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拓扑学的视角看待翻译研究,可以发现:实现源文化成功进入到目的文化中,必须对目的文化的表达结构进行变形或变通处理,即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以实现两者的“拓扑等价”。这些形式多样的翻译方法,虽然涉及到读音、词法、语法和比喻等不同层面,却依然可以归纳到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的框价当中。
　　关键词:拓扑学;翻译研究;异化;归化
　　
　　一、拓扑学和翻译:一个类比
　　
　　拓扑学(topology)是数学的一门分科,研究几何图形在一对一的双方连续变换下不变的性质,例如,画在橡皮膜的图形当橡皮受到变形但不破裂或折迭时,有些性质还是保持不变,如曲线的闭合性,两曲线的相交性等[1]。
　　拓扑学是几何学的一个分支,但它和通常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有所不同。通常的平面几何或立体几何研究的对象是点、线、面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它们的度量性质。拓扑学对于研究对象的长短、大小、面积、体积等度量性质和数量关系都无关。举例来说,平面几何里把平面上的一个图形搬到另一个图形上,如果完全重合,那么这两个图形叫做全等形。然而,在拓扑学中,运动中图形无论大小或者形状都要发生变化;换言之,拓扑学中没有不能弯曲的元素,每一个图形的大小、形状都可改变。
　　 拓扑学不讨论两个图形全等的概念,但是讨论拓扑等价的概念。比如,尽管圆和方形、三角形的形状、大小不同,在拓扑变换下,它们都是等价图形。以下的三个图形可以存在拓扑等价;换言之,从拓扑学的角度看,它们可以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拓扑学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无须考虑原来图形的大小、形状,仅需考虑点和线的个数。wWW.11665.cOm在一个球面上任选一些点用不相交的线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样球面就被这些线分成许多块。在拓扑变换下,点、线、块的数目仍和原来的数目一样,这就是拓扑等价。一般地说,对于任意形状的闭曲面,只要不把曲面撕裂或割破,他的变换就是拓扑变换,就存在拓扑等价。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如何让一个一元硬币穿过一个一角硬币大的纸孔,同时又不能损害纸孔原来的大小?事实上,采用拓扑学方法便能顺利地完成这个过程,其方法如下:把纸张按纸孔的直径对折,然后两边向下捏,使纸孔的直径变大(纸孔并没有损坏),这样一元的硬币便能顺利穿过这个一角硬币大的纸孔了。
　　从类比的视角看,该游戏完全可以与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例如,把一元硬币视做源文化,把一角硬币视做目的文化,如何实现源文化成功地进入目的文化正是翻译研究长期以来重点关注的内容。源文化和目的文化出现不均等的情形,在翻译实践中是件老生常谈的事情了。这种不均等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目的文化中缺乏文化对应词,使得信息的交流出现瓶颈。
　　诚然,瓶颈的出现并不意味翻译无法进行或者源文化信息就此流失。相反,如果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源文化和目的文化完全可以实现对等的情况,正如拓扑学所展现出的拓扑等价的概念一样。
　　
　　二、拓扑学视野下的翻译方法
　　
　　在拓扑学方法下,只要其原来的某些性质保持不变,不管以后的形状如何变化,两者依然存在着拓扑等价。以下就英汉互译中的一些翻译实践,展示拓扑变形在其中的运用。
　　如果源文化与目的文化本身存在着完全对等的条件,这时翻译可以考虑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种翻译往往也最容易为目的文化的读者所接受。
　　例1, 吃一堑,长一智。
　　a fall in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钱钟书译)
　　例2 ,a bolt from the blue.
　　天有不测之风雨
　　然而,例1、例2所展示的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在翻译实践中往往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在更多的情况下,源语与目的语不是在形式上、就是在内容上存在着并不对等的条件。倘若如此,改变目的语的表现形式也就情有可原了。翻译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六种常用的变形或变通的方法:
　　1.拟声变形
　　例3 ,y-ouch!
