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和共生之物，语际翻译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所以，在传统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命题下，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其本体论地位上来说，它被笼统地归于某一语言、文化的传统思路也是值得商榷的。借用中介理论和中庸辩证法，试图说明语际翻译是一种独立于此两种语言、文化之外，又与此两种语言、文化有着必然联系的一种独立的语言、文化。而中国哲学在译论中的缺席，使语际翻译的本体论地位无法得到应有的肯定。
关键词：语际翻译；二元论；中介；中庸
1 作为中介的语际翻译：一种独立的语言/文化
传统“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两极矛盾观略掉和损失了许多意义，如上所述，它就包含不了“两极相逢”的特殊意义和意味。
我们一般会认为，所谓事物的对立，通常指的是质的对立。但是，实际上，一切相互对立的事物质上的不同，都是由量的积散程度促成的。因此，相对立的事物之间，在其显现为质的对立的同时，还存在着量的可比性，存在着一条由此及彼的逐步递增或递减的某种量的连线。既然是量的连线，便有一个可测量的中点或中间阶段，便有一个相对于两端而言的“中”。因此，在事物的两个对立面之间应该还有个“中”存在。由于传统二元论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中”为中介。
中介，德语写作vermittlung，其基本含义是居间联系、居间调解的意思。它作为哲学范畴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也是他哲学著作中最常见的概念之一。黑格尔认为界限是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某物与他物既是又不是。Www.11665.cOm中介是事物联系的中间环节，事物发展的过渡阶段， 或是事物质变的转化条件；或是事物相互区分的界碑;或是事物相互作用的传递者;或是事物相互沟通的桥梁。总之，中介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质与量相统一的度里存在的，都有一个产生、成长、灭亡的过程，都有一个两端与中间状态。两端必然具有相反或对立的性质，两端之间必然有中间状态。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说:“中介的环节……在一切地方、一切事物、每一概念中都可以找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中间状态是存在的，有些有机体我们简直没法说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因而我们总是不能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说过，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过“中介”概念，但他在不少论述中都包含着“中介”的思想。他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他还说过：“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尽管中介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一条宽带，还可以是能够与此物、彼物相提并论的“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意义上的事物，但这些事物都可以被视为是居中者或第三者。
中不仅有其“介”性，也有其存在的自性。由于“中”是相对于两端而为“中”，也就是说，由于它脱出了两端的范围，不属于两端中的任一端，因此它便自成一种相对于两端而存在的新的质。换言之，它是相对于对立的两极而言那个参与进来的第三者。也就是说，“中”不仅仅是两极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居间环节，事物变化过程的中间阶段，或是对立双方相互渗透的纽带和相互转化的桥梁，它还独立于左右之外而不是附属于左右之下，具有存在的绝对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仔细分析过两端和中间的种种可能情景，他指出：两极和中间三者，“每一种都以某种方式和另外两种相反对：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而它们之间又相互反对，中间也和两极端相反对”；“中间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极端。”亚氏还说：“美德是一种中庸，而就其为最好的和应当的而言，它是一个极端。”
因此，如果可以按照中介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来探讨语际翻译，我们就应首先承认，语际翻译本身是与牵涉到的始发语言/文化与目的语言/文化鼎足而立的一种语言/文化形态。换言之，中介理论和亚氏的哲学思想或可为语际翻译的本体论性质定位，但中国哲学更有利于对这种性质的分析和阐发。语际翻译的“居中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庸之道”，以及用这种哲学思想认识分析语际翻译的可能性。
2 语际翻译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文化存在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众所周知，“中庸” 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它作为一个概念，首见于《论语》一书，但“中庸”的观念却由来已久。“中”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和道德观念，最早出现于商代遗文《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中，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除《盘庚》之外，《尚书》中的《立政》、《吕刑》等篇也有多处提到“中”、“中正”等。在这些典籍中，“中”的意思基本上是正确、合理。孔子继承了前代“中”的思想，提出了“中庸”之说，并把它提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中庸》第一章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郑玄注《礼记•中庸》解题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广雅》曰：“庸，和也。”由此看来，“中庸”就是“中和”，就是“太平和合”境界。《国语•周语》云：“声应相保曰和”，意思是各种不同的声音互相协调呼应就叫“和”。《国语•郑语》中史伯认为，“和”是多种不同的因素和谐的统一，它可以形成新质。
