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使得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面临着诸多问题。通过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可以突破其困境。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产业能够完成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区域和谐发展。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经验分析也验证了以上结论。
关键词：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区域和谐；产品内分工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员。随着中国从落后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目标，包括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国际上，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尚处于一个艰难时刻，贸易壁垒与贸易摩擦也潜流涌动。对中国而言，以玩具、食品、牙膏、药品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事件也愈演愈烈。这背后是质量、标准、劳动力和各种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汇率、环保以及贸易保护等尖锐矛盾的凸现。面对这样的形势，跨国公司fdi主导的全球产品内分工格局下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参与并嵌入的加工贸易模式遭受多重危机，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加工贸易的大本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最近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倒闭或者外迁。在加工贸易产业面临新一轮梯度转移的背景下，一系列必然出现的问题是：产业梯度转移究竟转向何处?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怎样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和谐?落后区域在承接东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时所面临的问题及采取何种对策?就这个层面而言，着眼于战略眼光来研究产品内分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与区域和谐发展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WwW.11665.cOm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回顾；第三部分分析了加工贸易模式困境与产业转移；第四部分分析了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中的区域和谐发展问题；第五部分为基于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的一个经验研究；最后是简短的小结。
二、文献回顾
有关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6)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他以日本的棉纺织业为例分析了产业跨国梯度转移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产业国际转移的理论基础。后来小岛清(1973)在“边际产业扩张论”中提出了产业移植的比较优势这一概念，从比较优势变化的视角探讨了国际产业转移规律，揭示了产业跨国转移的根本动因。20世纪60年代，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说”从技术层面解释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梯度转移问题。这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现象。维尔斯的小规模技术论、拉奥的技术本地化优势、坎特威尔等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则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解释了产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产品内(intra-production)分工代替了传统的产业间(inter-industry)分工和产业内(intra-industry)分工。所谓产品内分工，指通过产品制造中生产环节的工序分解，把产品的生产过程分散到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从而实现了产品生产进而贸易等资源优化配置的全球分工模式。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较好地解释了以跨国公司主导的fdi方式下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helleiner(1973)首先观测到了在纵向一体化条件下跨国公司主导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存在着劳动环节转移这一产品内分工的新形态，从而奠定了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基础。其后，finger(1975)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海外组装(offshore assembly)这一产品内分工现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接产业转移的产品内分工新模式不断出现，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日益增多。这个时期以来对产品内分工的研究基本沿着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分析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并据此解释产品内分工的主导因素。比如hederson(1991)的网络垄断性的国际市场结构决定了产品内分工中的贸易利益分配。gereffi(1994，1999)从产品内分工中的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地位的不平等这一现象出发，解释由于进入壁垒的不同造成的产品内分工的不同收益分配。其二，通过产品内分工解释其对国际贸易、技术创新等的影响。有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产品内分工能够促进国际贸易，改善参与国的福利水平，比如amdt(1997，1998)的研究；而deardorff(1998)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区域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融入了国际市场，国内外学者也开始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这方面。rahardja(2007)通过分析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机械产品贸易，发现中国出口的增大并没有形成对东南亚出口的挤压，原因就在于东南亚国家增加了对中国中间产品的出口份额和提高了出口单价。
产业转移在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基础、模式、效应等方面，其中就包含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实证研究。陈建军(2002)分析了产业梯度转移和东扩西进战略，并用浙江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施建军等(2007)通过借鉴欧盟东扩和泛珠三角的经验，提出了长三角扩张有利于资源互补、产业分工协调和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观点。刘志彪(2007)对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进行了比较研究。卓越等(2008)通过对中国纺织业的分析，认为跨国采购商主导的分工格局和升级控制，把从事加工贸易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从而陷入“悲惨增长”。
梳理有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来研究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和谐发展问题目前还不多见。本文在已有的产品内分工研究基础上，提出通过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和产业升级及产业梯度转移，扩大内需，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
三、加工贸易模式的困境与产业梯度转移
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为中国企业找到了进入全球最终市场的途径。中国目前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0％左右，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于大国来说，这种外向型战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本身就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危机更有可能使其雪上加霜。
(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式微
1 经济增长速度趋缓
在经历接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将趋缓：2003--2007年每年高于两位数的增长将告一段落，2008年的经济增速为9.3％，2009年预计增速为8％左右。传统的依赖外贸出口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将面临新的考验。
