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游行之后，民主进程重新成为 社会 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些评论员及学者认为香港的中产阶级已经觉醒，加速民主化是大势所趋。那边厢，不少政府官员及亲中人士却认为市民只是因 经济 持续不景而对政府有所不满。只要经济好起来，繁荣 自然 稳定，稳定自能压倒一切。

　　零三年炎夏，香港经济和社会气氛开始出现一点点的起色。中央一边「送礼」一边「挺董」。特首的民望看来又没有那么糟了。纵使是倾向民主的学者和评论员，都以为特区和「保皇党」们又可过一关，但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区议会选举，无论是投票率或各政党的胜负，都指向所谓「七一效应」。些微的经济好转，没有令那二十万「新选民」却步。

　　这一次区议会选举似乎否定了「经济好，香港人就不会喊民主」这「港版经济决定论」，但这是「七一」后才出现的现象吗？这论调在以往的时间里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呢？具体点说，在回归后及「七一」前这六年间，香港市民对政府及特首的评价，以及对民主的诉求，和香港的经济环境到底有着甚么样的关系？以下，笔者会根据回归后首六年的一些民调数字及经济数据作出 分析 ，尝试为以上 问题 提供一些初步答案。

　　一　经济环境和政府民望

　　笔者通过 研究 助理的协助搜集了九七年七月至零三年六月间以下几项有关香港经济状况的数据：(1)特区政府所记录的每月份失业率，(2)差饷物业估价署按月 计算 的私人住宅价格指数，(3)每一个月首个股市交易日开市时的恒生指数，以及(4)每季的本地生产总值。WWw.11665.Com这些经济指标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关系。表一显示，私人住宅价格指数与失业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尤其高，恒生指数和其他指标之间的关系则较弱。恒生指数日以继夜的上上落落，以每月首个交易日开市时的指数作为指标，其「可靠性」难免会低一点，但这文章不是专门的对股市的研究，所以笔者选择了一个简单的指标来使用，应该是足够的。

　　有了这些指标，我们便可以分析经济状况对「民意」的 影响 。我们可先看经济状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断定了市民对特首及政府的评价。这里，笔者借用了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网站所提供的资料1，结合以上的经济指标来作统计学上的回归分析。表二的上半部 总结 了这分析的结果。

　　整体而言，经济指标对特首及政府的民望有着很强大的影响。这从表二所示的r2值里可看出来。以特首评分为例，回归分析的r2值是百分之七十九点六。用最简单的话说，这代表香港回归后首六年里特首评分的每月升跌所构成的「变异值」（variance），有百分之七十九点六可以用那四个经济指标的「变异值」来解释。同样地，市民对政府满意程度及不满程度每月与每月之间的起跌，也分别有百分之六十五及百分之七十八可以用四项经济指标来解释掉。2

　　除了经济状况之外，当香港出现社会危机或 政治 争议的时候，特首及政府的民望也可能被影响。所以，笔者再在分析中加上一个变量，就是到底香港在不同的月份里是否有社会或政治危机存在。不同的学者或评论员可能对社会或政治危机有不同的定义，这里笔者只根据个人的记忆及观感，将以下事件列为社会或政治危机：１）九八年一至三月香港首次爆发禽流感，２）九九年十月及十一月间连串的公屋丑闻，３）零零年七月至九月间的民调风波，４）零二年十月及十一月间社会对国安法的激烈讨论，５）零三年二月梁锦松买车事件，６）同年三至五月的沙士疫潮，以及７）同年六月的「七一」游行前夕。3以上这些月份，在「危机」这变量上的数值都是１，所有其他月份的数值都是零。我们可以预期的结果是特首及政府民望在「危机月份」里会较低。

　　表二下半部分所示的分析结果引证了社会及政治危机对特首及政府民望的影响。在「危机月份」里，特首的评分比在其他月份时平均低三点六，满意政府的市民比例平均少三点三个百分点，不满政府的比例则平均多五点八个百分点。4值得留意的是，当四项经济指标及一个很简单的有关「社会危机」的变量加起来时5，已经可以解释到特首评分起跌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九，也可以解释到市民对政府不满的起跌的百分之八十二。

　　换句话说，从宏观层面看，政府及特首民望的起跌大部分都可以归因于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若再加上那间歇性出现的社会或政治危机，已差不多可以完全解释政府及特首民望在回归后首六年间的起跌。

