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府在 市场 经济 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课题，因为它关系到市场的合理存在的限度。人们普遍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作用的合理限度以外必须要有政府的作用，它是外生于市场机制、对市场能够产生强力干预作用的因素。但是政府的作用具有一些基本弊病，其中，一般化的处理手法，即“一刀切”，是政府作用的一个难以避免的基本问题。比如，某些私人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事故，经常死人，于是政府便一刀切地勒令所有的私人煤矿停业整顿，而不管其他一些私人煤矿的安全措施做得如何好；由于有人私下制造假冒食盐销售，因此政府便将所有的食盐专营，由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垄断经营；由于有人在不卫生的地方屠宰生猪，因此政府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屠宰行为集中经营，统一 管理 。这些都是因局部问题而致政府作出一般化处理的典型事例。政府行为本身总是针对一般 社会 现象作出一般规定，而不可能只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社会集团（某个公司企业）的行为作出特殊规定。
这种一般化的“一刀切”，与市场买卖行为的灵活性、多样性、分散性正好相反；市场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这种买卖行为的灵活性、多样性与分散性，而不可能总是“一边倒”的一致与统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人们需求上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比如，当商品价格上涨时，许多人会抢购商品，但有些人却因价格上涨而暂缓购买，这样，后者便对前者所造成的市场不良影响起到制约作用，最终使供求关系得以成立。因此，政府的一般化行为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如何寻找一种更符合市场原则的政府行为方式，是市场经济时代的重大课题。www.11665.COm
诺贝尔 经济学 奖获得者h•科斯的“交易费用”思想为我们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科斯的“交易费用”思想告诉我们，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市场的所有交易都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预，或者事先作出各种一般化的规定（包括 法律 规定）。比如当a人产生的污染物使b人受害时，如果a、b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交易费用几乎等于零，那么根本不需要政府插手，或者作出事先的种种规定，这两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在污染与赔偿问题上达成一致。此时，对污染的补偿会约束a人产生污染行为，使之不可能无限制地排泄污物（因为污染越大，他所支付的污染补偿也就越大）。污染行为被主流经济学认为是典型的经济外部性---“负外部经济”，这是需要政府外在作用的一个典型依据。但在科斯的“交易费用”思想中，问题完全可以由市场交易而得到解决，只要交易所形成的“摩擦力”---交易费用足够小。
二
据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政府作用的模式。政府所起的作用存在于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状态下。比如当前面的b人没有力量单独向a人索赔时---或者说b人为得到a人的补偿必须要花费很大的费用时，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的模式是：成为高效率受理投诉的政府。如果一个贫弱孤单的老人也能够以极低的费用（包括很大的方便性）通过向政府部门（法院等）的投诉而解决别人侵害他的权益的问题，那么，这个政府作用的模式就算建立起来了。十分显然，在这样的政府作用下，市场会更有效而健全，政府自身也找准了它的位置，起着它应该起的作用，既不对市场干预过度，也并非无所作为。这样，当一个消费者认为某商品名不符实，损害了他的权益时，他马上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而投诉马上得到处理。于是，几乎所有的商品生产与经营者都不敢贸然制假售假。 这将比政府的所有因商品质量问题而实施的管制措施要好得多，也可以避免政府的事先规定所造成的一般化与“一刀切”行为。在市场与社会行为中，有许多事先并不符合政府有关法规，却能够为消费者接受的事情。比如某人有用 药 治病的天然才能，虽然他可能没有政府承认的有关文凭，没有取得政府的资格认证，但却有许多人乐意找他看病。这样，只要没有人对他的行医行为引起的伤害进行投诉，政府就不应该干预他们医疗供需双方的事情。古代名医，如华佗、李时珍等，几乎都是这样自然产生的，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政府在这方面起作用。因此，在现代社会，尽管制度制约林立，也不要忽视那些自然成才者，他们象野生人参那样可贵，是人类智慧的闪光；但如果按政府的一般化规定，这些人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象没有读完大学的比尔•盖茨在今天的
益的行为。这就需要一个积极受理投诉的政府的存在。可见，一个健全的 市场 经济 ，需要具有一定素质的大众，没有相应素质，消费者容易上当受骗，那怕政府作为再强大，都难以维护每个人的权益，难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三
