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要素集聚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形式。本文通过对要素集聚内涵的界定,以及要素集聚途径和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要素集聚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要素集聚已经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要素集聚决定一国的分工地位,而且影响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势;要素集聚是造成经济不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决定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我国只有改变要素集聚模式,才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要素集聚 要素集聚力 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要素的国际流动,使传统的生产要素结构发生变化。要素集聚已经成为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但如何集聚全球生产要素就要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具有较强的要素集聚力。
要素集聚与要素集聚力
(一)要素集聚的内涵
要素集聚是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制度、政策等经济要素在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是要素合作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集聚就是各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专利、跨国经营网络等要素集聚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生产者。通常所说的要素在地理上直接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这是狭义的要素集聚。本文所指的要素集聚是一种广义的要素集聚,是要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过程。
(二)要素集聚的特征
要素集聚是一个动态过程。要素集聚实际是要素的移动过程。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的基本区别在于,开放经济体系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的约束,在国内资源不足时,从外部输入,国内资源充裕时向外输出,通过资源的国际流动实现资源的跨期最优配置。wwW.11665.com
要素集聚不是简单堆积。要素集聚不是简单把外部要素聚拢过来,或拥有或占有,而是让各种要素协同作用,进行要素合作,实现要素的价值。经济全球化解决了一个国家或企业仅仅依赖单一国家资源的问题。
要素集聚是不均衡的。要素集聚状况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都是不均衡的。实际上,之所以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很大程度上是要素集聚不均衡造成的。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了产业发展模式。发达国家集聚了科技创新、资本、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往往成为新技术、新产业的发源地,当这些产品标准化及产业成为夕阳产业以后,就会被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所以,发展中国家只好成为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者或者组装者,生产和加工最低端环节的产品。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分工模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和跨国经营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集聚,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基地、地区总部甚至研发中心向该地区转移。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了世界要素的主要集聚地,由此也成为了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三)要素集聚的途径
要素集聚主要有四种途径:自然集聚、人为集聚、近程集聚、远程集聚。不同国家在这些途径的应用比例有所不同。自然集聚是指一个经济体由于具备初始的资源禀赋,从而拥有吸引资源的能力。人为集聚的主体是各国政府、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包括主动挖掘、吸引、管理、配置优势资源,以及对退化资源的处理。近程集聚指的是区域经济体积极的挖掘、利用和整合积累内部及邻近区域资源,而远程集聚则是破除地理的限制,积极从较远的国家或外部地区集聚优势资源。通过这些手段,可以实现国家集聚环境的补缺和扩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激励。
单纯的要素流动比商品流动要困难一些,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素流动的背后会涉及军事、政治问题,比如移民限制是很普遍的现象。即使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内部,包括资本在内,人口的流动也受到很大的控制。所以,要素集聚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以企业、产业为载体的要素流动过程,主要表现为:
1.进出口贸易。国际贸易本身就是一种要素集聚过程。现实中,贸易的确是要素流动的替代品。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意味着美国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即表明中国利用了国外的技术、资本要素。国际贸易作为间接的要素交换,美国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是要素的“远程集聚”。外包就是一种典型的远程要素集聚。
2.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带动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移动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其本身就是资本跨国集聚的结果,并且随着跨国公司业务的开展,它会带动技术、人才、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向东道国集聚,以及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活动也带动了中间产品和资金的流动和交易。
3.外包。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是企业的外部寻源。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是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境外客户提供服务外包业务。近年来,中国承接了大量的国际外包业务,使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国远程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要素。
(四)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
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变换。要素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就是实际的贸易壁垒。因此,要素集聚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
安全因素。保证生产要素的安全是一切要素目标的前提条件,这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方面体现得最明显。
自由的市场环境。要素集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增值机会,提高要素收益,而流动性是保持要素获得盈利机会的前提,自由的市场环境则是要素流动的保障。所以,互通有无是要素的根本。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与外部要素流入有关。
开放程度。较高的开放状态虽不是要素集聚的充分条件,但却是要素流动的重要基础。因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要素能够较自由的流动,提高了要素流动的效率和社会收益。经济全球化下,价值链分工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要素之间合作的机会和要素配置效益。
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地理位置、交通及通讯等条件,甚至还有良好的外围环境。
政策、法规。政策要素能人为地或有意识地创造要素集聚环境,法规则是要素集聚的法律保障。
其他条件。宜人的气候、清洁的空气会成为要素集聚的理由。全世界的对冲基金经理都集聚在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和英国伦敦的梅费尔,但近几年来不断向新加坡集聚,因为该国宜人的气候、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优越的生活方式,还有人才、法律环境和免税政策等要素环境。
经济全球化与要素集聚的相互关系
要素集聚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和基础。一方面,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要素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就是要素的跨国流动不断增强。众多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如罗肇鸿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状态,主要是讲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余永定也指出:“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在世界处于一种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全球化作为这一流动过程的终点,意味着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达到了它的空间极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帕累托优化”。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
战后,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将世界各国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把各国独立的生产过程变为真正的世界性生产过程,并促进了跨国公司这一全球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因此,要素的国际流动才是经济全球化区别于世界经济以前发展阶段的本质。
(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要素集聚机制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素的国际交流将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体系就是在这种联系和交流中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安排、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机制促进了要素交流。要素的交流能力既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硬实力,又反映其软实力。
全球经济多边规则与制度安排,规范了商品、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马丁•舒曼在《全球化陷阶》中指出,“这些组织框架和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特定时期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博弈的暂时均衡的结果”。由于经济实力和相应的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大不相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经济运行规则,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具有全球化的国际制度优势,不断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本国意志,保护本国利益。
