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社会学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关注资本和农民工之间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的机制和阶级形成的状态。布若威(b~y)所提出的“工厂政体”(factoryregime币ro血ctionregime)作为劳动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讨论劳动过程的重要工具，以揭示资本是怎样在生产过程中掩饰并占有了剩余价值。本文则试图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工厂政体进行考察，试图将工厂内部的生产政体与工厂外部进行对接，为工厂政体的考察和农民工研究带入一个视角的转换.
一、工厂内的专制
(一)生产的政治和工厂政体
“生产的政治”和“工厂政体”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布若威(b~y)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市场的混乱导致生产中的专制，即所谓“市场专制”(m田火etdespotism)，他认为这是唯一与现代工业和追逐利润的压力相适合的劳动过程规则模式，而市场专制的存在有四个条件，一是公司间的竞争，二是工人真正附属于资本，三是工人依赖于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四是国家只维持生产外部的秩序(这是市场力量独立发挥作用的条件。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会必然导致工人数量的增加、受到训练、团结、和组织起来⑧反抗资本的压迫.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产过程的管理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所论述的四个过程的顺次发生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关系受到了质疑，导致市场专制的四个条件也并不总是存在。布雷弗曼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他认为，随着生产分工的细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了“去技术化”，导致生产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wWw.11665.coM工人丧失了对机器的控制能力，相反，工人的“活劳动”受到了机器的“死劳动”的控制。①布若威则认为应该考察生产过程怎样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塑造了工人阶级。这个过程是卷入到物质生产中的一套相互协调的活动和关系，是控制与型塑生产场所中斗争的设置(即paratuses)，是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三者的统一。②布若威将生产过程中的斗争称为“生产的政治”(politicsofproduction)。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产品生产的同时，渗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使资本家取得剩余价值的过程获得合法性。布若威将马克思在上层建筑中的概念“政体”引入了对劳动过程的研究，用“工厂政体”(factoryregime)指“生产中的所有的政治形式，既包括劳动过程的政治作用，也包括生产的政治设置。③“工厂政体”受制于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四个因素，并决定生产领域中工人斗争的利益和能力。④布若威依据国家干预的程度及其与工厂政治规范工具的融合程度，划分了工厂政体的类型。当劳动力再生产依赖于国家或者市场的分配时，往往在工厂内形成专制(despotism)为主导的政体，如国家社会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而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则由于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劳动力再生产不再依赖于工厂，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在工人中“制造甘愿”(manufactureconsent)，工厂政体就会向“霸权”(hes。盯ony)转换。⑥
(二)失序专制主义—中国的工厂政体
对于中国的农民工，目前尚未建立足以使其不再依赖工厂的社会保障制度，工厂内管理层并不在意工人的“同意”(甘愿)，实行专制的管理方式。尽管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国家的一定程度的介入，中国当下的工厂己经较少使用暴力强迫劳动的办法，但仍持续了专制的管理。工厂中很少使用如布若威所说的给予资深员工优势特权等方式建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人的频繁流动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动因希望某一个工厂的“永续生存”。而工厂的“内部国家”也远没有建立起来，工人没有任何能够与管理阶层进行协商的“团体”，即使有工会，工会的领导也是管理阶层的代理人，甚至有时就是厂长本人.
农民工具有高度流动性。他们频繁地在一家家工厂间流动，尽管为此会付出诸如被原来工厂扣发最后一至两个月工资、丧失社会保险金的损失。而他们之所以选择不停地流动，正是因为时刻处于受歧视、被剥夺的不安全状态，他们要不停地试图寻找更为安全、有保障的工作岗位。他们既是“像鸟一样自由的”，也是像鸟一样时刻要准备面对不期而至的灾难.
灵活的“计件工资”不会让工人获得过高的工资(工厂内的计件工资其实是非常灵活而模糊的，工人们只知道因为是计件工资，多干才能多得，所以一定要多干。至于究竟能得多少，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实际上，工人不知道明确的工价，但他们的工资总是在控制之中的。对此，拟另文论述。)却足以使工人不会偷懒怠工，甚至会积极地加班。加之流水线生产的压力，没有工人能够顶住一条线上其他工人的压力而自己去休息或者放慢一点速度。由此，日常的管理中，老板并不需要使用强迫的手段，工人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了。较多地使用威胁的时候是辞工以后。因为一个月的工资总是到下一个月才会发下来，如果辞工，那这个月就算白干了。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来要钱的话，遇到的就是威胁了。工人们对此都颇有怨言，但也没有办法，无论通过哪种途径讨要工资都很难成功，而且成本巨大。所以，工人一般会尽量不辞工，迫不得己辞工，就只有默默地放弃至少一个月的工资。这种对自己权益受侵害的“沉默”不是农民工的维权意识问题，而是他们中无数的人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错”做出的“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地方政府和资本结成的“增长联盟”使国家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干预极其无力。本应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工会，或者根本没有，或者完全受制于工厂管理者，沦为“花瓶”.