　　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以上结论只是从「宏观层面」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文章所分析的，是香港的整体经济及社会状况，以及整体市民对特首及政府的评价。如果我们在个人层次上作分析，尝试理解个别市民怎样评价特首及政府，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方面的因素其实都在发生作用。但表二所显示的，是当所有个别市民对政府及特首的评分被整合起来时，所得出的整体评分极大程度上建基于经济状况之上。

　　另外，在四项经济指标当中，其实只有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强烈地影响着市民对特首及特区政府的评价。这是不难理解的。恒生指数的起跌始终和政府的政策没有最明显而直接的关联。失业所直接影响到的人在全港市民的比例上不会太多，但楼价的下滑却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所有已经置业的香港人。楼价相对于本地生产总值来说又没有那么抽象。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普遍认为政府的错误政策直接导致楼市持续下挫。概念上而言，就是在市民心中特区政府对楼市下跌有「因果责任」（causal responsibility），故此政府民望便和楼价挂上了鈎。 　　 　

　　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表二中的分析假设了经济状况对民意有接近即时的影响。亦即是说，当某月份里香港经济有好转时，特首及政府的民望也会在该月里上升，反之亦然。 理论 上，另一种可能情况是经济转变对民意的影响需经历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都说不定。可是，笔者以现有数据作过以不同假设为基础的分析，发现以「经济状况对民意有即时影响」这假设为基础的分析解释力最高。这就显示了「即时影响」这假设符合现实情况。

　　无论如何，根据表二的结果作推论，我们可以预期，当香港经济好转而楼市复苏时，政府及特首的民望也会节节上升。这似乎就是政府官员及亲中人士所期望的情况。其实，这种预期本就很正常，除非我们认为经济好坏和政府施政无关，否则，经济好时给政府打高分一些，是合情合理的。经济状况对政府民望的影响在很多民主国家都是显著的。以美国为例，经济状况好时，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丑闻拖不垮克林顿（bill clinton）；经济情况差时，海湾战争的胜利不足以助老布殊（george h. w. bush）连任。6

　　问题是，表二的分析并不代表香港市民不会因应政府的构成及产生 方法 来评价政府。表二所分析的是政府民望在回归后六年间的变化，而香港的政治制度在这段期间内，除建立了一个被很多人视为有名无实的「问责制」外，并没有甚么重大改变。变化中的民望当然不能以没有变过的政治制度来解释。但如果有一天香港的政治制度起了重大改变的话，那特首和政府的民望仍有可能会因此而大变。

　　这也指向了过分着重定期民意调查的一个不良倾向，就是大家的眼光（包括这篇文章本身）很容易就集中在每次调查之间的变迁上，而忽略了在这起跌背后，可能有一些长久不变的基本问题。不过，以本文的中心旨趣而言，这一点是题外话了。7

　二　 经济 环境与民主诉求

　　以上 分析 了经济状况对特首及政府民望的 影响 。但市民对政府及特首的评价是一回事，对民主的支持或甚至坚持可以完全是另一回事。「港版经济决定论」的主要论调是经济压倒民主。那么，经济好转是否真的会淡化市民对民主的诉求？这是我们接着的分析重点。笔者再次借用了香港大学民意 研究 中心网站所提供的资料。从九七年七月到现在，该研究中心一直定期访问香港市民有关他们对特区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满意程度。8有关调查不是每个月都有进行。但从九七年七月到零三年六月期间，该机构分别在五十一个不同的月份里举行了有关调查，这对本文的分析是足够的了。

　　从表三，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及特首民望与市民对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评估之间的关系。确切一点，两者之间根本没有甚么特定的关联。当政府及特首民望上升的时候，市民对特区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满意或不满程度不会同时上升或下降。

　　表面上，这结果似乎支持着「经济决定论」，因政府民望起跌并不建基于其推动民主化的工作之上。不过，既然政府民望和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评估无关，那么纵使经济状况和政府民望有很大的关系，也不能代表经济状况一定会跟民主诉求有关了。笔者便以之前所用过的回归分析法来测试经济好坏及 社会 或 政治 危机会否影响到市民对民主的诉求。表四展示了这一分析的结果。

　　果然，经济状况对市民满意民主步伐的程度只有很微弱的影响。同时，经济状况对市民不满民主步伐的程度更是亳无影响的。真正触发市民对政府在推动民主工作上不满的是那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或政治危机。根据结果，在那些被视为有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月份中，不满意香港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比其他月份平均高出百分之四点二。9

