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语境是交际者对话语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情境的主观建构，它存在于认知心理系统，作为情境和言说的中介发生作用。只有考察具体语境，从源头追索“忠实”的框构和限制，放弃翻译传统研究的二元论，采用动态多元的模式研究语境和翻译的关系，我们才能避免理论研究中西西弗斯尴尬，开拓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话语交际；翻译理论；忠实；语境；篡谋
　　
　　一、翻译的语境篡谋
　　
　　(一)语言语境的篡谋
　　语言在明示暗示性代词指称、省略结构、非标记性重复词汇(结构)、关系连词等形式接应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翻译时对这类单元“自然而然”的变通通常被理解为中性和透明，但根本原因却是译文“自然”对原文“自然”的侵凌。似乎，内容与形式一旦对立，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倚重和偏爱前者。形式方面的牺牲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无关紧要。可以说，翻译可能的一个条件取决于对形式的某种篡改和舍弃。
　　译语语言对语篇的篡写可从“互文性”概念得到解释。当符号由一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两个文本之间便形成一种参照呼应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lemke, 1985)sebok (1986)将能构成文本互文的要素归纳为七种：指涉(提及另一文本标题、章节指明来源)、套语、文学典故、自我引用 (self-quotation)、惯常用语(被不断使用但出处不明的思想、观点)、谚语格言以及对某一先在文本体验的表达。lemke从另一角度指出，互文也存在于具体文本和其所属的文本系之间。www.11665.Com同一类型文本组的互文包括四种相似，即文体、主题、结构和功能。“互文性”强调，一些文本要素能引发超越文本的前文本(pre-text)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是一种通过暗含义 (connotation) 发挥作用的指意机制，而不仅仅是某种主观联想。处理互文性要素时，必须注意它们进入文本之后的信息地位(语场、语式、语旨、时间、地点等特征)、作为话语行为的指涉意图以及与其它符号相互作用的符号功能。除了考虑原语本身的互文关系以外，译者还需考虑它进入译语系统后的互文运作。有时，译者会遇到非常尴尬的情况，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严格的直译可能增加读者负担，而采用通常的补偿手段，如加注、扩展等，原文的语篇特征又可能发生变化。较为典型的一例莫过于nabokov翻译的普希金作品《奥涅金》了。他在译文所附的注释远远超过原文本身，结果，他的翻译更像一部阐释性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译语系统的互文，给原作强加上读者熟悉的形式，异域的文化色彩多半就会丢失。西方小说早期被套上章回体结构，拜伦《哀希腊》被梁启超、马君武、舒曼苏、胡适等人套入元曲、七言古诗、五言古诗和离骚体，即是如此。他们通过套用中国特有的文体和结构，在译作和本土文学之间强行建立了互文。这样，接纳语境彻底改变了原文，语言间的差异被抹除，译语征服收编了原语。这也许只是较为极端的情况。实际翻译中，互文机制在语篇体式方面的控制不会采取纯粹的异化或归化，更多地是两种手段的糅合。译文总是某种“杂合”，既不属于原生的异域文学，也非本土原创。在强调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也许更主张直译，要求翻译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原语自身的特色，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译语的允许和接纳才是原语移植之后得以获取新生命的条件。
　　
　　(二)情景语境的篡谋
　　第一，文本必须首先通过引介与导入。翻译发起人、出版社或者其他机构依据一定标准判定哪些文本可被翻译、值得翻译，并附带提出要求。译者本人也能充当发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已经消蚀了传统的文化和商品之间的区分，利益驱动对翻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经典、严肃作品在翻译的衰落和畅销书籍、影视的激增，说明市场已经成为牵导翻译的无形巨手。
　　第二，读者以及使用翻译的目的也对翻译产生重要影响。读者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明显时代特点、身处特定文化背景的实体存在，他们会因行业、教育、社会经历、文化心理、观念以及阅读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价值和重点要求不同。读者期待构成话语的隐形牵引。忽略读者的现实和欲求，作品很难进入读者视野，更不用说生存延续了。
　　第三，由于文化间的距离，原作者进入翻译后的命运要依赖译语文化的态度。十九世纪英国翻译家george fitzgerald 认为，译者完全没必要臣服原作者，原作只是给他提供一种在译语操作的可能性。今天，一切以原著为中心，译文应该屈从原文，还是反过来，一切以译语为中心，原文必须接受译语的改写操控，仍是理论界热衷的话题。
　　第四，作为话语实践的翻译活动本身在文化内部的地位同样影响翻译。在文化多元系统(polysystem)中，翻译文学并非任何时候都从属于原创文学。当本土文学尚处于发展初期，体系还不完备(如以色列建国初期)，或者，相对于其它文学体系仍居于边缘地位，自我创新能力较弱(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文学)，或者正经历危机转折之时(如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文学将占据首要地位。(gentzler, 1993: 116-18)这种情况下，翻译主要致力于引进外来作品的形势以改变现状，开创文化新局面走出自身困境，因而，翻译会贴近原文，尽量复制、保存原文形式要素及文本关系(textual relations)。其它情况下，翻译处于次要地位，目的主要是引入、吸纳他人新异的思想观念，因而，翻译会更多依赖自身既有模式和审美规范。
　　第五，译者毋庸置疑地构成翻译的核心和关键。他根据自己对上诉因素的综合考虑，居中调停，最终决定多大程度以及怎样操纵原文，代替原作者“恰当、合理、正确”地讲话。译者不可能像某些翻译理论家要求的那样“隐形”、“透明”，他时时处处都会把自己铭刻在译文里。

　　(三)文化语境的篡谋
　　文化语境主要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知识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事件、行为准则等构成人们心理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或精神氛围，它在话语交际中起宏观定向的作用。
　　翻译过程中，“译者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意识、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李运兴，2000：122)文化篡谋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翻译伦理”的认识和表述上非常明显。张培基、喻云根等在《英汉翻译教程》(1980年出版、2000年重印)一文中强调，译者的第一素养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内容。”立场、观点不同，译者的理解和分析就有差别，采取的方法必然影响原著的实现。翻译历史表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可能要求极端的方法操纵原著。中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一本翻译教材在谈到翻译时虽然强调“信”是翻译的首要标准，却似乎自相矛盾地提出另一条准则，即，翻译活动必须服从译语文化的要求。
　　
　　二、结语
　　
　　研究翻译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固守抽象的“忠实”，仅停留于文本内部的语言转换考察翻译的本质。我们必须返回翻译活动的具体语境，从其源头追索“忠实”可实现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放弃传统的二元结构而采用动态多元的模式研究语境和翻译的关系，我们就能避免理论研究中西西弗斯的尴尬，开拓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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