偶有发挥作用的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和管理层谈判，而是代表管理层，做“工人的思想工作”.
而第三方社会组织尚在萌芽阶段，且常被视为“挑起事端”者，被地方政府压制。更没有可能对劳动关系发挥有效的协调约束作用。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失序专制主义”政体。①
二、市场粉权下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从马克思、布雷弗曼、布若威以至后布若威时代的劳动过程理论集中关注了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控制与反抗，权力与服从的关系，以工厂政体(factoryregime)的概念，考察了工作现场中“活劳动”的型塑机制和型塑过程。劳动过程理论在布雷弗曼以降的发展，解决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所遇到的新问题—为什么工人们在工作现场不是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和资本展开斗争，』而是积极地投入到劳动中去，为资本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压榨自己的同谋者.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机制，都将自己的研究焦点对准了劳动过程之内。在它们解决了劳动过程之内的困惑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农民工们进入劳动过程的机制是什么?而资本又是怎样始终可以将农民工纳入到工厂的劳动过程中，以“专制”方式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而无需改善条件和待遇呢?须知，无论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后支配他们的是霸权还是专制，促使其努力工作的是霸权下的“甘愿”还是专制下的强迫，他们的确是争先恐后地来到城市，“积极”地投身于剥削自己的劳动过程。他们尽管不断地从一个个工厂退出，却又不断地进入另一家工厂，重新进入同样地剥削自己的劳动过程。工厂一方面放弃了暴力强迫的专制手段，另一方面也并没有建立如布若威所说“内部劳动力”和“内部国家”等霸权机制，但资本依旧能够严格控制工人的“活劳动”，从而榨取其剩余劳动。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在笔者看来，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更深刻地揭示中国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态势.
(一)畸形的劳动力市场的挤压
对于上述问题，当我们深入的对工厂外部的劳动力市场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秘密在于劳动力市场之中。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工人无论走到哪里，面临的都是几乎同样的待遇和结局。他们即使从一个工厂退出，最终还是要进入另一个工厂。新进入的工厂待遇和原先的工厂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最多可能是老板待人和善一点，或者因为善于经营订单充足，让工人有更多的活干，而这不仅意味着工资能多一些，也意味着更加辛苦的劳动和更多的贡献自己的剩余劳动给老板。而他原先的那个工厂里的岗位很快就会有其他的和他一样的工人去填补。总体的工人始终承受着总体的资本的压榨和盘剥。而且，工人的总体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工人的总体也会不断增加。工人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使得资本无需为工人的短缺而发愁，自然也绝不会感受到工人罢工之类的反抗有什么太大的压力。而工人们也“自觉自愿”的接受着资本的盘剥，并竞相进入劳动过程.
劳动力市场的畸形一方面表现在劳动力的供应远远超过需求，即刘易斯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近几年中，学界关于这种“无限供应”状况是否己经转变，即我国劳动力供给是否己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发生了争论(有经济学家，以国家的人口和就业统计数据提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被批评使用数据片面等错误。限于篇幅及本文主题，不对此展开讨论)。主张己经“刘易斯拐点”己经到来的学者提出的一个例证是“民工荒”现象。但对于民工荒的大量研究说明，.“民工荒”不过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与供应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错位。①这也正是劳动力市场严重畸形的另一个方面.
某些层级劳动力的近乎无限的供给，使劳动力之间产生激烈的竞争。在市场上，劳动力形成恶性竞争，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劳动力供求结构的错位，使这一现象在劳动力的某些层次(如无技术的初级工人即“普工”和下层白领)、某些产业部门被加剧的同时，另外一些层次(如技术工人)、产业部门却招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在前一种情况的产业部门中就又加剧了工厂中的专制程度。在我们对服装厂的调查中，有技术的工人(如样衣工、大烫衣工等)有较大的选择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没有技术的普工，则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
个案hjl:我是，这个，做技术部的样衣工。缝样衣的。(技术)还可以吧。这个(当工头的)想法我没有.就是我们没有文化水平，假如我(们)再多一点知识，电脑再通一点的话，还可以再高一点.(合同是)个人的.个人和公司签的。(签了)一年。到期以后就……假如说我们对这个公司满意了，可以续签。假如不满意了，可以不要签，可以解约，也可以的问:管理人员对你们的态度怎么样?答:这个怎么(说)，我们讲句那个的话啊，就是在外面呢，工人像我们这样工人是很难找的.现在的工人不像以前的工人那样好找，现在我们讲在小厂里啊，工人是当大爷对待的.
