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了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并为之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未有效改变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方面说明政策的不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刚性，分析存在这种刚性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软化对策。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刚性；软化对策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一般理论
　　
　　“二元经济”最初是由伯克（boeke，1953）提出的，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系统的理论则出自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lewis，1954），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在最低的工资水平下提供劳动，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农业生产率低，技术水平落后。而在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率高，工资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会推动现代工业部门继续扩张，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会促使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并逐步与现代工业部门一致，此时经济的二元结构将消失。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一致的“理想化”的现象，此后的经济学家费景汉、拉尼斯（ranis，1964）、乔根森（jorgenson，1967）、哈里斯特和托达罗（harrist，1970）等相继修正了刘易斯假设，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拓展，但是这些拓展都难掩刘易斯模型的光辉。WWw.11665.CoM刘易斯模型比较简单明了地刻画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情景，是对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客观描述，是分析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经典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减，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提供的基本路径，这对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按照刘易斯模型的刻画，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客观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率方面的差别都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作注解。但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出明显的结构刚性，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速慢，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转换速度严重滞后于产值的结转换速度。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表现与原因分析
　　
　　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且二元结构很稳定，结构差距依然严重，转换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元经济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是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中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现出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这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改革开放以来到1985年以前，农业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的程度在减轻，而后却在波动中逐步提升，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越来越困难。从工农业产值构成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然而从就业结构来分析，到2002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仍占劳动力份额的1/2，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严重偏离，说明劳动力在社会各个产业之间的转移还存在着较大的障碍；同时也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尤其表现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
　　二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都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渐进的结构演变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与此相反，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特点。中国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过高，又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直接相关。
　　三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钱纳里发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区内，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但差异不大。在人均大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明显高于工业化率。在中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表现出与上述城市化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从1952—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的差距不断扩大，到1978年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达到26.4个百分点；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得1978—1990年的这一差距不断缩小，但就是在差距最小的1990年，城市化率仍低于工业化率10.6个百分点；1990年后，这一差距一直稳定在10个百分点以上。
　　四是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阻滞。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是以农业劳动力自由流动，或劳动力市场的完全开放为前提的，而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制度的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并不顺畅，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因此，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尚不具备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前提，也就难以沿着刘易斯路径实现消解。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制定的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形成了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无形壁垒，使劳动力转移带有明显的制度烙印导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并可能出现反复强化，从而呈现一定的刚性。
　　
　　三、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软化与消解
　　
　　软化和消解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除了必须减少制度性障碍，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等“软件”改革外，还必须增强农业投资幅度、强化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等“硬件”的投入力度，还要采取推进城镇化，发展乡镇工业等措施。
　　一是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否顺利推进，不仅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吸纳能力有关，更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自身的素质。随着中国经济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劳动力就业的素质门槛逐步提高，那些只靠体力而缺乏智力的劳动者的就业渠道越来越窄。为此，中国必须强化义务教育的政府责任，坚持“规范、公平、效率”的原则，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
　　二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是限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本原性制度，其他的制度、政策多是以其为基础制定的。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消除无形壁垒，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将其变成一种纯粹的人口登记制度，剥离其福利、特权含义。

　　三是农业自身的发展是根本。费景汉、拉尼斯曾指出，“在劳动力剩余型的欠发达经济中，农业中的技术变革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潜在源泉。”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明确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有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所以，大力发展农业技术是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自身发展的一条根本途径。这对增强中国农业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力，缓解当前主要农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大有益处，同时还将促进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与改进。
　　四是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大力发展城市二、三产业，特别是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就业应该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产业政策选择。要使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城市，与城市先进生产要素相结合，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一方面要使之参与城市二、三产业的建设、生产和发展，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要素贡献”，另一方面也要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消费者，使他们的消费行为又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市场贡献”。最终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多赢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