据上所述，通过科斯的“交易费用”，我们看到“政府”这个因素并不是外在于市场的，它已经成为内生于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经济内在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此，当市场中的交易费用等于零时，这个“政府”因素不存在（没有存在的必要），政府所制订的 法律 法规也不必要存在；当市场产生交易费用后，市场就会自动产生“政府”这个因素，通过“政府”这种权力机构来解决市场交易中的问题；这种“政府的自动产生”首先表现为对政府判理与裁决权威的需求，然后根据这种需求而在（对此有需求的） 社会 中间建立起相应的政府机构以执行相当的政府行为。当市场产生的交易费用越大时，这个“政府”的作用也就越强大。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看，当人们之间的交易遇到更多的麻烦时，政府部门肯定会感到社会对他们的更大需求。相反，当人们能够私下解决好问题时，政府部门就会感到他们是多余的，没有需求。
我们假设有一帮人来到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人到过的荒岛上，此前岛上并没有任何“政府”存在。当这帮人在日常生活、劳动、交易中产生利益磨擦而又不能互相协商解决时，即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易所形成的 成本 费用不再为零时，就需要在这帮人中建立一个有实权的“政府”组织，以协调他们的行为，裁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样，政府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它内生于他们的市场交易行为中，而不是外在地强加在他们的头上。实际上，人类 历史 上所有的政府，无不如此建立起来。尽管建立起来的政府往往会凭借手中的权力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它的历史来源，却是民间的，是民间协约的结果。
但是，政府的作为也并非不耗费成本，如果这种成本转嫁到需要政府作为的交易双方身上，让他们感到得不偿失，就会拒绝这种政府因素的存在与作用。比如为了使某些商品价格降下来，社会要求政府建立起对这些商品的招投标制度。但是如果这种招投标政府行为所耗费的成本很大，致使商品价格不降反升，就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政府的这种作为了。据此我们得出结论：政府因人们节省社会交易成本的需要而产生与起作用，如果政府作为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将没有人需要“政府”这个因素，人们将退回到普遍的私下交易的原始状态中。如果政府既耗费过多社会成本，又成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社会强制力量强行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社会必将因此而衰败下去。因为，人们将会耗费比私下交易的原始状态更多的成本，使人们的生存状况连这种原始状态都不如。
政府为了保证受理投诉的公正性与效率，需要事先订出某些法律，使受理投诉有法可依。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庞大复杂的司法系统。它有法律的制订，案例的受理， 律师 的协助，判决的执行等等。在此，法律规定既可以用来做为受理投诉的依据，也可以用来作为政府对市场与社会进行“一刀切” 管理 的根据。对于前者，是在有人投诉的时候才起作用，“民不举，官不纠”；而后者，则使政府有权对市场与社会进行一般化的事先规定与事后处理。比如，根据法律，政府规定为人诊病必须具有行医资格，而不管某个人为人诊病时对人是否构成伤害。又如，一个医院输血用血必须经政府认可的血站购进，而不管你身边可以献血的人是多么健康，是患者的父母还是兄弟。政府的这种免不了一般化的纯粹形式主义的“一刀切”行为，虽然合法，但它也使社会自由活动的空间狭窄，无法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因此，在对法律的运用上，也需要淡化这种“政府行为”，而以“受理投诉”的方式管理社会，使社会既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又不失社会的制约机制。对于许多非法行为，只要没有人投诉（包括政府部门为了 公共 利益所进行的起诉），就可采取默认的方式，容许它存在。这对于大量“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无疑是很有利的。许多原创性事件，比如
果一个人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那么这说明他的权力过大了，即他所负的责任过小了；此时要将他的权力减弱，或者添加他的责任分量。这是正常法治 社会 的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影响到其中的每个人，使他们明事理，懂得自己的自由与责任；自己的自由不容别人侵犯，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也不应推卸。
这就是 市场 经济 社会告诉每个人的基本道理。市场经济社会里人是自由的，但这是法定的自由，每个自由人，都不可滥用自己的这种自由；滥用自由是对自己的自由权利的最大侵犯。责任、权力、利益这“三位一体”，是人类社会所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基石，三者关系的协调，人类社会就能够顺当和谐地运转，三者关系错位，人类社会就必然会经受波折甚至危机。因此，牢牢掌握这“三位一体”，就能够很好地驾驭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
五
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