问:主要是您有这个技术是吧?像这个技术工人他就很难找是吗?答:对.
问:主要是这个原因是吧。你要是没这个技术就不一样t.
答:对(笑)，那肯定。……假如说工作方面呢，假如说我们想这个衣服，因为他打这工价，假如说他厂方说这个衣服一天能做到十件，这个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觉得只能做到两件，或者假如拼死了做到两件半，这是他讲，他不可能按照你的两件来打这个工价的，他是按他自己的思路来打的.
问:那这中间会不会有一个这样讨价还价的?答:有的时候还是有的。(笑)还是有一点那个的.假如说一件衣服感觉到实在低了啊，下面就找几个人跟经理谈，就说这个衣服做得不好做，能不能适当加一点.但假如说这个就是终盘，董事长已经定下来了，不可能变了，下面讲可以适当补贴一点.他有这个讲法出来.
问:那就是下面这个中层领导，他想别的办法给你补.
答:哎。在另外一款给你适当地提高一点.就这一款上你吃亏了，在另一款上给你补回来.
个案hjl不但享受了国家政策规定的各项劳动福利，在厂里可以和管理人员就工价讨价还价，管理人员甚至老板也要对其客气三分。这种政体就更符合“霸权主义”政体而非“专制主义”政体，而这种难得的待遇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他所从事的非常特殊的工种—样衣工。这个工种的工作是依照客户给的图样做出整件的衣服来，没有被细化的分工所分割.
也因此，其二，这个工人拥有着自己的技术的价值.
而个案sjc，虽然处于“民工荒”更严重的地区，在服装厂做普工，情景却相差极大.
个案sjc:“最低工资”没有!黑厂子!别说了，黑厂子!真的.别说保险了，什么保险都没买!就一般的合同都没有.合同不签，管理制度又是差极，差极.……反正那个辞工，他不给批嘛，就是.辞工嘛，就是压的那个月的工资拿不到嘛.是啊，基本上走的就是差不多丢掉一个月工资走的嘛。要?那不白要啊?是吧?那肯定要不到啊.你就投诉人家也没用啦.真是。他投诉，有人去投诉啦，投诉当天晚上来，一顿黑打嘛.在宿舍被黑打了一顿.这里面黑得很啊。前两天，有一个组嘛，就说工资低啊，他带着人走了.
后来他回来要工资。那老板把他打了一顿嘛。他就告了，告他。告了，法院就判了，叫老板给钱发工资嘛。老板叫他去拿嘛，那个组长都不敢去拿.被打怕了嘛.(保险)没有.他连工资都不说，这个月出了多少货，他就说，按，..…给你发一点，如果说(货)出了太少了，一千块钱都不一定，都没有。(生病)自己拘钱观，那个.他还管你死活哟!工资他都卡，不给.加班到三四点，第二天早上一样的工撒(上班).工资都不想给你，还管你死活咯.
这个个案是生产线上的农民工，代表了大多数的工人情况。尽管将所在的工厂称为“黑厂”，农民工们还是要在这里做下去。畸形劳动力市场的挤压作用型塑了当前工厂内的“失序专制主义”。而在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迅速转型期，在政策法规的不健全、执行不力、工会缺失的背景下，这种型塑作用严重加剧。在我们的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反复听到的是这样的回答:“你(如果对待遇)不满意，你(就)走.”，“找老板提(意见)?(老板说)你不想干你走.”在工人阶级的“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power)和“结构力量”(strueturalpower)①两种力量中，但农民工的结社力量显然是根本没有形成的。而“结构力量”所包含的两种“讨价还价”的能力，一种是“市场讨价还价能力”(marketb魂ainingpower)，另一种是“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workplacebargainingpower)。前者又包括了三种情况:工人具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较低的失业率;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由于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和生产的“去技术化”，对于当下的农民工来说，除了其中非常少数的人具有对某种工作的熟练而勉强具有一些讨价还价的能力，大多数人很少具有任何的结构力量。而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回到农村去，则意味着放弃自己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当然也意味着比城市农民工更加低劣的生活水平.
可见，农民工进入劳动过程的“甘愿”是由畸形的劳动力市场制造出来的。正是这种畸形的劳动力市场把农民工推进了劳动过程，接受着工厂内的专制.
