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从经济发展模式,次贷危机的影响与农业自身的发展要求三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中央要在当下的形势下启动农村改革。
　　【关键词】内需 出口 发展
　　
　　自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侵蚀世界,造成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经济动荡。各国政府积极予以应对,而我国却在最近的中央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研究“三农”问题,是“不务正业”还是时势使然?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这种启动的必然性。
　　
　　一、经济增长新模式的必然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阻碍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政治堤坝也随之崩溃，被隔绝了几十年的、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立即呈现在世界面前。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悬殊，只要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进行资本与技术转移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低价劳动力结合起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就可以获得在本国生产中所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所以就引起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向中国这样的发展国家的大规模转移，这就是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原因，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出现长期持续拉大的贸易逆差，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的原因。
　　使用同样生产要素生产出同样产品，在不同国家却可以存在着几十倍的价格与利润的差距，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存在于当代全球经济中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价格体系，但由于冷战结束，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了一个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从而引发发展国家发生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以及本币的“内贬”的通病。wWw.11665.Com这就是说依靠投资，消耗自然资源有限供给与压低劳动力价格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显出步伐前进的疲态，发展中国家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外需转为内需，抵消由于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涨的空间。
　　
　　二、次贷危机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将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我国。例如，美国资产价值缩水已经对中国的金融机构造成直接损失。中国的外汇储备，作为中国人民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正在迅速贬值。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股市下跌，给中国股市交易造成了心理压力，并导致我国股市下跌。但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美国gdp增长速度下降不仅回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而且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并进而影响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同时，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会直接导致gdp、投资、进口（加工贸易所需的进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并通过这些变化，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下降。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imf预测放缓0.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0.94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将下降2.28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重要地位，出口增速下降所释放的生产能力由于内需的不足并不能用于满足内需。
　　
　　三、农业自身的发展要求1.关于当前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2007年7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农业农村形势。会议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央作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判断，认为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已由原来的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供求关系变了。中国粮食总产量30年增产60%以上，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从改革开放之前的2.5亿减少到2007年底的1479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农民人均收入实现了1985年以来的最大幅度，但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创下了改革开发以来的最大记录。要知道其背景是，过去的5年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出台惠农政策相对密集的时期。二是农业发展的制约条件，已经由以前主要是资源约束变为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发展环境变了。全国平均每个农户只有半亩土地，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家庭分散经营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这不仅限制了农业劳动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区域性种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经营，而且增大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导致劳动力以及农业固定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同时，个体化作业、分散化经营的模式还使得生产者市场观念缺乏、盲目决策、产品单一、市场行为趋同等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农民在市场风险下的“血本无归”。

　　2.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政策，从理论上说，只要保证土地继续用于农业用途，农民可以转租土地，或者把土地承包权转让给他人。此外，从1999年开始，农村集体以外个人和单位也可以承包农村集体土地。然而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转租和使用权的流转现象还是十分罕见。原因之一就是极为分散的农业经营模式，曾经承担了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功能。这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财政虚弱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只要国家有能力和决心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和扩大农民就业渠道，通过地权的交易，那么农民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减少其社会功能，至少可以缓解难以忽视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改到深处依然是产权。上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学界在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表现出重大的分歧，其中最大的分歧之一是农村土地是否应该私有化。新农村建设提出时的主观动机，就是提升农村和农民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到了今天，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不将农民地权进一步市场化，党的很多兴农战略的初衷就将大打折扣。
　　3.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经济学家张曙光等在《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围绕着农地转用和征地补充，中央和地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目标冲突,进行着广泛的利益博弈.他认为在这场利益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指标管理基本失效,因为地方有大量规避方法,严控土地转用反而使得地方出现更多和更加隐蔽的土地违法行为。例证之一就是，自《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从1994年—2004年，全国共发生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涉及土地使用面积500多万亩，比2004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总量402万亩多近100万亩。近几年土地违法仍大量发生，2006年上半年共发生2.5万起,涉及土地面积25万亩,2007今年上半年分别为2.4万多起和22万亩。
　　要想改变中央政府在博弈中暂时的不利境地，就无法不在农地基本制度上动心思。进一步提高集体土地在城市化、工业化中的交易地位，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这将直接影响到集体土地下农民的利益。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格局下，提高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交易的可能性和提升农民对土地用益物权的权利属性，使其接近于完全所有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集体入市”如果普遍成为可能，如果不明确农民地权的物权性质，反而会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以上的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已到了必须加快培养内部市场、扩大内部需求的转折点，农村的发展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渐成共识。农村土地问题便成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关注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金融动荡时，我们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却在开会讨论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建.在保增长与抗通胀间找平衡.中国经济导报,2008-2-19.
　　[2]余永定.2008年中国经济的三大挑战.新华文摘,2008，(19):44.
　　[3]杨军.中央缘何再次启动地权改革.南风窗,2008，(2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