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动物有特殊的精神价值、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从精神价值看，保护动物即保护人的精神利益，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特定的物是有限的，故对动物遭受侵害时所有人的精神赔偿应不囿于法条的局限。从生态价值看，野生动物保护对于保持生态平衡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关系重大，而我国《物权法》没有将对野生动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法定化，故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畴。从伦理价值看，良好的伦理基础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而我国从关爱动物角度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立法尚处于空白状态，故我国在修订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在考虑社会伦理因素的基础上增设关照动物或反虐待动物的条款。以人类本位主义为基础，完善我国立法、合理保护动物的特殊价值对于重新界定动物的法律地位和推进社会进步或有裨益。
［关键词］动物特殊价值；动物精神价值；动物生态价值；动物伦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d950.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15
随着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和动物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与繁荣，一场动物保护的革命渐渐走进法律视域之中。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奥地利、德国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修订，使得一场关于动物的法律革命在各个成文法国家悄然发生，其核心正是动物对传统“物”的概念的冲击与挑战。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亦不能回避这一潮流。对于动物是不是“物”的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客体主体化等新理论新问题出现在争论中。www.11665.Com一方以环境伦理学者为代表，认为动物不是“物”，动物有相应的权利主体资格；而另一方则以民法学者为代表，坚持动物仍然是“物”，只不过有不同于一般的物的特性。［1-3］
在这场应对动物保护思潮冲击的论战之中，主流民法学家作出了较为有力的回应。他们认为：法律人格的扩充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动物不具备主体应有的意志能力，赋予其主体资格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但否定动物法律人格也不意味着忽视对它们的保护，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动物物格制度。杨立新［3］指出，法律物格制度的一大特征是赋予不同的物不同的法律地位。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因物制宜，根据不同的物的特点规制以不同的保护策略和救济方法。在笔者看来，动物的物格正是法律物格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但动物物格与传统的法律理论仍有不衔接之处，环境伦理学者提出的如何在法学范畴内体现等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此外，传统民法将动物归于一般的物，所有人可依据其权能自由使用、处分，即使强调其特性，也是在饲养动物侵权时强调某些动物的危险性，或者在环境保护时偶谈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意义，对于动物独有的价值很少通过法律触及。本文拟结合动物这种特殊物的特征和价值，在分析其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就我国进行动物特殊价值的法津保护提出建议。
一、动物精神价值的法律保护
1.价值认知
物的种类千姿百态，物的功能各有不同。在日益重视精神世界的时代里，人们越来越关注内心的安宁和充实。一些特殊的物往往对人的心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寄托和抚慰作用。而此类物往往是特定物，独一无二，一旦灭失则不可恢复原状，致使权益人丧失寄托，产生巨大的精神痛苦。法律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对于承载了权益人精神利益的物，法律应予以保护。动物正是这样一种物，特别是与主人亲密的伴侣动物，其有着排除寂寞、寄托感情、充实生活的超乎其固有财产价值的特殊的精神价值，它们一旦遭受虐待或者被剥夺生命，则主人的精神利益往往会受到损害。对于那些终日与动物朝夕相伴的鳏寡孤独者来说更是如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保护这些动物不仅是在保护主人的财产利益，还是在保护主人的精神利益。
2.立法状况
如何利用法律对动物特殊的精神价值进行保护和救济呢？笔者认为应将其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范围之内。但这就意味着传统民法的一些观念需要进行调整和重述。
对精神损害而言，鉴于界定的困难，大陆法系国家往往采取的是限制主义的立法方式，限制其适用范围并予以法定化。［4］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情形，权利人难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往往会产生法律保护的价值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不对等的情况，即法律虽未明确规定保护方式，但该精神价值的丧失是
观存在的，造成的精神痛苦也是难以估量的。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特定的物是有限的，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仅仅包括“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永久性灭失或者损毁的”情形。而一般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物是否有“人格象征意义”要看该物是否寄托了某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初恋的定情物是基于当年初恋情人的关系才有了独特的意义，亲人的遗物也是基于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才有了特殊的价值。如果仅是所有人对自己所钟爱的物品的深厚感情，则不会使这种物品产生人格利益。［5］宠物正是这种脱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而无人格象征意义的物。
我国在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笼统地规定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该条可将动物对所有人的精神价值通过宽泛的“人身权益”来进行保护。
3.改进建议
如此前所言，现实中往往出现保护价值不对等的情况，宠物不符合精神损害赔偿法定的适用方式，并不等于其衍生的精神价值不值得保护。对动物遭受侵害时所有人（或饲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不囿于法条的局限。
一些学者和法官指出，在考察“人格象征意义”的标准时，可以考虑宠物是否给予饲养人人格利益上有较明显的增加。［6］比如一直获得重大比赛奖项的狗实质上增加了饲养人的名誉利益，一条导盲犬事实上扩大了盲人的人身自由范围，一只与孤寡老人朝夕相伴的宠物狗无形中丰富了主人精神健康权的内涵。这就将“人格象征意义”的内涵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了人与动物这种特殊物的关系之中。这种突破是在当代法律背景下，人与人的法律关系向人与物或者说人与自然的法律关系转移的产物。这要归功于动物保护运动，也说明动物的精神价值在文明社会的日益凸显。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让我们对人格概念的内涵和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范围有一个新的认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兜底条款，法官的解释仍然有很大的随意性。故而，笔者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者将来的案例指导制度中，将这一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明确化，以增加对动物精神价值给予法律保护的可操作性二、动物生态价值的法律保护
