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生态环境不尽人意、社会公平欠缺等不利于幸福感提升的因素。探寻有利于幸福感提升的经济发展路径：转变“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的政治结构，克服关系型社会对市场公平交易的影响，建设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道路。
　　关键词：主观生活质量；幸福感；满意度；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78－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伴随着这些成就，也引发和促进了国内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对生活质量问题的关注和探索。形成了一个既关系到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也关系到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水平和幸福状况的重要研究领域。
　　
　　一、主观生活质量的丰富内涵
　　
　　我国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与国内学者合作进行的两项生活质量研究，又将西方、特别是美国生活质量研究中那种关注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关注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的传统引入国内，形成了两种不同视角、不同内涵的生活质量研究方向——客观生活质量研究与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值得提及的是，“主观生活质量”与“客观生活质量”的概念更多是在国内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使用。国外“生活质量”的概念在内涵上，主要对应于国内“主观生活质量”的概念，即指的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条件和状况的评价。www.11665.Com对它的测量指标也主要是处于“认知”层面的“生活满意度”的测量。而国外对应于国内“客观生活质量”意义的“生活质量”概念，则早已演变成“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的内容，逐渐成为人类发展研究领域的一种指标了。
　　所谓幸福感，又可以称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是人们对生活幸福程度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具有整体性、主观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美国研究幸福感的著名心理学家e.diener指出：“作为心理学的专门术语，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swb由三个不同维度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swb的关键指标，作为认知因素，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另一个因素。”这样，按e.diener的定义，幸福感(swb)中包含了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因此。要真正全面地研究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应该同时包括这二者的内容。
　　在幸福感议题中，幸福感影响要素研究是最核心的问题，科学的测度国民幸福是当前多学科学术领域共同关注与探讨的重要课题。在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话语背景之下，通过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生活质量研究去获得反映人们主观感受和评价的主观性指标，不但可以不断改善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可以引导和促进人们的这种主观感受和评价朝着积极的、满意的方向发展。
　　
　　二、从主观生活质量视角观察我国经济发展
　　
　　幸福感影响因素固然很多，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总有一些关键性因素对国民幸福感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关键问题主要有经济收入、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本文将主要从以下几个问题切入，观察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对于经济收入与国民幸福感，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倒u”型关系。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在他在著作《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会逐渐呈递减态势。
　　其实，莱恩的这种观点是对现代化国家中出现的在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同时国民幸福感下降的社会现象的阐述；是对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以及在现代化国家中出现的酗酒、离婚、抑郁、精神失常、自杀、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剖析；是对现代化国家以及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家的一种警示。但是，莱恩的观点并不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如果按莱恩的逻辑推理，就会得出收入增加会导致幸福感降低的结论。这显然是让我们思想混乱的一个答案，这使得全世界每个国家致力于增加国民财富的发展目标变得失去了意义。

　　事实上，“布登勃洛克动力”的缺失才是导致“幸福陷阱”的真正原因。使国民幸福感下降，出现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自我放纵主义等社会问题的真凶并不是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国民收入的提高。关键是人们在达到了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奋斗目标之后失去了新的奋斗目标，从而才陷入了迷茫的痛苦之中。
　　2007年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会、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在全国五个城市进行了城市居民生态需求调查，调查显示：在城市居民理想的人居环境中，最主要的元素是清新的空气，其次是街道、小区绿树成荫、绿意盎然的空间，第三是充足、清洁的水源；城市居民最可望亲近的自然环境是森林、草地；节假日休闲最向往的去处是森林公园和郊外农村田园。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环境压力、生态现代化的环保需要，更是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双重挑战。从我国的发展实际来看，我国在生态现代化的道路上还将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组数字中找出答案。
　　目前，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最大相对差距比中，自然资源消耗占gni(国民总收入)比例等3个指标超过100倍，淡水生产率等5个指标超过50倍，工业废物密度等4个指标超过10倍，农业化肥密度等11个指标超过2倍。同样，中国农牧业造成的生态退化也较之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
　　2007年初，《国际先驱导报》与新浪网就“2007年中国最缺少什么?”进行了联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8.9％的人认为“最缺少社会的公平公正”。究其实质，出现这种结果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对结果公平的影响与冲击，已使社会公平问题尤其是分配公平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地寻找着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保障大众公平的福利机制之间的平衡点。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进行一些刺激生产的改革，就要裁员、拉开差距，利用奖励、高收入等方式激发劳动积极性，这就不可避免会引起贫富差距问题。而强调社会公平，鼓励全社会都关注弱势群体，降低失业率、提高收入、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又会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使经济发展的经济动力减弱。
　　
　　三、基于人民幸福感、满意度之上的经济发展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战略。对此，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实际，实现如下转变是可行的。
　　首先，在政治结构方面，转变“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对地方官员实行了绩效考核制、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然而，由于绩效考核主要是基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在激励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趋于短期化，一些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目标被淡化甚至放弃；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在避免了地方政府本地主义倾向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发展目标短期化。“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单一货币化的生存世界直接影响和关联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经济理性扩张、工具理性横行、发展理性片面、公共理性缺失、价值理性错位使人们追求生活意义的扁平化、数字化和单一化，把人生的消费和积累作为唯一至上的终极追求目标，整个社会终将呈现出一种极端化趋势。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人们越发强调适度均等的公共服务享有的时候，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也应该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改革目前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其次，在社会结构方面，克服关系型社会对平等市场交易的束缚。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比较注重家庭和亲缘关系，这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关系型社会之中。但这也会使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容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相结台时，更易滋生腐败和失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