　　姚之痛!
　　巨人之踵!
　　2008年初,姚明由于左脚脚趾粉碎性骨折被迫接受手术治疗,并且放弃了随后进行的nba赛程。获悉这一爆炸性新闻,美国当体媒体用了“y-ouch!”作为文章的醒目标题,既点出新闻人物是姚明(“y-ouch!”与“yao”两者读音相同),又生动地描绘出姚明正在痛苦呻吟的状况,可谓一语双关。随后国内相关报纸陆续翻译和引用了这篇报道文章,然而题目却变换成那“姚之痛”,有的干脆翻译成“巨人之踵”。由于中英两种语言在拟声词的表达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又涉及到双关语的修辞手法,要传神地做好这一标题的翻译殊属不易。从意译的角度出发,以上两个翻译虽无可厚非,但我却以为翻译成“要命!”似乎效果更好。一方面“要命!”与“姚明”读音相同,另一方面“要命!”又可作为感叹词与“ouch”对号入座,同样达到一语双关的功效。
　　2.音韵变形
　　例4 ,the fair breeze blew, the white foam flew,
　　the furrow follow’d free;
　　we were the first that ever burst,
　　into the silent sea.
　　-- s. t. coleridge
　　和风吹,白沫飞,
　　舟迹随有如燕尾;
　　我们是第一个
　　投入这沉静的海洋。
　　 ——s·t·科尔里奇
　　该诗特意采用头韵来制造出拟声的效果,如重复采用[s],[f], [b]等音制造出海浪拍打着飞速行驶中的船舷的响声,在读者目前展现出一幅动态的诗情画意。中文虽然缺乏头韵的表达习惯,但转化成尾韵同样取得了异曲同工的效果,而且也更加符合中文诗歌的表达形式。
　　3.词性变形
　　例5,邓小平在“十一大”上说:“一定要少说实话,多做工作。”
　　deng xiaoping said at the 11th party congress, “there must be less empty talk and more hard work.”
　　例5中引语的动词被转变为形容,句子结构也从主谓转变为系表。翻译过程中,词性变形以及转换是一个经常用到的方法,好的翻译应使译文与原文有相应的效果,在词性转换中既要求意合,又要在换形中求形合。当然,词性变形并不指来自词性方面的改变,还包括了词性作用的改变和句子词序的改变等等。
　　4.句法变形
　　例6,king:what is the cause, laertes, that thy rebellion looks so giant-like?
　　 laer: none but his enemies.(《哈姆雷特》)
　　国王:雷欧提斯:冤有头,债有主,我只要找我父亲的敌人算账(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的戏剧由于适合于表演,因此明显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以上“none but his enemies”的意思是“只跟他的敌人报仇申冤,但朱生豪的翻译改变了原来的句子结构,多出“冤有头,债有主”一句,却决无半点发挥,只是把英语中的对“none”的理解发挥到极致,却又完全合乎汉语口语的表达习惯。
　　5.注释法
　　例7,谁晓得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一直吃到从狼子村抓住的人(《狂人日记》)。
　　but if the truth be known, people have always practiced cannibalism, all the way from the time when pan gu separated heaven and earth down to yi ya’s son, down to xu xilin, and on down to xu xilin, and on down to the man they killed in wolf cub village.*
　　* pan gu (literally, coiled-up antiquity) was born out of an egg. as he stood up he separated heaven and earth. the world we know, was formed from his body. (威廉·a.莱尔译)
　　很多时候,源文化中一些诸如食物、场所和人名的等特色词汇往往很难在目的文化中寻找到对应词,因此音译或直翻是种不得以而为之的方法。例如,例7中的“盘古”是我国神话中开天辟地的人物,传说世界由此形成。威廉·a·莱尔采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显然他认为目的读者并不具备相关的源文化知识,有必要对其补充说明。
　　6.文化置换
　　例8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阿q 正传》)。
　　however, the truth of the proverb “misfortune may prov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was shown when ah q was unfortunate enough to win and almost suffered defeat in the end.(杨宪益、戴乃迭译)
　　文化置换是指对源语的对应表达,带有明显的目的语的文化意味,往往包含与源语完全不同的意象。这种对应并不是建立在原来的词汇意思的基础上,而是从双方的语用功能对等的角度出发来替换的。在一些典故和习语中常常采用这种方法,即用目的语中文化功能相当的典故或成语来替换源语的典故或习语。例8中的“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自《淮南子》,比喻人的祸福互为因果;虽然暂时吃亏,却因此获得好处。由于该典故在目的语中正好有文化功能对等的表达,故杨氏夫妇采用了文化替换的方法,意象虽变但交际功能维持不变。
