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下的科甲人物的多寡往往是衡量一地区人文渊薮的重要标尺。本文试以浙江历代科甲人物为例探析浙江人文渊薮的成因。
　　[关键词]浙江 状元 榜眼 探花 科举 人文
　　
　　所谓科甲人物指的是科举制度下会试的第一人与廷试第一甲的三名与第二甲第一名,即所称会元、状元、榜眼、探花与传胪。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下的科甲人物的多寡往往是衡量一地区人文渊薮的重要标尺。
　　一、浙江科甲人物概览
　　1.文科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
　　据《浙江通志》载,自唐至清,浙江全省文进士有14126人。浙江省境内诞生多少文科状元呢?据笔者近四年的统计,共诞生68个状元,其中唐1人,宋26人,元1人,明20人,清20人。
　　(1)状元(“三元•二元”)
　　所谓“三元”就是连续在乡试中第一名解元,在会试中第一名会元,在殿试中第一名状元。近1300年的科举史上,中国有13个“三元”。浙江的“三元”有1人,即明代淳安人商辂。“二元”则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会元、状元”:浙江有8人,即(宋)木待问、傅行简、王会龙,(明)杨守勤、韩敬,(清)金甡、蔡以台和汪如洋。另一种是“解元、状元”:浙江有5人,即(元)泰不华、(明)张信、谢迁、李旻和(清)吴鸿。
　　浙江省第一名状元是嘉兴人陆扆(客居陕州),他是光启二年(886)自定的状元,最后一个状元是杭州人钟骏声,咸丰十年(1860)庚申科状元及第。浙江出状元最多的地区,是浙东北的杭绍甬一带,先后出了32个状元。WWw.11665.coM在浙江状元中,先后出了8个状元宰相。除陆扆、卫泾外、还有衢州人留梦炎、淳安人商辂、余姚人谢迁、秀水人朱国祚、嘉善人钱土升和绍兴人梁国治。浙江还出了一个“左目瞽,右足跛”的残疾人状元——淳安人方梦魁。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浙江有一个状元因姓名而幸运之神降临,他就是嘉靖二十三年状元秦鸣雷。浙江还有一个以死殉国的状元——余煌,当清军南下,大兵举进钱塘江时,他赋绝命诗,自沉河水,清廷追谥忠节。
　　68名状元中多数状元是有才学的。其中文艺之才有:贾安宅、张九成、陈亮、钟骏声等,他们工诗词,善文章,有才名,大多有诗、文集。学术之才有:横浦学派代表张九成,永康学派代表陈亮,刘章、方逢辰居家聚徒讲学,张元忭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湖州归安人姚文田对古音韵学颇有研究等。理政之才有:王十朋、商辂、谢迁等。
　　68名状元中多数状元具备良好的人品,其中抗敌卫国,坚持气节的有:泰不华、余煌等;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有:如王十朋、商辂、袁甫、金德瑛等;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有:张九成、徐俨夫、张信等;孝顺父母的有:王华、诸大绶、张元忭一、金甡、蔡以台等;乐于助人的有:张元忭多次救助遭世人冷眼的同乡文学家、画家徐渭;钱士升在东林党人赵南星等被魏党所迫害,他破家产予以救护,受到东林党人的推重。
　　当然状元中但也有投降变节,卖国求荣的:状元留梦炎,元军攻入临安时,不但不肯组织抵抗,反而携家带财,弃官而逃。木待问为人却自私刻薄,且忘恩负义,被温州人所轻,称为忘恩负义的小人。范应期官致仕后,在家乡横行霸道,受到弹劾,畏罪自杀。韩敬早年以文才出众闻名远近,颇受初学者欢迎。然而,他毁誉参半,曾造《东林点将录》,点出l08名东林党人,使东林党受害。
　　(2)榜眼
　　已知的浙江榜眼唐代2人,宋18人,明22人,清29人,共计71人。其中官至宰相共8位,陈宜中、苗衷、吕原、潘晟、施凤来、陈之遴、陈元龙和朱凤标。榜眼沈遘和莫子纯原本录用为状元,以有官降第二。“既解元又是榜眼”有4人:秀水吕原、鄞县杨守阯、余姚黄珣和余姚孙清。“既会元又榜眼”有4人:会稽董玘、平湖施凤来、归安孙辰东和钱塘吴凤藻。
　　(3)探花
　　已知的探花有唐代2人,宋10人,明代17人,清代27人,合计56人。其中“会元、探花”有5人:淳安何梦桂、慈溪袁炜、余姚胡正蒙、会稽陶望龄和嘉善周沣。“解元、探花”有4人:仁和花纶、余姚谢丕、钱塘沈清藻和萧山张百揆。探花位至宰相:袁炜、余有丁、赵志皋和梁诗正。
　　2.文科会元、传胪
　　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传胪系二甲第一名,即殿试第四名。由于科举跨千余年,到明清科举体制成熟完备,故以明清两代统计会元与传胪。
　　浙江明代会元20人,清代会元32,共计52名。既为“会元”又“解元”有:仁和俞友仁、临海陈璲、桐庐姚夔、临海陈选和仁和邵锐5人。既为“会元”又“榜眼”有:会稽董玘、平湖施凤来、秀水沈昌宇、归安孙辰东和钱塘吴凤藻5人。既为“会元”又“探花”有:慈溪袁炜、余姚胡正蒙、会稽陶望龄和嘉善周沣4人。既为“会元”又“传胪”有:海宁沈珩、鄞县范光阳、嘉兴钱楷和钱塘许彭寿4人。
