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自h-o模型诞生以来国际贸易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伴随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一系列新的收入不平等贸易影响机制得以发现。本文根据各影响机制依附的基础理论模型将贸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新发现归结为melitz-type模型的解释、比较优势拓展模型的解释以及消费效应、隐性契约效应的解释三类,对相应的最新理论文献进行了概括性解读,并简单评述了当前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关键词:贸易收入不平等,业务外包,隐性契约
    heekseher被认为是“将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生产要素价格)相结合的先驱者之一”,他和ohlin在20世纪初提出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h-o模型)不仅将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推向了顶峰,而且也为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研究贸易对本国收入分配和国际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增长对贸易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之后,ss定理(斯托珀一萨缪尔森定理)和h-o-s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更是曾一度成为分析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经典信条。不过,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快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所呈现出的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剧趋势,使得h-o模型的结论备受质疑(feenstra,2000,2008;goldberg&pacvnik,2007)。
    面对发展中国家经验事实的挑战,经济学家们曾放弃收入不平等的贸易理论解释,而求助于非贸易要素,如技术、劳动制度和法律等对收入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davis&mishra(2007)更是抛出了“ss定理已过时”的观点,他们指出贸易理论所认为的贸易自由化将提升非熟练工人充裕国家非熟练工人工资的结论“比错误更糟糕——是危险的”。www.11665.com不过,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一系列新的收入不平等贸易影响机制得以挖掘,使贸易理论再次成为收入不平等研究的主要工具。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与参照工资效应、业务外包效应、隐性契约效应、劳动力市场摩擦效应等成为当前贸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新机制,而且部分机制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充分支持。
    国际贸易再次成为收入不平等研究的主要视角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新的贸易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于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大国而言,在寻求内外均衡的关键时期,全面了解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收入分配,不仅必要而且意义深远。鉴于此,本文以当前最新理论文献为基础,根据各理论文献的基础理论模型将贸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归结为melitz-type模型的解释、比较优势拓展模型的解释以及消费效应、隐性契约效应的解释三类,分别进行综述。
    一、melitz-type模型的解释
    第一类解释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新机制以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假说为基础。melitz(2003)是最早研究新新贸易理论的代表性文献之一,它通过将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引入国际贸易,成功地解释了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该文献将企业的生产函数表述为可变劳动需求、固定劳动需求和劳动边际生产率三个变量的函数,其中,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随机变量,且在企业间存在差异。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作者发现了两个重要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临界点,即生产临界点和出口临界点。当企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产临界点时,企业将停止生产;当企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生产临界点但低于出口临界点时,企业生产但只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当企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出口临界点时,企业才出口国际市场。而且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临界点对应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封闭条件下生产临界点对应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也就说国际贸易以自我选择的方式提升企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虽然,melitz(2003)并没有直接分析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但他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假设为分析企业间工人收入差异提供了一种思路。之后,davis&harrigan(2007)、egger&kreickemeier(2009)以及helpman et al(2010)在melitz(2003)模型框架基础上,通过引入效率工资、公平工资以及搜寻摩擦等因素,直接分析了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davis&harrigan(2007)在melitz模型中引入传统的效率工资假设,并借鉴了shapiro&stiglitz(1984)的“监控思想”。他们假设阻止工人偷懒的最小工资依赖于发现偷懒的概率,能以较高的概率发现偷懒的企业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而发现偷懒概率低的企业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偷懒监控能力的高低导致了企业间工资水平的差异。而

