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社会信任；个人理性；文化维度；集体理性
　　论文摘要：诚信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力量，受制于经济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水平，并通过共事的遗德价值观和文化背景来维系群体的存在，它比契约和私利具有更加持久、自发的凝聚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个人理性、信息不对称及有限次重复博彝是构成失信行为的三要素；从文化渊源上有要引出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假设前提的革命一凸显集体理性。

    一、诚信缺失的缘起一经济学再认识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每一个具有充分“理性”的人在作出任何一项决定之前，总是要先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精确计算，一旦发现可能的收益扣除涵盖风险的成本尚存剩余时，将会淇视信誉、道德甚至法律的制约，赚它个没商量。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每个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在“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自然会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实际上，亚当·斯密恰恰犯了萨谬尔森一再批判的“合成推理的谬误”，即是说，适合于个体的不一定适合于整体，阿罗不可能定理也表明，不存在与个人偏好完全一致的社会偏好。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而萨谬尔森则是混合经济的倡导者，亚当·斯密与萨谬尔森、阿罗之间的分歧实质上就是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分歧，古典经济学假设前提中的理性实际上就是个人理性。
    然而，经济人的“理性”谋划仅仅是失信行为的主观条件，信息不对称和有限次重复博弈才为失信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Www.11665.Com
    信任无非就是一种期望对方不会利用自己脆弱性的信心，inkpen和currall(1998)指出，信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概念:信赖和风险。信赖是单方面的意志行为，它使得一方的命运被另一方所控制，而风险是一方因为另一方的不可信性而导致的潜在负产出或负效用。这就是说，当一种信任关系建立时，就意味着其中一方必然要承担对方违背信用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的根，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性。由于参与交易的双方往往是根据对方过去的信用愉况对其能否守信作出预期，仅凭过去的经毅来荆断未来，因而只是一种适应性预期，而不是综合运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可获得的信息来对交易对手的行动策路作出符合实际的理性预期，当交易双方中至少有一方不能作出理性预期时，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因此产生了。
    威廉姆逊(oliver williameon)在1975年出版的《市场与等级:分析与反托拉斯的含义》( markets and hierar-dries:  analysis   and  mtitrtiet  implica-lions)一书中提出了特定关系投资(lationship一specific一investments)的概念，之后，klein一crawfotd一aichian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垂直一体化，可增的租与竞争性合同过程》中也就资产的专用性与“扼制”问题的关系作了深人的分析。这里所谓的资产的专用性就是指，一种资产如用作它途，其边际生产力近乎于零，“扼制”就是指当专用性投资发生时，“投资方”所面临的“被投资方”违背合同的风险或违约事实发生后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威廉姆逊指出，在存在“特定关系投资”的地方，交易成本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旦某企业或个人为另一家企业或个人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受制于人”了，就不得不接受别人违约的风险。风险的大小取决于“被投资方”的诚信程度，而“被投资方”的诚信程度又取决于“投资方”对其信用信息把握的程度，因为“投资方”是根据所掌握的信用信息来筛选“被投资方”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筛选条件。所以，如果在一个经济社会中，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披露不完善，缺乏有效的信用选择机制，那么“扼制”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专用性投资就会变成不可追复的“沉淀成本”，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上述“扼制”问题可以理解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一次性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局中人对于所有其他对手的信誉品质、策略空间以及支付函数没有充分准确的知识，虽然通过种种协议方式达成了表面上的合作关系，但当博弈展开时，某些局中人为达到个体支付函数的最大化，则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动策略，而且由于博弈的一次性，受“扼制”的一方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它的“沉淀成本”就发生了，可见建立在这种协议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是相当脆弱的。
    可能这种一次性的博弈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多见，普遍存在的则是多次发生的重复博弈过程。根据弗里德曼一无名氏定理，我们知道，在理想化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只要贴现因子充分地接近于1，那么就存在一个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使得参与博弈的局中人均选择合作的行动，从而实现博弈各方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 )。然而，无限次重复博弈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分析模型，而对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有限次(n次)重复博弈，在整个博弈过程结束的前一次(第n一1次)子博弈中，违约行为仍有可能发生。显然，博弈重复的次数越多，违约分摊到每一次子博弈中的成本就越小。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增加博弈重复的次数，或使参加各方感到交易结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延长重复博弈的时间链条，固然可以降低局中人的失信成本。
    另外，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经济主体违约的可能性。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经营环境的改变使得经营者随时可能改变决策变量，在违背原来达成的协议的同时，将这种不确定性传递给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从而引发社会信用缺失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诚信的文化维度