1.价值认知
随着全球范围内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动物保护（从生态意义上讲，这里更多指的是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子内容也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重大行动”的首项行动是“开展对现行政策和法规的全面评价，制定可持续发展法律、政策体系，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这就表明我们也需要以保护动物生态价值的眼光重新审视现有的法律体系。可以说，人类关注动物的重要性最早就是从其生态价值开始的，但这也是仅从关注其作为资源的价值入手的。从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角度关注动物的生态价值应是一个新的课题。
动物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们组成了复杂的食物链，提供了丰富的基因资源，起到了维护基因多样性和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人们过去往往重视它们作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包括食用价值、装饰价值、娱乐价值和科研价值等，但忽视了其生态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动物具有平衡生态的作用及动物物种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等方面。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每一个物种都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一个物种异常的数量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系统的震动。而一旦一个或几个物种灭绝，则整个系统都可能陷入崩溃的困境，再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往往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所以，动物保护关系到整个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吕忠梅［7］认为，物权法的终极关怀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制定物权法时要考虑不动产物权的环境保护要求，主张不动产的使用要适当让步于环境保护。在笔者看来，其实不仅是不动产物权如此，动产物权亦然。动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也要体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2.立法状况
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而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合理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这说明，有相应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对于野生动物资源没有所有权，但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使用权和收益权没有在我国《物权法》中予以法定化，事实上只类似于已法定化的海域使用权、取水权、捕捞权等准物权。而对野生动物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来说，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都使其负担了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本质上就是对于环境保护的让步。国家从公法角度介入，规定了国家本身及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义务。国家有保护野生动物生活环境、制定重点保护动物的名录、划定和管理相关的自然保护区等职责；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不非法捕猎、运输、买卖等义务。比较而言，美国《联邦频危物种法》更加突出了政府的责任，政府不仅有不得伤害物种的义务，还有帮助恢复物种数量的义务。此外，该法还给予了公民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的权利，并且赋予了司法机构对政府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
3.改进建议
我国自1989年颁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逐步加大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力度，但仍然有一些不足。在笔者看来，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确定好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围。野生动物资源的使用人事实上担负着生态保护的一些义务，但其使用权没有法定的物权效力，权利人不能行使物权请求权，得不到物权的法律保护。这就使得这些使用人的权益不能像海域使用权人、捕捞权人一样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我国现行法律对野生动物资源使用人利益和责任的界定不清，导致使用人在进行野生动物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时顾虑重重，难以扩大规模并取得更好的收益。事实上，在法定条件下，野生动物资源使用人的合法经济权益得不到保障，也就无法更好地履行生态保护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讲，民法典“绿色化”的内涵不仅要求我们要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更要协调好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要厘清人类经济利益与环境生态利益的关系。因此，笔者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围，使野生动物资源使用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障，为其更好地履行生态保护义务创造条件。
三、动物伦理价值的法律保护
1.价值认知
自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澳大利亚和美国双重国籍）提出“动物解放”的概念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具有某种深刻的道德含义。［8］人们开始意识到，动物和人都是“地球村”的生命体，只不过两者的存在形态有异，进化程度有别，不只是人类有喜怒哀乐，动物对环境的友好和恶劣也有感知的能力。动物不应当被随意处置，被肆意残杀虐待，也应受到文明的待遇和人道的关怀。一个稳定、健康、文明的社会比单纯经济增长的社会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网络疯传的“虐猫”、“虐兔”和“虐鱼”等视频反映了一种畸形的暴力审美观，散播的是残忍的视觉快感，给社会埋下的是血腥、暴戾、不稳定的种子。良好的伦理基础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尊重动物是更好地尊重人的起点。