要素集聚机制就是引领要素顺利集聚的法律规制,它影响乃至决定要素集聚方式和效率。一个地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度效率的约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地区要素集聚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加快体制转轨。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显示,一个好的、有效的要素集聚机制可以顺利实现要素的自由交流与配置,降低要素交流成本。
在当今世界,国际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率的会晤、协商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及其载体,世界各国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内,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决策、执行和监督,从而使一国无能为力的问题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妥善的管理和解决,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球要素集聚能力和集聚效率。
在国际要素集聚机制框架内,除了上文提到的国际组织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要素集聚,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要素的有效集聚,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1993年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以及1999年启动的单一货币欧元,部分实现了要素的无障碍集聚。
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一)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本质与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开放经济通过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当前中国主要是流入)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国的组合。由于这种组合,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概念。上世纪后半期以产业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以产品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不同国家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组合,形成某一产业,生产出某类产品并出口。在这个意义上,分工可称为“要素分工”,即各国以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国际分工,即要素供给的国家专业化,可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分工。
尽管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要素集聚的全球化,但是,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仍由要素的稀缺性决定。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管理、国际营销网络等稀缺要素,发展中国家则拥有劳动力、土地等低级要素,发达国家支配了国际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
(二)要素集聚与区位优势
硅谷、新竹、剑桥、深圳、浦东等很多地区的发展经验都证实了要素集聚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企业、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旦某个区域、某企业成为整个经济国际当中的经济极和经济场,往往就会有资源集聚而来,创造出更高经济效益。并且,通过努力,将其拓展为发展优势,形成全面的增长态势。英、美、日之所以成为大国,是因为有利的要素集聚环境,包括:安定的社会环境,政府与民众互信,文化、制度、人文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凝聚力。世界银行曾经对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分类测算,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占64%,远远高出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本和工厂道路等人造资本。劳动力与教育相结合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就越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越强,也越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因此,要形成良性要素集聚机制,就要抓好基础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充分调动现有人才资源,并通过“筑巢引凤”,集聚各种外部生产要素。
(三)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
城市集聚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要素,农村则被边缘化。反过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容易集聚各种要素。城市具有较强的要素集聚力和完善的分工体系。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产业带,教育、科技、人才、资本大量集聚此地。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就源自城市集聚的经济效应。同时,要素集聚的不均衡性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在中国,制度和政策是最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根源,它只不过是把本来一直隐蔽存在、更深层的制度机制问题以更夸张的形式表露出来。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是问题的表象,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本质。而权力制约机制最根本的是支配要素的权利。因此,要素的不均衡集聚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的实质就是发达国家发挥高层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发挥低层面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技术含量、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集聚了高级要素,发展中国家集聚了低级生产要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集聚创新要素的规模与层次。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资源要素流动不断加快,这为我国集聚国内外要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人才是自主创新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有了人才,自然就有科研成果、科技信息等创新要素。集聚人才,一靠培养,二靠引进。
国家拥有丰裕的科技资源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资本、人才,从而拥有产品研发阶段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廉价的普通工人和相对较低的环境标准,或教育程度,因而拥有产品装配阶段的比较优势。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发展潜力。在中国,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集聚了大量的外部要素,经济率先发展,这里的人也率先富裕起来。反过来,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内陆地区,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速度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也较大。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人口与生产要素、经济布局在区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从要素集聚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改善贸易与投资环境,减少了要素流动的障碍,为要素提供了广阔的增值空间。外部要素的大规模流入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扩张和以加工为特色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除了外部要素的流入,中国内地的各种要素(如人才)也集聚东南沿海,形成了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区,成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生产中间产品的重要基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的加工能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低端,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增值率低,处在加工工业 “微笑曲线”的底部。中国劳动力与发达国家技术交换时的相对价格(即交易条件)处于不利境地,造成规模经济下的贸易条件恶化。在中国的出口创汇中,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的微薄加工费,换来的却是环境严重污染、劳动力条件恶化的不良后果。
造成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主要是由于要素集聚模式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资金短缺问题,扩大了就业,提高了国民收入,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要素集聚过程中,国外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生产经营网络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形成偏向性产业扩张,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在优惠政策和外资推动下的对外贸易模式,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价格比较优势。但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的路是走不远的。因为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涨,且还有比我国更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必须集聚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贸易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就要改变要素结构,通过培育、集聚等各种方式获得自己的稀缺要素,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创造要素优势,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在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不仅要集聚外部要素,而且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创造。在集聚内部要素的时候,要对本国劳动力要素进行投资培养,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形成“动态要素富裕”,改变要素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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