对外开放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那些高工资和低生产率的企业将被淘汰,而低工资和高生产率的企业继续从事生产并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于是,国际贸易通过淘汰高边际成本(高工资)和低生产率企业,缩小了企业之间工资水平的差距,从而降低了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
    不同于davis&harrigan(2007)引入传统效率工资理论,egger&kreickemeier(2009)将melitz(2003)框架与akerlof&yellen(1990)的“公平工资”理论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包含失业的“效率工资”melitz-type模型。模型认为,公平感是影响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和利润率都较高的企业工作的工人如果不能获得相对于同行其他企业更高的工资,他们将感到不公平,进而挫伤工作积极性,影响工作效率。因而,为了保障工人高效率地工作,必须支付工人感到公平的“效率工资”。进一步地,作者将工人感到公平的保留工资(效率工资)称为“参照工资”,并将其表示为劳动边际生产率、失业率、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工人保留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变化敏感程度四个变量的函数,其中,工人保留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变化敏感程度以指数形式出现。工人保留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变化敏感程度越高,生产率不同的企业间工资差距越大,如果工人保留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变化完全不敏感,工人的保留工资便为市场均衡工资。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没有偏离支付“参照工资”的动机,或者说“参照工资”是企业支付给工人的最低工资。类似地,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将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额外的竞争将在三种传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一是失业增加,这是生产率提高导致雇佣减少和市场需求扩大导致雇佣增加相抵后的净效应;二是雇佣工人的真实工资水平上升(“参照工资”上升所致);三是工资不平等程度(平均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
    helpmanetal(2010)则在melitz(2003)框架中加入了一系列传统元素,如搜寻摩擦,工人和雇主之间的讨价还价,特质性匹配质量以及雇主具备检验并判别工人是否最具生产力的能力等。拓展后的模型表明,在高生产率的大企业工作的工人比在低生产率的小企业工作的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而且国际贸易会强化这种效应。原因是来自出口的更大销售额使得高生产率企业有动机更严格地筛选工人,而处于生产临界点的企业其筛选工人的动机下降,对工人筛选严格程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企业之间生产率以及出口能力的差距,而且这是一个循环累积过程。因而,国际贸易将毫无疑问地加剧工资不平等,这比egger&kreickemeier(2009)的结论更强。此外,国际贸易通过增加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提升社会整体雇佣条件,提高了失业率。因此,和egger-kreickemeier(2009)模型一样,贸易还通过提高失业工人的比重加剧收入不平等。
    二、比较优势拓展模型的解释
    比较优势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奠基石,当h-o模型的结论与收入不平等加剧趋势的现实不一致时,虽然学者们大都曾一度放弃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解释,但也有部分学者坚持从比较优势出发,通过拓展比较优势模型以解释收入不平等现象(feenstra-hanson,1996;davidson et al,1999;dinopoulos&segerstrom,1999)。这些拓展为最新的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一收入不平等分析思路奠定了基础。
    在feenstra&hanson(1996)的基础上,grossman&rossi-hansberg(2008)探讨了业务外包(tradein tasks)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强调通过业务外包提升生产率本质上是一个pareto改进过程。他们假设存在国内可以生产的两种产品x、y,其中,每种产品的部分工序必须由技术工人完成而其他工序可由非技术工人完成。如果单位产出x所需的相对技术劳动比高于单位产出y的相对技术劳动比,则称x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在零利润条件下,两类工人的工资由求解产品x、y的工资之和与价格相等所组成的方程组的解所得。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假定允许本国企业外包可由非技术工人生产的工序(low-skill tasks),交由国外生产,在非技术工人相对充裕的国家生产该工序的成本除了非技术工人的劳动投入以外,还有外包业务的管理和物流成本。但只要业务外包的总成本低于国内生产该工序的成本,国内企业选择将非技术型工序外包,反之,则不外包。进一步地,模型按照工序外包的难易(技术含量)程度将产品生产分成多道工序,

且工序指数越高,越难外包。对应于是否外包的临界点工序,在给定要素价格下,外包将使该工序的成本下降为初始成本的某一倍数。类似地,通过构建零利润均衡条件可以求得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进而,两种状态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业务外包增加了国内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为成本下降倍数的倒数),但不改变国内技术工人的工资,即这是一个pareto改进过程。不过,这一发现并非首创,在feenstra&hanson(1996)中作为一个特例已经出现过,但grossman&rossi-hansberg(2008)使这一结论备受关注。另外,模型的拓展分析表明,如果放松“小国”假设,贸易条件效应将弱化甚至颠覆前面的结论,国内非技术工人工资可能下降。但如果模型调整为主要考虑要素而不是商品,例如,均衡状态下,国内只唯一地生产商品,而外包就像国内非技术工人供给增加一样,即便本国是不存在贸易条件效应的“小”开放经济体,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低。而究竟是生产率效应还是非技术工人供给效应占优则是一个经验问题。至此,作者回应了关于h-o模型结论的质疑,为现实与h-o模型结论不一致提供了一种解释。