由于整个畸形劳动力市场的挤压，工人处于完全劣势的地位，这不仅仅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信息沟通不顺畅的问题。工人到任何一家工厂所获得的待遇没有太大的差别。因而他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从工人自己的角度看，不过是把自己的血汗转移给一个又一个老板:而劳动力总是有的，从老板来看，不过是工人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从整个的劳动力市场看，则工人将自己的血汗贡献给老板们的状况没有任何变化.
(二)市场霸权下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l)市场中的政治和市场霸权政体
中国当前的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之关系，国家己经从劳动过程中退出，不再或者不能够再直接对劳动过程进行干预。即使通过了法律法规，在工厂内的执行也是无力的。社会的发育则仍处于萌芽状态，远远不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在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市场话语成为主导话语的情境下，无疑市场对于工厂政体的型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工厂内的政体是嵌入于它所在的外部环境中的，和国家、市场是密切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其外的。将视野专注于工厂内部的劳动过程固然揭示了劳动过程中的秘密。但如果劳动社会学的研究仅仅满足于此，则难免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尤其在国家和社会对于工厂内的劳动过程都无力干预的情境下，这一限制则势必使我们的研究走进绝望的死胡同。因此，笔者认为，将劳动社会学的视野引入对市场的考察是必要的.
将布若威的方法如法炮制，我认为可以将马克思在国家政权的概念“政治”和“政体”引入，利用“市场中的政治”和“市场政体”来对劳动力市场加以考察。“市场中的政治”指在市场中针对“市场上的关系”所展开的斗争，它确保市场上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市场政体”则是由经济(市场主体的经济状况)、政治(社会关系的生产)及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关系的实践经验的生产)“多元决定”的领域。市场政体的形态，取决于国家政治与市场政治之间的关系，即取决于国家对于市场干预的程度。干预的手段则包括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经济手段的间接干预.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应方的农民工，有土地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但城乡二元格局使农村的生存状态远远比城市差，由此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动力。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需求，而且技术层级不平衡，更使得部分层级的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中，农民工的无组织状态使其无法取得和资本的平等谈判地位，只能被动地得接受厂方的条件，农民工的权利在于可以在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资本主导着市场中意识形态的构建，诱使农民工争相进入工厂的劳动。于是，资本取得在市场上的霸权.
(2)市场霸权下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生产政体是由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决定的。①在以“单位制”的衰落为标志的国家从生产过程退出之后，公民社会又尚未发育起来之前，显然市场对生产政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前文所述李静君所提出的专制主义工厂系统存在的两个地方性制度条件，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并且也只能与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相结合而显现出来.
中国工厂内的专制与布若威后来的发现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中霸权政体能够削弱工人的抵抗能力，使工人在“被剥削”和“失业”的两难选择中，唯有选择前者而接受专制，从而形成霸权基础上的专制(hegelnoni。despotism);①而在中国，工厂内的专制却不是其内部霸权政体演变的结果，其基础来自工厂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一进入城市就遇到了资本在市场上的霸权，只能甘愿地接受工厂内的专制。因此中国工厂内的专制主义政体是市场霸权下的失序专制主义。由于其来源于市场，也必将随着市场政体的变化而变化。而国家对其干预，也只能通过对市场政体的干预而发挥实质的作用.
在严重畸形的劳动力市场中，加之国家对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强化，资本取得了绝对的霸权，而这种市场霸权构成了工厂内部专制政体的基础保障。在这种市场霸权之下，农民工难以产生反抗的能力甚至意识，而“甘愿”进入到劳动过程中，在工厂内部的专制之下承受资本对其剩余劳动的剥夺。由此，资本则不仅牢固地确立其在工厂内部的专制政体，而且有能力对抗国家对于工厂内部政体的干预。市场霸权下的失序专制主义成为中国当前工厂政体的普遍特征.
三、结语
诚如沈原所说，“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是滑稽可笑的，②但如要达致“社会学干预”(sociofogicalinte~tion)，③不仅需要对劳动过程内部的透视，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找到它与外部的关系，找出与之相关，甚至是对其有着决定作用的因素。仅限于劳动过程内部的研究则是有局限的.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政策的放宽，中国农村不断产生出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并流向城市，流向非农业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劳动力市场的畸形不改变，“失序专制”的工厂政体格局就无法改变。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国家的介入，如果不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畸形结构，并从而改变资本的绝对霸权地位，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缓解其畸形结构对于劳动者的挤压，而产业的地域和结构上的平衡发展更是根本改变劳动力市场畸形的长远之策.
本文对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政治”以及“市场政体”的观点，只是在对工厂农民工调查和思考中萌生的一个初步的想法，至于它在市场中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发挥影响的，尚有待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