　　基本上，四项经济指标当中只有失业率和满意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有着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但这个关系却是一个正相关－－当失业恶化的时候，满意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竟是随之而上升。亦即是说，根据回归后六年来的调查数字和经济数据，香港政府若想市民满意其推动民主步伐方面的工作， 方法 就是将失业率弄得再高一点！

　　这看似荒谬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荒谬。当经济出现 问题 的时候，市民很可能再没有太多时间去关心政治，所以他们便会对政治状况较容易表示满意，同时希望政府能集中火力处理经济问题。这解释也切合了表四中只有失业率和市民满意政府推动民主步伐有关连这一结果上。因为在四个经济指标所代表的四种经济问题中，政府大概对失业问题有最大的「治理责任」（treatment responsibility）。10政府虽被不少市民视为楼市下跌的罪魁祸首，但与其说市民希望政府改善楼市，不如说市民希望政府在楼市问题上无为而治。绝大部分市民亦不会认为政府有责任令股市上升，当年政府入市对付国际炒家，只不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而已。但失业率却是政府须认真面对及处理的问题，所以当失业高企，市民认为政府要首先应付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太过在意政治问题。

　　以上的诠释也符合了一些本地学者对回归后香港政治生态及公共论述的观察。11但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用民调数字来直接验证这一诠释。港大民意研究中心一直定期访问市民心中的「社会议程」。问卷的题目让市民选择到底他们觉得当前香港最重要的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不过，这项调查做得不算很频密，回归后首六年内只有三十个月有。而同一个月中，既有社会议程调查，又有民主步伐满意程度调查在进行的，只有二十三次。根据表四的结果，笔者在这里化繁为简，只集中处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失业率、满意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及以经济问题为最重要社会议题的市民比例。

　　表五展示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失业情况严重时，在民调中以经济问题为首要社会议题的市民比例的确会随之而上升。同时，当越多人认为经济问题最重要时，也有越多人满意政府推动民主的步伐。这可算是初步吻合了先前的说法。

　　不过，表五所展示的只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都可以导致表五的结果。以这部分统计的分析目的而言，有两种最简单，但亦是在概念上最重要的情况是须要被分辨出来的。第一种可能情况，是失业恶化首先导致市民更关心经济问题，而后者则再导致市民较容易满意民主现状，这也就是文章先前提出的观点。第二种可能情况，是失业恶化导致市民更关心经济问题，同时，失业恶化也透过其他方式和渠道令市民更容易满意民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满意民主现状和关心经济问题也会呈正相关，但两者之间却是完全没有因果关联的。

　　幸运的是，要分辨这两种情况其实很容易。我们只要再进行多一次回归分析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尝试用失业率及社会议程来解释市民对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满意程度。如果以上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属实，那么在回归分析中，将只有社会议程能解释市民对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满意程度。相反，如果以上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属实，在回归分析中，将只有失业率可以解释市民对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满意程度。而根据笔者对数据进行的测试，实际结果是，在回归分析中只有社会议程能解释市民对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满意程度。换句话说，我们有统计分析结果支持先前提出的观点－－经济差令香港市民关注点放在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所以他们对民主步伐会较易感到满意。

　三　「纯 经济 城市」不可再

　　从 理论 看，当一个 社会 的经济发达之后，市民会将关注点放到一些非物质性的价值取向上，这现象在西方的 政治 学及民意 研究 中被叫作「后物质主义」。12其理论假设是人的价值取向取决于少年时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化过程，而人最想追求的，往往是那些社会上本就很缺乏的东西。所以，当一个社会上物质生活不是大 问题 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人，便更有可能将生活的重点放在非物质性的价值上。欧美社会中人民积极参与环保、人权观念的扩张，甚至动物权的提倡，都是这后物质主义的表象之一。民主政制也是一个非物质性的价值取向。事实上，香港现时的民主运动的推动者，不主要是那些在香港经济高度 发展 中长大，而物质生活又相对地充裕的新兴中产阶级吗？

　　这也是为甚么香港不可能变回一个「纯经济城市」。无论香港过去几年的经济状况有多坏，大部分香港人所过的生活仍远远比那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优胜。现今香港三十岁以下的年青人，都在七十年代中或以后出生，当中家庭背景固然有差异，但他们都没试过制水，没见过多少木屋区，也至少享受了九年免费 教育 。这不代表香港已完全进入后物质 时代 。也许，整体而言香港人仍然「贪钱」。但今时今日，要香港人除了钱以外甚么都不追求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严格来说，以上的 分析 仍未能百分之一百证明经济不能压倒民主。因为分析中所运用的「对民主步伐的满意程度」，只是市民对一条民调题目的回应而已，而且该问题没有对民主一词下任何确切的定义。「民意」本来就难以捉摸，一个人的思想尚且可以异常复杂和矛盾重重，更何况是一个社会的集体思维？经济好转时，更多市民心里想要民主，但他们有多愿意付出实际努力去争取？他们会用甚么 方法 争取？会愿意接受甚么方式的妥协？当繁荣和民主之间看似有冲突时，市民又会怎样选择？九七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曾否改变了香港市民对自己与政府的关系的理解？这些都是本文没有解答的问题。只是，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再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用作更深入的分析了。