    blanchard&willmann(2008)则分析了国际贸易的“中产阶级掏空”机制(hollows out the middle class)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连续产品流和连续工人能力流模型。其中,工人能力流是外生给定的随机变量。为了生产特定的产品,工人必须完成合适的教育,而教育成本是产品流和能力流的函数,并且完成各产品生产的边际教育成本是能力的减函数,也就是说,对于能力高的工人而言,完成产品流中某一特定产的生产所需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要低于能力低的工人完成相同产品生产所需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该模型的均衡状态是,对应于产品流中每种产品的价格,处于能力流中的每个工人都会选择生产特定的产品,同时,每种产品的市场产出等于市场需求。显然,这是基于单一经济体的基准模型。如果将其拓展到两国模型,或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就可以用于分析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假设两国除了在教育成本函数方面存在差异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不失一般性地,作者给定两国特定的教育成本函数,在该成本函数形式下,本国在所有产品生产所需的教育成本方面都具有劣势,但中等技术含量产品生产所需教育成本的差距最大,低技术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所需的教育成本差距相对较小。于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使国内工人更多地选择投资于低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生产所需的教育,从而,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事中等偏下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工人转向生产低技术产品,而从事中等偏上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工人转向生产高技术产品,即国内低技术工人和高技术工人份额上升,而中等技术工人份额下降。或者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使工人们逃离中等技术产业。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贸易的福利影响是非单调的,低能力和高能力的国内工人从贸易中获益,但由于中等技术产品价格下降,中等能力的国内工人受损。无疑,这一分析框架为现实中复杂的贸易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而这是高技术和低技术工人二分法模型不可能提供的。
与之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篇文献是costinot&vogel(2010),该文献同样采用了连续产品流假设,并假定所有产品由劳动单独生产且在技术密集度方面存在差异。而且,越是高技术密集度产品,工人技术能力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越大。每个国家工人的技术能力是外生给定的分布函数,各国的分布函数形式相同,但工人的技术能力存在差异。工人技术能力和产品技术密集度之间的关系确保了每一技术能力的工人选择唯一的产品,在均衡中,高技术工人与高技术密集产品相匹配。在该框架下,作者得出了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影响。首先,它给出了ss定理的更一般化形式:贸易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但降低与外国的收入差距。其次,它指出外包的本质是跨国界劳动力供给,即如果允许外包,国内的生产者可以雇佣国外的工人使用国内更好的技术进行生产,这等价于跨国界增加了本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果是使两国低技术工人工资下降,高技术工人工资上升,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
此外,mitra&ranjan(2007)运用搜寻失业模型分析了外包业务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grossman&rossi-hansberg(2008)的机制类似,他们发现在给定产业中进行业务外包能够降低该产业的国内失业率,即外包通过提升国内劳动者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国内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anderson(2009)研究了专用性技术的影响,指出工人一旦选择某一产业,他将变成特定要素,无法跨产业流动,而对外贸易导致的产业间收入差距扩大不能被劳动力跨产业流

动而抵消,从而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剧。arturc et al(2008,2010)则通过假定工人可以在产业间有成本地流动,分析了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理性预期框架下,他们得到了以下结论:(1)贸易对工资分布的影响不同于对工人一生收入的影响。如进口竞争部门工人的真实工资在短期内下降,但考虑到未来的选择价值(optionvalue,向自由贸易导致真实工资上升的产业转移),长期收入会增加(类似的结论在搜寻文献中也有阐述,如davidson et al,1999;davidson&matusz,2009);(2)事先宣布贸易自由化将弱化对进口竞争部门的冲击,并且减少出口部门工人的获益,因为工人可以预先在产业间进行流动。
三、消费效应和隐性契约效应的解释
(一)消费角度的解释