　　浙江明代传胪17位,清代传胪30人,总计47名。既为“解元”又“传胪”:仁和王羽和钱塘翁鸿业2人。传胪宰相有沈一贯、汪由敦、董诰。
　　3.亲属科甲人物
　　叔侄同为状元:(德清)蔡启僔,侄蔡升元。外祖父、外孙同为会元、状元:(仁和)金甡和秀水汪如洋。祖、孙榜眼、状元:钱塘沈遘和其孙沈晦。兄弟状元、会元:归安王以衔和其兄王以鋙。表兄弟状元、榜眼:衢州程宿与程迪。父子状元、探花:余姚谢迁和其子谢丕。兄弟状元、榜眼:余姚孙升是嘉靖十四年(1535)的榜眼,其兄孙堪是嘉靖五年(1526)丙戌武状元,其子为孙鑛为万历二年(1574)的会元。叔侄榜眼、探花:会稽陶大临和侄陶望龄。父子榜眼、会元、传胪:杭州许乃普榜眼及第,其子许彭寿道光丁未(1847)会元,殿试传胪;侄庚身同治元年(1862)会试第一名 (会元)、殿试二甲第二名进士。
　　二、浙江科甲人文鼎盛分析
　　1.富庶之地,经济繁荣
　　一般说经济发达,教育投入也相应增多,人口平均受教育的机率增大,成才的机会也多。经济、教育与人才之间是正比关系。历史上,浙江经济较为发达。
　　(1)江南鱼米之乡
　　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灌溉便利的平原河谷地带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场所。早在六、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就熟悉水稻技术。东汉时(公元25～184年),浙江就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煮盐业较为发达。制瓷业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并且完成了由原始瓷向瓷器的过渡。公元二世纪以后,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浙江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开发较早的平原地区,成了田园密迩、物产丰饶之地。原先户户稀少的山区丘陵地带,这时也得到了开发。瓷器烧制初步形成了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四个系统,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分布最广,质量最佳,商业也日渐繁荣。
　　公元六世纪,浙江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产量大有提高,杭州、嘉兴成江南重要的粮食产地。丝织、瓷器、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发达。商品货币经济活跃,明州(今宁波)成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公元十世纪以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浙江成为当时中国富庶的地区之一。
　　农业生产不仅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而且经济作物的种类和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丝织、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等已处当时中国的领先地位。商业发达,商业性集镇纷纷兴起。海外贸易不断扩大。丝绸、茶叶、瓷器是当时输出的主要商品。
　　(2)对外贸易便捷
　　杭州水居江河之会、陆介两浙要地,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发祥地,实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尤其是宋室南渡后,杭州升为临安府,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可•波罗游记》载,13世纪的杭州人烟稠密,商业发达,“城中有大市10所,房屋160万栋、工场14万4000家……”并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

　　宁波自古以来就有“繁荣商埠,东海明珠”之美誉。唐宋时期就被列为全国三大贸易口岸之一,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起泊地。宋乾道时明州港“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此外还有温州,也是当时中国东南部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埠,海上航运可达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
　　2.文教之邦,注重教育
　　科举制度是封建朝廷选贤举能的重要途径,也是民间有志之士“入士济世”的必须门槛,它直接影响各类官学的发展。
　　(1)各类官学响应科举