    信用归根结底是属于经济范畴，代表一种跨时期的交换关系，而信任则是从这种交换关系中抽象出来，并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品质。就是说，信任产生于人们的经济交往，本身不是人性善恶带来的结果，而是人的“社会性”在交易方式中的体现，并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所谓“仓糜实而知礼节”;同时，信任也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尤其是伦理道德关系的深刻影响。
    社会群体可以借助三种力量来形成，即私利、契约和信任。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群体的形成可以解释为个体之间自愿契约的结果，这些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后得出从长远的观点看，合作对他们有益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信任是可有可无的:文明的私利和立法机制如契约可以弥补信任的空缺，以私利为基础的群体可以随时组成，而且群体的形成与文化无关。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在欧洲，商务以逻辑为纽带;在美国，商务以法律为纽带;在中国，商务则以关系网或裙带关系为纽带。这句话通俗而又精辟地揭示了三个不同国度里各自的社会信任程度。很明显，欧洲国家的社会信任度最高，经济主体之间复杂的交易关系随着欧洲文明的进化逐渐形成了固定的逻辑模式—内化于人们心理的商业习惯或原则，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那些因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其次就是美国的社会信任程度，这种被打上殖民地文化鲜明烙印的信任形式，实质上是尊崇个人主义与宪法、法律制度的美国人在自我与权威之间一种开创性的平衡手段:在发生个性冲突，即人与人之间产生某种不信任时，借助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与其说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方式，倒不如说是人们对于法律、制度的信赖，但不管怎样，这种信任同样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糟糕的就是我国的社会信任状况，人与人之间很难确立长期的互信合作关系，动辄背信弃义、尔虞我诈，攀露出了小农思想与市民文化在现代开放的文明体系中的馗尬和冲突。社会信任的缺乏，再加上法制不健全，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只好通过天然的血缘关系或构建关系网来建立一种私人信任形式—家族主义信任，或许我们可以视之为社会信任缺失条件下的一种必然的替代形式。
    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借助儒教的伦理道德准则对每个个人的内在化影响而整治的。这些伦理道德准则界定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恰当行止，它的核心就是把家庭奉为社会关系最完美的化身，使得家长制作风、宗族观念在华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和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牢固的家庭制度便被看作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可与险恶多变的环境抗争。于是农民只会信任自家人，因为外面的人—官员、官僚、地方当局和士绅等—对他们没有对等的责任感，只有肆意的掠夺和剥削，社会信任仅仅局限于一个家庭，至多只会扩展到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宗族之中，而家庭或宗族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固守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千年不变。不难想象，中国计划生育的实施、三峡库区居民大搬迁和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宗族组织的弱化，以及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无疑会对家族式的信任产生强烈的影响。

    纵然社会制度的变迁、生产力的提高强化了个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但经济生活的模式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却是大致相同的。广泛存在的家族式企业依然秉承着封建家族主义的信任治理机制，它虽能有效解决委托一代理间题，却因排斥最具代理能力的人才进入企业而损失了效率，由此产生的困境就是:不能同时实现基于信任基础之上的代理成本与基于专家能力之上的代理收益的帕累托最优。而且家族之外的不信任，也阻碍了企业之间的购并、联合，不利于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三、行为经济学革命—集体理性的凸显
    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人性模式上的:人类就是完全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们，将私利作为经济交往的最高原则。然而，这种理性原则加上契约理论并不能解释利他、淡泊名利、人格实现等非理性行为，使经济学仍然摆脱不了自身的“庸俗性”，且显得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然而，行为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堪称一场针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日益显露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峥嵘面目。行为经济学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人类的非理性行为，与专门研究财富的传统经济学不同，它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由于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的行为受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包括人文、道德层面的归属，从而决定了人的行为并非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有时也包含群体利益的关切。行为论者把握有限理性的尺度，认为经济学中研究的人类行为并非都是卑哪的，除了维护自身利益外，人类心理中还有一些位置是留给利他主义、忠诚、公平和回报愿望的，体现出彰显美德的显示性偏好。可见，行为经济学向人们展示了“经济人”生性活泼的一面，为分析范式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提供了鲜活的典范。
    诚信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是有别于其他具有自然属性资源的一种特殊的资源，是经济资源组织、开发利用的手段。今天，资本逐渐不以土地、工厂、工具和机器来体现，而越来越表现在人类的知识和技能上，在这个前提下，人力资本的概念开始广泛地被经济学家所理解、运用。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coleman)认为，除了知识和技能外，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显著部分是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科尔曼称之为社会资本，它不仅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而且对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也非常重要。在这里，人们互相联系的能力又取决于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程度的高低，以及社团能否将个人利益融进群体利益。于是，从这些共享的价值中便产生了信任。可见，科尔曼把诚信符合逻辑地融人了社会资本的范畴，而且认为它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