从“中庸”的角度来看，既然语际翻译要最终推出一个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本，那么，它对相互异质的两种语言/文化因素的吸收、调节以及组织，它对这些因素的重新创造，都要求文本走向“中和”，实现新的价值融汇，体现新的意义创发，显现“居中调停”的“居中道者”的语际翻译的作用与意义。所以，作为居中的语际翻译就是异质语言/文化和谐共生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此外，中庸之道向来被看作是黑格尔式的“合二为一”，即正、反、合的过程。中庸之“中”就是“合二为一”的“一”；“正、反、合”的“合”，它是对两者互相比较訾议、取长补短之后得出一个既不同于两者、又不离于两者的高于两者的第三者；所以，它亦此亦彼，非此非彼。因此，语际翻译既预示着多种语言文化的共生，也意味着多种语言文化的融合。
除“中和”之外，“过犹不及”也是中庸的主要特点，即在对立面相互制约的统一中把握度。做成任何事物，就是要达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不及”则达不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不能做成这一事物。“过”则超过了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同样不是这一事物。因此，“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寻求“中道”就成了理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语际翻译也是一样。语际翻译必须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寻求和掌握一个正确、合理、平衡的点，以做到恰如其分，而且要把两种语言/文化联系起来通盘考虑，这样就可以此之长，济彼之短，在两端的互补互济中求得正确合理的“中”的效果。
作为第三种语言/文化的语际翻译，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翻译的跨文化意义是两种语言/文化、两个世界、以及两种精神之间的一种平衡，一种基础。没有居中的语际翻译，就没有此语言/文化和彼语言/文化之分。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谈德性时也都认为只有中道才是德性，因而将两端分别称为过度和不及。那无异于说，是首先有了中间，然后方有两端之相对于中间而得名。正所谓“中间生两极”。如上和下双方要形成对立，左和右双方也要形成对立，它们都以“中”为界，没有“中”，就无所谓上和下，左和右。又如在实数体系中，正数和负数是对立双方，而零是对立面的中介；没有零，正数和负数就无从区分。换言之，没有中间也就没有两端，也就没有判断活动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语际翻译孕育并创发出了始发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言/文化，同时也就决定了这二者未来的趋势和走向。
这意味着，语际翻译不仅沟通两种语言/文化，而且确保了它们的历史成就与未来走势，同时，它还是它们之间互动的风标，是它们共同的“语言”，因而也就是对它们加以认识与探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渠道。语际翻译作为中介，作为始发和目的两端语言/文化沟通、对话的桥梁，在其相互之间的作用中，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下是它形成历史性影响的明证：在8世纪，阿拉伯国家大量翻译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飞速发展，使阿拉伯国家在数学、医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12世纪前后，当时的欧洲以古罗马为中心，大量翻译阿拉伯学者的著作，并通过阿拉伯译文，重塑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直接推动了中世纪欧洲文明的革新，进而引发文艺复兴这场空前的全方位的思想革命，不仅使整个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后来还引发整个世界进入了现代时期。所以，可以说，西方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力于语际翻译。在中国，始于东汉末年终于北宋末年而盛于唐代的佛经翻译活动，可以说对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同样，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对清末力求自强革新的知识分子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语际翻译活动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近代的一些思想家都是以语际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文学以及语言的。
另一方面，语际翻译的存在不是“自明”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作为一种绝对精神，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是需要条件的。同别的事物一样，语际翻译这种语言/文化是处于始发语言/文化与目的语言/文化的关系之中与互动之中的语言/文化。因此，它的特质要凭借始发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言/文化才能得到印证与说明，因为它的本体论地位只有同时凭借两端才能得到确定。归结起来，就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执其两端，用其中”。简言之，就是先深究和把握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蕴和特质， 然后统摄正、反两者之合。因此，语际翻译不是一种物质主义的资源掠夺、空间扩张和思想取代；相反，它强调的是语言/文化的多元并存以及异质语言/文化在相对存在中的多元格局。它维系着语言/文化与语言/文化之间的互动，促进它们之间的“有无互通”。
参考文献
［1］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eagleton.t.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