　　宋室南渡,北方士族迁居江南者甚众,读书做官的社会心理蔚然成风。勤于诗书,习文重儒,已成为民间通行的风范。如浙人汪洙曾撰《神童诗》62首,勉励子孙明理义、勤读书,诗中宣扬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渗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生观不可取,但把读书的好处阐发得淋漓尽致,表明作者劝学的良苦用心。
　　杭州府在明代建有正式府州县学10所,书院3所;嘉兴府、湖州府、严州府、金华府设有学校、书院42所。(明《一统志》卷39～80)学校的广泛设立,为浙江省的民众入学就读,习礼应考,提供了有利的教育条件,为这些地区产生较多的科举人才准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官府积极投入科举教育,如明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宁波各县科举资金的年投入情况:科举资金年投入2353两,相当于支付当时四明驿的年费用(2384两5钱1分),即:站船8只,红船17只,铺陈45副,水夫182名,防夫20名,馆夫36名等年支出。无论官府还是个人,响应科举,获取功名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愿望。
　　(2)书院、书楼遐迩相望
　　书院集藏书、讲学和学术研究于一身,既是古代颇具特色的高等学府,又是学术文化的重要基地。据统计,宋元时期浙江书院数量多达156所,而且成为以教学为主,兼备研究、藏书的教育场所。宋至清代浙江藏书家有名有姓的共计768位。
　　许多富贵人家,为了使子弟向科举和仕宦之途进取,不惜重金优礼,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中设专馆教授,有相当规模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古籍浩瀚,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嘉业藏书楼是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其藏书最多时曾达到60万卷。乾隆为编纂《四库全书》,先后3次下令征访图书,全国各地呈交图书11704种,浙江呈书达4601种,位居全国之首。呈书500种以上的四大藏书家,浙江就占了3位,杭州“知不足”的鲍士恭、宁波“天一阁”的范懋柱、杭州“飞鸿堂”的汪启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作为文化大省的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
　　(3)民风尚学
　　民间读书习经的风气较浓,学风盛极一时。例如,杭州府“人性敏慧”,“尚礼厚庞”,多知书达理;嘉兴府“风俗慕文儒”,“风俗淳秀”;湖州府是宋代“湖学”教学方法的产生地,每家每户“有诗书之声,户习廉耻之道”;严州府“多文学之士”。平民读书考试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民众的科举考试提供了优越的社会环境。
　　3.学术重地,文化浸盛
　　富庶之区是著名文人墨客常到之地,如:杭州府,宋代著名文人范仲淹、苏轼曾在这里任知府;在嘉兴府,有南北朝墨客沈演之、周顒;在湖州府,唐朝著名书法家和诗人颜真卿、杜牧曾任刺吏;在严州府,宋代名人张栻、金安节、吴渊曾到此为官,写有不少名篇传世。
　　学者词人、经师、大儒,蝉联辈出,蔚然称盛,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哲学上有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和四明学派,有王充、陈亮、刘基、宋濂、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等大家;诗人有骆宾王、孟郊、朱淑真、周邦彦、陆游、贺知章;画家有赵孟頫、徐渭、陈洪绶、马远、黄公望、任伯年、吴昌硕;书法家有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科学家有沈括,戏剧家李渔、洪升;教育家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等著名人物。自东汉至现代,浙江籍文学家载人史册的已逾千人,约占全国文学家的六分之一。良好的文化历史传统,历史文人的传习,也促使浙江文化教育的提高。
　　综上所述,浙江科甲人物之鼎盛可见一斑了。
　　
　　参考文献:
　　[1]黄明光.明代科举鼎甲研究[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8-81.
　　[2] 谢大伟.宋代浙江书院及建筑初探[db/ol].浙江在线•浙江通志,.cn.
　　[3]浙江的藏书家[db/ol].浙江文化信息网, /.
　　[4] 劳国强.揭秘文渊阁真本《四库全书》[n].今日早报,2004-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