动物有不同于一般物的性质——其不能被任意处分，相反应得到人类的尊重。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对其不进行虐待的消极义务，动物的所有人对其还有适当关爱的积极义务。这样就将动物从原有“被利用的资源”的地位提升到了“特殊的需要被关怀的生命”的层次。但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动物法律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使其超越客体的范畴。动物虽然有感知能力，但其不具备支配自然界的自觉能动性，不具有意思和意志能力，也不像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一样有生长或者重生意思和意志能力的可能性。［3］它们的利益只能基于人类伦理的考虑被维持到一个不被虐待、相对自由的合理的限度，但不可能被无限制地拔高和夸大，它们仍然属于民法中的客体，只不过有较为特殊的地位，尤其有特殊的伦理属性。其二，动物的伦理价值应当在法律层面予以体现，至少需应用法律规制的手段强制反对虐待动物。道德与法律存在着差异，产生条件、表现形式、作用范围、制裁效果等各不相同，伦理学者的观点自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法律学者的主张。但是道德是法律最初和最好的起源，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道德随各国文化地域和时代而异，而道德的内涵却始终是发展的。道德的发展提升了道德最低线的位置，从而也就扩大了法律的适用范围。不是说这是伦理学的问题法律就不必插手，而是说如果这涉及到了一个文明社会的最低道德底线，法律要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换言之，当社会迫切需要这种伦理道德作为走向文明的基石和阶梯的时候，法律就需要进行规制了。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作用也
得以凸显，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其功效不仅仅是制裁，更重要的是教育和指引。 2.立法状况
从西方各国的立法来看，人们正在由过去保护动物就是利用动物的态度，转向保护动物还要关爱动物。这在英国《动物福利法》中的“关照条款”和美国《联邦动物福利法》对疏于照料动物的看护人的惩戒条款中都可以体现出来。事实上，动物引发的物的革命的一个侧面就是动物所有人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动物所有人不能随意处分其所有的动物，不仅不能虐待它们，而且要给予适当的关爱，日本《关于爱护及管理动物的法律》第27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使其衰弱的虐待行为”和“遗弃应爱护的动物”者将被处以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正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方面体现了动物的伦理价值（野生动物还涉及生态价值）日益受到大众的重视，动物成了被爱护、被珍惜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从关注动物本身的资源价值到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而我国在此领域的立法几近空白。
3.改进建议
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关于动物福利、反虐待动物的立法可作为他山之石、彼岸之花，我们完全照搬过来并不可行，但不管它们的法律如何，只要今天中国的环境需要就值得我们借鉴。显然，处在道德日益滑坡、精神信仰趋无的国人现在迫切需要这种“反对虐待、适当关爱”的动物伦理观。
动物伦理价值的发现和进展是人们重视反虐待动物问题的重要因素，从中我们也可以知晓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常纪文教授为首的专家们为《反虐待动物法》积极呐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反对虐待、适当关爱”的伦理价值，与市场经济时代民法的帝王条款“诚实守信”不谋而合——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自己，也需要关爱他人，或许还要关爱他物。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部良法的运行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人抛掉对外界万物的敌意、适当地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和物的利益，是良法得以施行、良治得以实现的最好基础。反对虐待动物不仅仅是对动物新属性发掘和认识的问题，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文明与进步。
法与社会是互动的。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转需要有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作基础，而法有教育和指引作用，法的某些条款可以反过来促进良好社会伦理道德的形成。动物保护条款关系到文明社会的公序良俗，有塑造良好社会风气的功效。一方面，通过关照动物条款从正面规定人们积极关爱动物的法律原则性义务，使之贯穿并指导人们所有涉及动物的民事行为；另一方面，设置反虐待动物的惩戒性条款，从反面消极地预防破坏动物伦理价值的行为，从而消弥暴戾和野蛮的风俗，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总之，我国在修正民法及相关法律时，适当考虑社会伦理的因素，增设关照动物或者反虐待动物条款，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将会有很大裨益。
四、结语
综上所述，动物有特殊的精神价值、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超越了人们常识中动物具有的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在这里，《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其第251条第2项规定：“医治动物所生费用，不得以因其费用超过动物价值而认其恢复原状需费过巨，而不予恢复原状。”［2］这表明，对动物的救济费用可以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显然，这与传统“物损”中的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是相悖的，但从这条立法意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德国民法典》对动物的保护已经超越了其固有的交易价值本身。伴侣动物被侵害时可能会损害其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如果是野生动物，还有可能损害其生态价值。这些价值难以用金钱衡量，与所有权人、社会秩序或者生态平衡息息相关，不恢复原状所造成的损失会远远超过动物本身的交换价值。法律力求恢复原状而不计成本，看似不符合一般的价值衡量标准，实际上是对动物内在独特价值的肯定和激励。与其说传统的实际赔偿原则受到了冲击，不如说作为法律关系中的客体，动物的新价值得到了发掘和体现。
动物特殊价值的发现和保护也说明了人们保护动物并没有脱离人类本位主义，即对动物的保护还是基于对人类相关权益的重视，只不过这种权益体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之中，而非人类自身。动物不能自言，人们正是看到了动物映射到自己身上的精神、生态和伦理等价值之后才展开了动物保护运动。笔者否定了环境伦理学者以动物本身为中心的视角，但以此为认识基础，则以反虐待动物为主要内容的《动物保
护法》会有更好的可接受性；同时，许多法学理论争议也迎刃而解，如对动物本身就不需要有主体和客体之争，把其当做有特殊价值的物就会更加符合逻辑。
中国至今还没有《动物保护法》，虽然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动物保护问题，但相关的法律仍处于呼吁阶段。笔者认为，该领域法律难以颁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不理解，社会可接受性差。而对动物特殊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宣传，尤其是研究视角向人类本位的回归，或许是增加动物保护立法民意支持度的最好办法。提升动物的物的特殊地位、发掘动物的新价值是时之所需，法律人需要对现有的体系做一些修补，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动物的特殊价值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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