上，译经的人大都按照这五条进行翻译，几乎没有对“译名”问题再做进一步讨论。
　　2.关于统一译名的探索
　　在鸦片战争以后，翻译的外国书籍日益增多，于是便产生了如何统一译名的问题（“译名”是指包括人名地名在内的所有外来名词的翻译）。徐继畬（1848）在《瀛环志略》^[4]455的序言里提到像地名这样的专有名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认为难以辨识的原因有三，其一是汉语和外语的差别很大，不能够准确译音，“其不能吻合居十之七八”；其二是汉语中有很多同音字，在选用上没有做到一致性；其三是对外来词进行音译的欧洲人使用的不是当时中国的通用汉语而是中国的一种方言，“泰西人学汉文者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辗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使用的方法是“将译音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于辨认”。
　　同治元年（1862）成立的同文馆，在翻译中就更加注意译名统一的问题了，“北京有数教师，共拟华字一副，以译西国人地各名”^[3]11。与京师同文馆不相上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也在外来科技名词的翻译方面有所贡献，英国人傅兰雅（johnfnyer）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1]342-343中总结出三条：“一、华文已有之名（沿用）……；二、设立新名。若华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可用华字写其西音，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名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以惯用者则习之……；三、作中西名目字汇……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
　　后来章士钊（行严）在报纸上发起了关于“译名”的讨论，随着讨论的进行，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更大范围人们的关注，胡以鲁、容挺公等人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高凤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3]11一文中提出统一译名的方法，主张建立译字表，“将罗马字编为一书，自一字至十数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音译的时候“外国以英文为主”，而汉语以“京语为主”，对于已经使用的译名，不再进行改动，“惟前此已译之名，则宜一以通行者为主”，但指出那些已有的译名大多“出闽粤人之手”，是使用方言来音译的，因此在读音上可能并不相似甚至有误读的情况出现，但因为已经使用所以只能沿用，不再更改。高凤谦还认为要想获得译名的统一，除上述之外还需要政治力量的支持。梁任公赞成高凤谦的主张，而荣挺公和胡以鲁在人名的翻译上也都主张“人名以称号著，自以音为重，虽有因缘，不取义译”^[5]，而且强调“义译须作界，音译更不能不作界”^[6]，同时指出音译时不应使用难认难读的汉字，并举出详细具体的译例。
　　陈独秀1916年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探讨译名问题的文章《西文译音私议》^[7]11-17，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英、法、德、俄语中元音、辅音字母组合分门别类进行分析，运用了汉语音韵学的知识，总结外文读音规律并用汉字列出“单独字母译音”和“拼合字母译音”，目的在于要统一译名。1926年在《东方杂志》上何炳松、程瀛章发表了《外国专名汉译问题之商榷》，何炳松、程瀛章认为要实现译名的统一，首先要读准外国专名的发音，“欲正外国专名之音，必先熟谙各字母确当之音质，及各音节适当之音力”^[8]18-34，文中认真的分析了外国专有名词在汉译中的困难之处，比如：“汉字构造与西文不同”、外国语言的语音彼此存在异同、在音译中很有可能出现“以英音读德、法语；或以法音读英、德语”等情况，以致音译结果出现谬误。在此基础上他们细致地比较了西方语音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认为所列出的各国语音的要素如果能得到正确运用，那么“西名之发音与汉译，必能大致无误。”此后，有很多人为统一译名而努力，比如石汉声主张创立一套标准译音字表，他设想“照《切韵指掌图》的办法，以万国注音符号作标准，把这些标准译音字排成一张表；表中假定横行写声母，直行写韵母，则某一个声母和某一个韵母拼成的音节，应当怎样译音，只要先横后直，向表一查，就可知道，同时，做成许多副表，把各种语言的音素，尽量搜罗拢来，仍旧按照各音素直正音值，用万国注音符号注出，某一个字出于那一种特殊的语言，就按照那一种语言中的读法，向副表中寻出万国注音符号所注的音，再向字表中去寻找”^[9]；再比如陆志韦想尝试利用注音符号来代替汉字译音，并以此来获得译名的统一。他们的想法虽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但却为后来的译名统一工作铺垫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