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异化，归化，翻译·文化，红楼梦
【论文摘要】翻译实质是不同文化问的交流．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分为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和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本文通过对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分析评述了两位译者在传递不同背景的文化信息方面所采取的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及由此对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和在目的语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本文的研究认为异化策略在保存源语文化特色和传播源语文化遗产方面显得更为有效．
一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间的交流活动，既是语言转换的过程，亦是文化的移植和传播过程.’由于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较大的文本.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杨绛先生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译者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仆二主”的事情，即译者这个“仆人”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这个“主人”，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心中既要想着原作及原作作者，尽可能地把原文的内容和风格准确而生动地表达出来，同时还要想着译文的读者，翻译出来的东西要尽可能接近读者，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两个方面却并不容易.常常，由于各种因素，译者不得不“背叛”自己的一个主人，于是也就出现了“归化”或“异化”的现象.
作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ln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 domestication)和“异化"( foreignization)。wwW.11665.cOM按照其说法，“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换言之，异化翻译策略是背离民族的压力，接受源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人源语文化;而归化翻译策略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源语文本符合译人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著作者带人译人语文化。可见，异化具有源语文化取向，而归化则具有译语文化取向.
翻译到底是以源语文化为中心，还是以译语文化为中心，这长期以来在翻译界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并不是绝对和单一的，而是相对和多重的，二者具有对立统一性。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源语作者、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可采用以源语文化为中心的异化原则，也可采用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归化原则。对译者来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
本文拟以《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为题材，具体分析归化和异化对文化信息的处理。
二
我们选取的《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分别是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简称杨译本)和戴维·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 f the stone(简称霍译本)，二者都是公认的成功之作，且各有特色.而之所以选择《红楼梦》，是因为这是一部有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经典著作，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上的差异，一种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不一定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而，对语言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也往往最能体现出译者的翻译观及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本文希望通过对两个译本中相关文化信息翻译的分析，来看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对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及在目的语文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一)对宗教文化信息的处理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该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蕴涵着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佛教和道教意识。而在两个不同版本的翻译中，这种宗教文化意象的体现却迥然不同。
例如:《红楼梦》第一回有个《好了歌》，第一句是“世人都晓神仙好”。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以下简称杨译)是: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粗克斯先生的译文(以下简称霍译)是:
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神仙”是中国道教的概念，本意为中国道教超脱尘俗、神通万变、长生不死者，成“神”成“仙”乃道家之最高理想.杨译将“神仙”直接译成“ immortals";霍译则采用了转译的方法，使用了“salvation(拯救)”这个词，而“拯教”实际是基督教的理念，从“罪孽”中得到“拯救”是基督教徒的最高追求。可见，杨译的异化再现了道教文化的内涵，霍译的归化则删改了原文的道教意象。
又如，第六回里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杨译是:
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
霍译是:
man proposes,god disposes.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人们把“天”视为自然界的主宰，而基督教徒则把“上帝”视为自然界的主宰.霍译直接套用了现成的英语谚语，译人语读者对此的理解是轻而易举了，只是如此一来，原文中的佛教色彩就被改写为了基督教色彩，霍克斯潜意识地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奉耶稣的人。杨译则巧改“god"为“heaven"，从而很好地保留了原语文化中的宗教色彩.
再如“裔戒”一词，杨译为“observing afeast"，传达了东方的宗教习俗—在祭祀、礼佛或盛典之前吃素忌酒，独处静养，整洁身心，屏除杂念，以示虔诚。西方宗教无斋戒习俗，霍译从译文读者出发，把“斋戒”译为“retreat"(宗教的独处静思，整洁身心)，造成民族意象文化意义亏损的欠额翻译。
在这些地方，杨译遵循忠实于原作的原则，保持了原作的宗教概念;而粗译则考虑了读者的宗教背景和接受心理，将原文里的道教或佛教概念转化为西方的基借教概念。这两种处理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各有千秋。从原作角度看，杨译忠实于原文;从译文读者的角度看，霍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二)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处理
此外，在《红楼梦》里有很多带有中国文化意向的词，两位译者在翻译时同样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效果也自然不同。