　　但总体而言，若根据已有的资料和分析结果来下结论，我们可以说，纵使在「七一」前的香港，经济压倒民主这论点也是没有客观事实支持的。相反，经济好转甚至可能有助市民将关注点转移到推动民主上。其实，除了以上提到的后物质主义外，「经济发展为民主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比较政治学里也是一个很早就被提出来的观点。

　　那为甚么香港会有「经济压倒民主」这种说法存在？这可能是部分人士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也是香港的 历史 和社会背景的产物。这种说法只顾指向一个神话般的「纯经济城市」，完全忽略了香港过去二十年来风雨飘摇，政治、社会、文化，以至经济本身都历经极大的变迁。 　

　　以上的分析结果也再次指出了部分亲中人士对「七一」游行的错误理解。「七一」的部分诱因是市民对政府无力挽救香港经济感到不满，这大概不需要否定。但「七一」同时是市民对基本法二十三条争议的不满，是市民对一个不尊重民意的政府的不满，这也是不能否定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并存，但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着甚么关系。政府若嗅到经济怨气和政治怨气混在一起，便以为是经济怨气弄出政治怨气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注释

　　1 政府及特首民望的调查问题如下：
　　1. 你对特区政府的整体表现满不满意？（答案分别为非常满意，满意，一半半，满意，非常不满意，不知道／难讲）
　　2. 现在请你用零至一百分评价你对特首董建华的支持程度，零分代表绝对不支持，一百分代表绝对支持，五十分代表一半半，你会给特首董建华多少分呢？
　　2 满意程度和不满程度来自同一条问题。当然，当满意政府的市民比例越多，不满政府的市民比例便 越少。但两个百分比却没有完美的相关。所以在分析中，「满意政府程度」和「不满政府程度」被当作两个不同的变量。
　　3 较为明显地未被列为「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是九九年上半度有关居港权问题的争议。在居港权问题上，政府的 做法虽有可非议的地方，民主派也大肆抨击特区政府要求人大释法的举动，但大部分市民当时是支持政府的做法的。所以笔者认为那不算是一个令政府在市民心中的威信陷入危机的争议。有关香港市民对居港权争议的意见，可 参考 joseph m. chan, kenneth leung and francis l. f. lee, "abstract principle versus concrete interest: a study of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opinion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4, no.1(2002): 54-72.  
　　4 这些结果根据的是回归分析中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并没有在表二中被列出来。
　　5 这次分析中所用的「社会或政治危机」是一个很简单的变量，一方面是因为笔者自行决定了甚么事件算作「危 机」，这无可否认带有武断的性质。同时，将所有「危机月份」的数值设成１，亦即是假设了所有「危机」对社会有同样的震撼。这假设明显不完全符合事实。不过，若不接纳这假设，分析将会变得过于复杂。而分析结果亦显示这假设是尚可接受的。
　　6 有关欧美民主社会中经济状况对民意及公民投票行为的 影响 ，可参考morris fiorina,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及han dorussen and michaell taylor, eds., economic voting (london: routledge, 2002).
　　7 有关这一点，笔者早前曾在一篇论文中有较详细的讨论。见francis l. f. lee (2002). "smoothing out the public voice: covering popularity ratings of a non-popularly elected government on hong kong newspap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2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eoul, korea.  
　　8 有关市民对民主状况评价的问题为：你对特区政府推行民主的步伐满不满意?（答案分别为非常满意，满意，一半半，满意，非常不满意，不知道／难讲）
　　9 这结果来自回归分析中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并没有在表四中被列出来。
　　10 有关「因果责任」和「治理责任」两个概念和它们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可参考shanto iyengar, 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 可参考agnes s. ku, "postcolonial cultural trends in hong kong: imagining the local, the national, and the global", in ming k. chan & alvin so, ed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12 可参考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及russell dalton, citizen politics, 2nd edition (new jersey: chatham, 1996), 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