    本文认为，经济主体之间的诚信合作意味着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扩展，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和，它不但有利于减少利益分割甚或冲突状态下的外部性行为，减轻资源浪费，而且可以提高经济群体的凝聚力，为增加社会整体的福利提供直接的动力。所以说，“一个公司的信誉一旦建立，就成为一件价值很高的资产，它不能被机会主义政策所破坏。……个人信任和公司的信誉—长期以来它们被看作是‘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效率可能是决定性的(埃瑞克·g"菲吕博顿，谢识予(2000)教授曾提出了以内在动因为核心的“经济内能增长原理”，其所谓的“经济内能”，就是由人们经济努力的水平和种类结构反映的，人们经济努力主观愿望的平均强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决定根本特征的因素。而且，积极的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收人分配的公平性、教育发展等都是有利于形成和维护经济内能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采取能够促进这些方面积极变化和发展的经济政策。这样看来，社会诚信是“经济内能”题中应有之义，社会诚信的增进与“经济内能”的提高具有高度一致的一面，因为从经济增长的意义上说，“经济内能”无非就是集体理性在经济资源组织、利用水平上的一种量度。
    回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我们可以从政治口号和经济纲领中发现集体理性的具体化身，在今天，集体理性就是个体之间诚信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然而，透过当今市场经济的萦华景象，我们应当看到，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世俗化过程，不仅把个人从传统归属纽带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自主行为者，而且以反禁欲的方式，将功利谋划提升为个人现世生活的至上目标，逐渐威胁到理想崇高和社会道德生态。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教育显得尤为迫切，没有集体理性的支撑，就没有“经济内能”的提高，也就无法保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健康运转。
　　四、社会诚信再造—基于现实的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诚信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力量，受制于经济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水平，并通过共享的道德价值观和文化背景来维系群体的存在，它比契约和私利具有更加持久、自发的凝聚力。因此，要重建社会诚信体系，应必须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正确认识私利、契约和诚信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调节经济关系中的地位。首先，必须承认个人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是支配个人行为的基本力量，但个人的利益追求必须是在契约和法律框架约束下的合法行为。其次，必须明确信任是弥补契约不完备性的必要手段。对于那些不可契约或契约成本高昂的经济关系，只能借助交易各方的诚信来保证交易的顺利完成。应当看到，在越来越强调商业信誉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人或企业已把诚实、守信的商业品质作为持续竞争的优势和提升企业形象的重要手段。
    第二，尽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和个人的诚信体系，构建全国统一、规范的资信网络，以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特别地，对于那些寿命短、资金力量薄弱的小企业(这样的企业往往具有很强的机会主义倾向)，为避免其在一次性博弈或有限几次博弈中的失信行为，可以结合法人和注册自然人的双重信息进行综合的资信考核，将解散、破产企业的道德责任落实到个人头上。
    第三，采取公平的社会政策，缩短个人收人差距，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它代表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而这种交换又产生于不同个人之间的比较优势，失去了某种优势，也就等于失去了履约能力，必然会使信用关系发生障碍。虽然比较优势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价值存在上却是同质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无恒产者无恒心”。因此，在提高个人收人水平的同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实现个人之间“对等”的履约能力，是提高社会信任水平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第四，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事业，在强化国民对传统文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上，强调合作精神和集体理性。日本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遗的文化特征，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与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本不同，它不可以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来获得，它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可靠等美德，而且它是建立在普遥的社会德行而非个人的美德基础之上的，所以难以改变和摧毁。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看，促进社会诚信的建设无疑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第五，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逐步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也是中西方文明的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因此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将“拿来主义”和“走出去”方针相结合，加强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扩大价值观的共同领域，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促进国际间的诚信合作，以利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