fajgelbaum et al(2009)开创性地从消费的角度分析了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两个部门分别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完全竞争基准部门(numeraire sector)和生产水平差异化(或垂直差异化)产品的垄断竞争部门。消费者能够选择不同的产品种类或相同种类不同质量的产品,两部门均只使用劳动进行生产。工人生产率的差异由外生分布函数决定,所有的工人拥有相同的非同位效用函数——高收入的消费者消费高质量产品。贸易实施后,两国的企业数量、每个消费者可以获得的产品种类不仅受到标准垄断竞争模型的影响,而且商品的质量构成也受到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者研究了除高生产率工人人数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的例子,发现随着高质量产品运输成本下降,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数量增加,进而两国富裕的消费者都受益;但这减少了低质量产品的生产投入,降低了低收入者可以获得的产品多样性,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降低了他们的福利。可见,该文献是在假定每个国家的收入分布由外生给定的劳动生产率分布决定的情形下,贸易并不影响名义收入分布(基准部门的条件),而通过影响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消费差异化商品种类数而影响工人的真实收入分布,进而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该文献的思路是贸易通过影响不同质量、种类产品的生产,进而影响消费者可以消费的产品种类数,最终影响消费者真实收入水平。显然,与先前通过要素市场解释收入不平等变化的文献不同,该文献从消费者角度解释了贸易对收入分布的影响。这是一个全新的很有前景的研究视角,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二)隐性契约效应的解释
风险共担制度对收入不平等具有广泛的影响,因而,贸易对风险共担制度的作用机制是贸易影响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又一通道。matusz(1985)最早将不完全契约引入h-o模型,他假定企业面临随机的生产率冲击,雇主为风险中性而工人是风险规避者,雇主通过提供雇佣合同在高生产率状态雇佣工人,在低生产率状态解雇工人,但一旦雇佣协议达成,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就不依赖于上述状态,即在低生产率状态下仍然雇佣工人并支付其相同的工资。这是一份不完全契约,或者说隐性契约,隐含了雇主向工人提供保险。该文献表明,弱ss定理成立,即在较大的参数范围内,贸易提升了劳动充裕国家工人的福利,降低了资本的回报(劳动稀缺则反之)。不过,雇佣工人工资的大幅上升将使该部门工人的工资期望上升,进而有可能提高该部门的失业率。另外,工人从满员的部门向隐性契约或存在正失业的部门转移,也可能提高总的失业率。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尽管贸易提升了工人的平均福利,但由于存在隐性契约,失业和工资不平等都加剧了。劳动经济学者称此为“看不见的握手”(invisible hand-shake),即风险中立的雇主提供工资以平滑风险规避的工人在不同自然状态下的收入,也就是在购买劳动时出售了一份保险,而且,雇主的耐心程度直接影响工资的变动幅度。当外部环境不利时,缺乏耐心的雇主越可能违背工资承诺,进而工人的工资变动幅度越大。bertrand(2004)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分析了“看不见的握手”的含义,指出当企业面临流动性约束和破产风险时,雇主越缺乏耐心,因而,某产业的进口竞争将使企业破产的概率增加,雇主的耐心程度下降,从而该产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加剧,出口部门则相反。
karabay&mclaren(2010)在同时包括商品贸易和业务外包的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了“看不见的握手”效应,发现在不存在破产的情形下,隐性契约使得贸易对工资波动有更大的影响。贸易使出口部门产品价格上升,此时工资争议导致工人离职将给雇主带来较大的损失,因此,雇主违背工资承诺的惩罚很大,支付固定工资的承诺更为可信。于是,与存在进口竞争的部门不同,贸易降低了出口部门工资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劳动稀缺国家对劳动充裕国家的业务外包使得雇主能更容易找到替代工人,进而降低了他违背工资承诺的惩罚,使其

工资承诺不可信。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业务外包的产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
四、简评
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伴随贸易自由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的永恒主题。现实对“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挑战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解释。近年来,学者们基于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业务外包、隐性契约、劳动市场摩擦以及消费效应等视角,取得了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与传统的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文献相比,最新的理论解释具有以下特征:(1)研究视角更加多样、更加微观。最新文献不仅仅关注贸易对不同产业部门不同要素回报的影响,也不只局限于技术溢价(ss定理)和特定产业溢价(特定要素模型)的途径影响要素回报,而是从企业差异、参照工资、要素流动、劳动市场摩擦、真实收入等多视角,更微观的层面进行解释;(2)研究方法更趋动态。相对于传统的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而言,近期文献引入了动态分析,考虑了理性预期、策略性互动等动态因素;(3)研究结论更加现实、更具解释力。近期的研究基于能力连续流和产品连续流假设阐释了贸易对相同产业内部、具有相似能力的工人的收入水平的影响,不仅能够解释“南北贸易”情形下要素回报效应,也能解释“北北贸易”、“南南贸易”以及“业务外包”等情形下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不过,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1)消费效应和高维度收入不平等效应的研究还太少。fajgelbaum et al(2009)基于消费的角度研究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开创性,但目前仅有一篇文献,“中产阶级掏空”机制虽然直指高维度收入不平等效应研究,但“维度”依然有辗。(2)目前大量的文献仍然只关注制造业部门,而制造业部门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只覆盖劳动就业的一小部分,故全球化或贸易的主要效应应该从其余部门的分析中获得(ebenstein et al,2009),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罕见。(3)很多文献仍然不能得出贸易导致真实工资上升还是下降的明确结论,仍然很难从技术冲击中分解出贸易效应。(4)很少有文献关注贸易对不同年龄类型工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arturc,2009)。当然,上述不足也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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