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代尔(mundell，1957)最初提出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它将封闭经济下的宏观分析工具is一lm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下，并按照资本国际流动性的不同，对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政策效力进行了分析研究。他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即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会替代贸易。
维农(1966)在其重要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他将代写硕士论文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区位因素结合起来，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因以及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后，fdi和贸易的实证研究与此前相比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日本学者小岛清(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此说明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他认为:fdi可以在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
李普西、维斯(lipsey，robert，1984)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
胡弗鲍尔等人(hufbauer.g.c，1994)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和出口总量作比较，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和fdi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马提亚(matthiaslucke，1999)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不仅比较了eu和cees之间的fdi的外溢效应，而且实证分析了fdi对cees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从而得出fdi对全球贸易有影响的结论。wWW.11665.coM他利用“引力模型”以评估欧盟与东欧国家的一体化的深化，提供了中东欧国家系统的估计预期的长期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
费雷拉、安娜保拉  (manuelaferreirama卿h助s，八刀  apaulaafrieano，2007研究调查了股市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地理格局的贸易流量与葡萄牙的经济的关系。引力模型使用的是葡萄牙经合组织国家加上巴西从1998年到2000年两国之间的贸易。研究发现，出口对贸易平衡产生积极影响，且大于进口对贸易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解释上述的“正常”出口从候选国到欧盟低于“正常”的进口的原因。
炳民(byungs.min，2004)指出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fdi和贸易都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出口的迅速增加在危机爆发有助于改善韩国的外汇储备，亦有助经济复苏。尽管存在着危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己逐渐上升。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这种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欧盟服务业投资是较高的，这和fdi流入的财富效应假说相符合。与此同时，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导致了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但是，由于大幅增加并购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干涸，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期溢出效应值得争论。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赵伟、贾玉平在《产业结构、要素察赋与中日贸易模式—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与趋向》一文中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就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l)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2)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察赋变化，而在两国相对要素察赋的变化中，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
杨逸(2000)、赖明勇(加01)、丁文丽(加01)分别使用相关系数检验、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均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张小蒂、李晓钟(2001)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1983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及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有重要促进作用。邓兰兰(2001)指出开放政策较快利用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出口的迅速增长。在开放条件下，特别是“入世”后，静态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将是自然的选择。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实现更快的发展，应该大力促进国内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加快出口比较优势的升级。
她利用要素分析法对我国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析，以揭示我国的静态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本存量迅速增长，但资本的增加主要是利用原有的闲置劳动力及其他资源，因此，劳动力的人均资本仍然很低。与其他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本仍然相对短缺。对出口商品的分类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我国的出口商品分为9类。得出我国出口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
罗萍(2004)采用1992一2003年间中国与世界37个国家或地区的外资和外贸的实际数据，对代写硕士论文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定量论证了fdi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中国与不同国家的贸易亲密度显著性的不同，来自不同国家fdi的贸易效应也显著性的不同。根据贸易亲密度的差异，提出了我国的国际市场可分成三大类型，即潜力再造型、潜力开拓型、潜力巨大型。在分析和探讨了fdi的贸易促进机制后，提出我国吸引外资应从注重数量转移到注重外资的质量方面上，同时我国在进一步扩展国际市场时，应根据上面所提出的三大国际市场类型来分别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