　　
　　三、结论
　　
　　站在拓扑学的视角来看待翻译研究,有三方面的内容值得反思:
　　1.可译性
　　事实上,翻译研究中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例如,雨果·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曾经指出:“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翻译的艺术在于它将不得不持续地应对不可译性现实的存在。”[2]洪堡也认为,翻译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译者要么过于贴近原文而牺牲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品位,要么过于贴近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表达而牺牲掉原文;实现两者之间的调节不仅十分困难,而且完全没有可能[3]。卡福德指出“不可译性”的两种表现形式:语言不可性译和文化不可性译。“语言不可性译”指目的语缺乏源语的词汇或句法结构;“文化不可性译”指目的语缺乏源语中来自习俗、环境与历史背景等相关的情景[4]。关于语言的可译性问题,哲学界也有着传统的认识论基础。如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伽达默尔也说:“能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尤金·奈达直接驳斥“不可译论”的荒谬性,认为实现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可能的,否则跨文化交际与理解将无法实现[5]。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现在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正如以上那个小游戏所展示的,在拓扑等价的概念下,不同语言之间完全可以互译,实现源文化信息成功进入到目的语当中不仅可能,而且切实可行。
　　2.翻译方法
　　源语言与目的语虽然存在着拓扑等价,但需要进行必要的变形或变通处理,即采用或遵循一定的翻译方法。常见的翻译方法有拟声变形、音韵变形、词性变形、句法变形、注释法和文化置换等等。由此可见,目的语常常需要在读音、词法和句法甚至文化意象等方面做出某种程度的变形或变通,才能实现源语言与目的语语言之间的“拓扑等价”。
　　3.翻译理论
　　拓扑学虽然有不同的形状和外观,但其中本质性的东西应当维持不变。这里所涉及的某些性质,在翻译研究中可以与众多的理论联系起来,如“戴着镣铐跳舞”、“形散而神不散”、“熵理论”、“食人主义”和“功能对等”等等。事实上,翻译中一直离不开直译和意译,或者离不开归化与异化之争,即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还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处理方法。归化与异化是凡努蒂于1995首先提出来的术语,归化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异化则指“故意打破目的文化的常规翻译,一定程度上保留源文化的陌生成分。”[6]从拓扑学的视角来看,当前翻译理论依然无法脱离这两种指导性原则。换言之,为了实现拓扑等价,既要改变目的语中常规性表现的形式,有要在必要时“改头换面”并以不同的形状出现。事实上,异化与归化都是实现拓扑变形的必要手段,两者共同协调、互为补充,以实现拓扑等价为最终的目的。
　　如果说本文有什么结论,那就是,翻译理论要获得发展,需要向其他学科借鉴知识。事实上,许多理论的获得正是来源于生活,它们反过来又能帮助我们去更好地完成实践。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680.
　　[2]schulte, r. and biguenet, j.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orm dryden to derrida[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1.
　　[3]wilss,w.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 and method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35.
　　[4]catford. j.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oup, 1965:22.
　　[5]nida, e.a. translating meaning[m]. london: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1982:9.
　　[6]shuttleworth, m. &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manchester, uk: st jerome publishing,1997:4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