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陈芬，朱新方，黄陈豆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相关性分析方法对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结果。
　　关键词：居民可支配收入 幸福指数 实证研究 对策建议
　　本文的幸福指数是幸福的量化体系，是对一定时期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状况的反映，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能准确反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对当前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在影响幸福指数的各因素中，最有争议的是收入。关于幸福指数与收入的关系，目前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王娟、陈涛（2007）认为幸福指数与收入正相关，收入的增加能带来更多财富，换取更多满足欲望的物品，带来更高的幸福指数；而奚恺元教授（2004）认为居民幸福指数与收入弱相关甚至无关。短期收入的提高只能增加一时的幸福指数，并没有显著的长期影响作用。但黄有光教授（2005）又在《福祉经济学》中指出幸福指数与收入通常呈现倒u型关系。在可支配收入较低的情况下，收入与幸福指数显著正相关，幸福指数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持续上升，而当可支配收入增加到一定水平后，幸福与收入的相关程度就会减弱，甚至呈现负相关关系。
　　收入与幸福指数的相关经济学理论
　　（一）收入边际效用递减理论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由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和瑞士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最初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经过历史的演变、创新和发展而成。WWW.11665.CoM该理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劳务拥有量的不断增加，每一单位商品或劳务使消费者增加的满足程度即边际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当收入较低时，每一单位的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效用比较大，而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的水平，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很可能是递减的。
　　（二）个人劳动供给理论
　　1948年，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保罗·萨缪尔森在他所发表的最具影响的巨著《经济学》中分析了个人劳动供给理论：个人劳动供给即在不同的工资率下，个体劳动主体所提供的使其效用最大、幸福感最强的劳动时间组合。曲线如图1所示。劳动供给揭示的是作为收入函数的劳动供给量是如何随工资率的变化而变化的。由图1可知，在工资率较低的情况下，提高工资水平，劳动供给会相应增加，劳动者对可支配收入的需求比较强烈，此时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能更好的增强个人幸福感；而在工资率较高的阶段，工资率提高，劳动供给反而下降，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增加个人效用，不一定使幸福指数上升。此时，劳动者对收入以外的精神需求更加迫切，增加劳动者闲暇时间，丰富劳动者的精神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显得更为重要。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幸福指数的实证检验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该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11》，样本期从1980到2011年。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以居民幸福指数为因变量，考虑到收入的变动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干扰，影响最终的实际货币购买力，因此同时引入历年通货膨胀率为控制变量。
　　（二）相关性分析
　　利用spass14.0统计分析软件，将数据归纳整理，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得出结论如表1所示。从相关系数的表中可以看出，在以通货膨胀率为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幸福指数相关系数为0.642，p值为0.000，二者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指数。以上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即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但实证研究显示，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率因素的情况下，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并不高，影响不显著，说明在改善收入水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社会宏观环境以及货币购买力。
　　（三）平稳性检验
　　相关性分析仅仅验证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幸福指数显著相关，并未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对于收入与幸福何为因何为果，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以下将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此问题予以解答。为了避免由于变量的非平稳性引起的“伪回归”现象，首先需要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结果得知，序列income、happy是二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的单整阶数相同，序列是平稳的，经进一步协整检验，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论文网]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克莱夫·格兰杰所开创，可用于分析以上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是否为双向影响。利用eviews6.0分析软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检验过程中，根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如结果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幸福指数之间存在相互因果关系，并且互为因果。当收入基数较低时，增加可支配收入可以显著提高幸福指数，使幸福感增强，而在人们感受到幸福的同时，也会激发更多创造财富的活力和动力，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实证结论
　　根据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可看出，在通货膨胀率影响下的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城镇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且可支配收入与幸福指数二者相互影响。并结合理论分析的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收入较低时，增加可支配收入对提升幸福指数是有效的，但当收入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幸福感的影响将会减少，而其他因素如家庭成员的和谐程度、人际关系、社会环境、自我价值的实现及身份地位等将成为决定幸福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幸福感随收入增加会面临一个拐点，过了拐点，幸福感将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因此，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其幸福感是有差异的。据统计，世界平均幸福指数约为8.5到9.0，而近年来湖北省城镇居民平均幸福指数趋于8.0～8.3之间，很明显，我们离世界居民的幸福水平还有一定距离。
　　改善城镇居民幸福指数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宏观调

控力度，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宜的范围内
　　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严重的通货膨胀会造成物价的不稳定，导致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引起居民实际工资急剧下滑，甚至会扰乱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因此，应该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宜的范围之内（5%以下）。首先，财政政策方面，通过控制财政支出实现资本利润平均化，利用价格控制防止垄断，使各行业的利润率波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其次，货币政策方面，通过提高银行准备金，运用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市场，消除并预防通货膨胀率的过快增长。最后，完善税制改革，优化税收结构。适当降低和减免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经营相关赋税，减轻其缴税压力，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提高幸福指数。最后，加强风险防范和市场监管，防止市场上违规、克扣、诈骗居民收入等违法行为，维持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二）切实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逐步培养低收入群体的理财意识
　　在城市低收入群体中，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是低收入人群收入的重要来源。提高低收入劳动者幸福指数的最直接方法是提高其薪资水平。依据国际经验，最低工资一般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60%。而针对我国的收入状况，目前可考虑使最低工资达到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50%-60%，还要在此基础上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劳动部门也需对此不断追踪调查，评估其社会效益，并且定期或不定期地依据通货膨胀率调整最低标准。
　　同时，不能单单是对其输送血液，还应该培养群体自身的造血功能。完善职工培训机制，从各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充实知识，尤其是培养合理理财意识。我们必须引导低收入群体学会理性投资，让他们更加重视由那些过去所形成的财富转变成资本创造的财富，并设法运用资本市场工具使财产性收入多元化，带动整体收入的增加，最终提升幸福水平。
　　（三）多角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系城市中产阶级的幸福
　　提高中产阶层的幸福指数，首先需要为他们减负。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并不低，但是这些人的生活压力也不轻。一旦遭遇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任何一个问题，“中产”们的腰包就迅速缩水，稍不留神，就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替补。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否，严重地影响着中产阶级的幸福水平。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首先政府应加大社保力度，从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入手，减少居民的顾虑，减轻城镇居民消费的心理压力，使城镇居民形成正向的社会预期与乐观的消费心理。其次，社保部门应积极拓宽社保资金的来源渠道，完善基金营运、监管机制，确保资金的落实和分配公平，让群众切实享受到国家的社保福利，充分发挥社保基金的最大效用。
　　（四）从精神层面提升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指数，树立合理健康的生活理念
　　从实证分析得知，收入的高低与幸福指数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收入越高并不一定代表越能获取幸福。据统计，月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的高收入阶层"幸福感"很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主要来自他们自身的高要求和高压力。对于这样的人群而言，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欲望的满足。他们的生活圈子的可比性更多，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所承受的压力也相应更大。主观目标难达成，幸福感很难实现。持续的不满足感导致幸福感不断下降。身份的提升、家庭婚姻的和谐度、与周围人群的差距程度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她们的感受。因此，对于这类群体来说，提高幸福指数的更重要途径是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树立合理健康的生活理念，正确看待功名利的取舍，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关爱弱势群体，从社会感受爱，实现个人最大社会价值，获取精神财富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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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王娟，陈涛.论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j].开发研究，200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