如“金陵判词”第九首是写贾迎春的，其中第三句“金闺花柳质”是运用比喻手法描写迎春出身高贵，如花似柳般美丽娇弱。“金”、“花”、“柳”都是带有中国特殊文化意象的词，中国文学中往往用“花”来比喻女子美貌，用“柳”来形容女子身材婀娜，“金”则突显富贵。杨译为“fair bloom, sweet willow in a golden bower"，保留了原文的三个意象，又用两个形容词“fair”和“sweet”来分别修饰“bloom”和“willow" ,贴切形象，传神达意。此句基本属于直译，比较忠实于原文。霍译为"to cruelty not used, your gentle heart’，则完全是意译，舍弃了原文的比喻手法，只取“金闺花柳”的“gentle”之意，而失去了“花”、“柳”之形象。另外又把原文中的正说改为反说，似与原文相差较大。
又如“潇湘馆”一词，杨宪益译为“bamboo lodge"，比较符合原意。“潇湘”在这里是联合词组，都是表示“竹”的意思.据《辞源》解释:唐朝韩愈《昌黎集·城南联句》中“潇碧远输委，湖嵌费携擎”中的“潇碧”是指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江上送客》中的“杜鹃声似哭，湘竹斑如血”也是指竹。再看书中对“潇湘馆”的描绘，“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好一个郁郁葱葱的幽雅的庭院。霍克斯则把“潇湘馆”译为"the naiad’s house”。在这里，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naiad"—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在英文中并不含翠竹之意。中国人画竹、颂竹，以竹明志，借竹抒怀。金人王寂在《次韵郭解元病竹二首》诗中写道:“生死挺然终抱节，容枯偶尔本无心。”这是竹的品质，也是竹的情操。“潇湘馆”暗含林黛玉美好的节操和对爱情的忠诚，她是用坚韧不拔的竹子的意志来忍受“风刀霜剑严相遥”的环境.霍克斯无法理解中国人对竹子的，感情，因为竹子在西方文化中仅是一种植物，无特别的含义，且一般西方人对竹子了解甚少，他们从情感上也无法接受汉语中的竹子的文化意蕴。
总的说来，杨宪益夫妇的译文直、译绝对占主导地位，译文多取“异化”方式，重源语文化，尽量保持源语文化的原汁原味这一异域特色。霍译则以意译为主，多取“归化”，更重译人语文化。为方便读者接受起见，霍克斯以下意识的西方中心的惯常思维，常常用西方读者熟知的文化形象对源语文化意象予以置换。这其中尤以对“红”这一贯穿小说始终的文化意象的处理最为典型。我们知道，“红”在作品、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指涉甚广的一个词，既是红颜知己、红男绿女之“红”，也红颜薄命、红尘滚滚之“红”。陈历明认为，红、楼、梦与色、情、空基本对应互涉，由“红”至“梦”，因“色”人“空”，这是小说作者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体悟后留给后人的感慨、回味和思索，也是解读这一经典的一牖天窗。霍氏在其长篇译序中，用了不少笔墨陈述了弃“红”的道理(不排除其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识见)，因此而将《红楼梦》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ane(这也罢t，因为原名就叫《石头记》)，将“悼红轩”译为“nostalgia studio" ,“悲金悼玉的《红楼梦》，，译为“a dream of golden days",“怡红院”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而“怡红公子”则成了“green boy"，这一番置换、西化后原作面目已非，实在不是“实在无能为力”可以搪塞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无可补偿的大损失。反观杨氏夫妇，他们则对此几乎原封不动予以保留、异化，即便可能造成英语读者阅读障碍也在所不惜。以其人生际遇、学识、双语的修为及对中西文化的了解，是不大可能不知道这一点的，这不是技术性的原因可以解释的，比较站得住的理由应是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在驱策，使其拒绝同化和收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两译本各有特色，两家译者在处理源语文化信息时基本上是两个倾向:霍译为了取悦读者，让他们从轻松顺杨的阅读中得到享受，遵循以归化、意译为主;而杨译为了使英美读者了解更多中国文化，因而尽量保留源语文化色彩，基本上以异化、直译为主。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两家译者的做法有差别，这本也无可厚非，关键的间题是，在归化与异化、意译与直译伺题的处理时，译者应当注意对“度”的把握。
霍克思更多考虑西方读者的文化习惯和接受效果，采取归化为主的翻译方法，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他客观上受西方文化影响，主观上经常先人为主，过度地归化，过于强调翻接受主体的理解与译文可读性的一面，忽视了文化的流变性与兼容性，对宗教文化意象多采用意译法使其归化到英语文化，甚至以译人语读者所熟悉但与原文信息相去甚远的文化典故来代替，这样就造成了源语意象在译文中的缺失与歪曲，中国文化的一些宝贵特质和独特文化内涵荡然无存，尽皆臣服于英语和西方文化。这个时候的霍克思便违背了他尽责于作者、读者和文体的翻译原则，因为译人语读者对外族文化求异求新的视野期待、对文本阐释的巨大想象空间都被他忽视了、压缩了。
因此，在翻译这类带有强烈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时，这种归化的策略，具体而言即交际翻译或工具翻译是不太可取的。译者有责任将外国文化忠实地传达给译文读者，而不是否认文化差别，剥夺译文读者接近和了解原文文化的机会。毕竟，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借助于“存异”的原则对外来文化所获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实、更加深刻的理解，因而也更有比较、更加自觉。仅从译人语文化出发，用译人语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源语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尊重读者的行为，因为这种译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事实，实际上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
三
王佐良先生曾指出:“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实际上也是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异质文化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中介。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度的间题，既不可走归化的极端，也不可走异化的极端，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都有其长处，在翻译过程中，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为了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必须尊重他文化中的差异性，在翻译弱势文化文本的过程中，不应用其所谓的普遍性对弱势文化中差异性统而化之。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准确、恰当地表述源语文化的差异性，并且为译人语文化吸收与认可，进而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因此，在翻译方法上采取适度异化的翻译策略有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归化和异化之间是动态的关系，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孤立地谈论它们.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给予异化翻译更多的关注也决不是否定、排斥归化翻译的策略。翻译作为两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蕴涵于语言中的某些固有的文化差别仍需适当借助归化策略来解决;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行为中处理文化问题的重要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纯粹意义上的异化或归化译文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篇优秀的译文往往都是译者娴熟驾驭这两种策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