在出口方面，1981--1992年间，一般贸易出口额大于加工贸易出口额，1993年加工贸易出口额首次超过一般贸易出口额，期间尽管1994年一般贸易出口额略微大于加工贸易出口额，但此后加工贸易出口额开始逐步超过一般贸易出口额，2005年达到最高的1014亿美元后开始缓慢回落，但仍然远远超过一般贸易出口额。在进口方面，刚开始是一般贸易进口额大于加工贸易进口额，然后在1994--1999年间加工贸易进口额大于一般贸易进口额，此后一般贸易进口额又超过了加工贸易进口额。总体而言，呈现出一般贸易进出口额所占比重下降而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比重上升的趋势(详见图1、图2)。
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看，东部地区乃至全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高能源消耗、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制造模式。这种代工模式的边际回报率已经处于下降区问，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在下降，跨国公司主导的fdi代工模式的技术扩散效应也不明显。更严重的是，这种模式不利于本土产业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和谐，也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可持续发展。
2 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大
过去的外向型、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消耗扩大。据统计，中国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无论是按照每千克石油当量产出的gdp，还是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计算，目前中国比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低15％以上，比欧盟国家则低40％以上。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但没有出现能源消耗弹性系数的下降，而是出现了近几年能源消费的增速高于gdp增速的反常现象。此外，中国的战略资源石油和重要工业原材料对外依赖严重。
3 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剧
产品内分工下的东南沿海地区以代工模式参与国际分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导致中国地区差距进一步加剧。本来在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吸纳中西部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通过国际贸易能够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缩减地区差距。但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产品内分工方式参与的国际代工生产，其增长收益是偏向于资本、出口和政府的。已有的研究表明，代工模式下的收入主要流向了资本的所有者跨国公司、以税收获利的地方政府以及某些资源和能源的垄断部门。从而，产品内分工下的代工模式不但没有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而带来的地区差距的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地区经济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困境的突破：国内价值链构建中的产业升级与产业梯度转移
东南沿海地区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下的代工模式所遭遇的困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遭遇了瓶颈。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下产品内分工把东部沿海地区嵌入在国际价值链的最低端，即原始设备制造(oem)阶段，其设计、品牌、销售以及关键零部件等都处于跨国公司控制之下，跟国际市场的最终需求之间联系薄弱。因而中国尽管能够以成本竞争优势获取加工贸易方式的国际代工生产，但正是由于这种生产选择的成本导向使得中国在国际需求发生变化时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分工格局下国内市场的割裂。这种割裂表现为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来自国外进口，东部沿海地区是以土地资源吸引了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劳动力资源与跨国公司通过fdi带来的资金、成熟技术以及设备等结合进行生产，然后出口世界市场。候鸟式的加工贸易方式跟国内市场没有太紧密的关联。不但如此，这种产品内分工下的代工模式还进一步割裂了国内市场：原来的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市场被其进口设备夺走、优秀人才被挖走、本土品牌被合资收购等方式后退出市场，等等。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在国内价值链构建中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突破加工贸易企业的困境。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都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东南沿海的加工贸易产业本身也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来，在经历这么多年的发展后，也必然面临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现实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
1 加工贸易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按照humphrey(2002)的观点，可以分成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但对于产品内分工下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贸易产业升级而言，必须寻找新的思路。东南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产业成本优势丧失的同时，已经完成资本和一些技术的积累，因而，已经具备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可能性。此外，在链条升级方面，加工贸易产业可以从原来的加工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物流、品牌等升级，而把制造加工环节转移出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市区的一些生产企业，比如上海制造局改造成为上海智造局，从原来的生产制造升级为创意产业园区的智造。
2 加工贸易产业转移
对于一部分有能力有条件通过产业升级摆脱过去价值链中低成本价格竞争的加工贸易企业，这当然是一种最优选择；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得放弃成本竞争的利器。加工贸易产业本身成本导向属性决定其总是在寻求成本洼地。从这个层面而言，加工贸易的产业转移是继续寻求成本竞争的一种现实选择。同时，产业的升级也需要产业转移为其腾出空间。通过加工贸易产业的转移，把加工生产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乃至中西部地区去。从而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仍然能够利用成本优势保持出口份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都属于寻找新的竞争优势的行为，而那些不能升级或转移的产业将被市场淘汰。
3 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转移的结合——国内价值链的构建
基于成本的考虑，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后会更多地就近采购和就近雇佣；同时，通过企业前后向关联形成的产业集群将通过分工的深化增加中间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最终扩大对中间产品的需求。随着雇佣劳动工资收入的增加与采购的增加，国内销售增加。在这一过程中，采购一生产一销售等更多环节都在国内进行，从而国内价值链体系建立。随着整个国内价值链的完善，国内劳动和资本获取的收入进一步增加。
在国内价值链构建的进程中，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必然伴随着产业的转移。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国内市场呈现一定的梯度分布，这为东南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方面可以把东南沿海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从而为产业升级腾出空间。依据产品内分工理论的价值链升级，即为已经转移出去的加工贸易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包括融资、研发、品牌、物流、销售等环节。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又可以为东南沿海的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后的一些新兴产业提供足够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这时，加工贸易产业可以根据国内市场的反应更为迅速地调整产品、改进技术，进而完成产业升级。
过去东南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仅仅参与加工制造，处于价值链低端，与国外市场需求隔离，本土企业因为是被动嵌入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因而面临升级困境。现在如果东南沿海在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转移的结合过程中完成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又反过来促进产业的升级，最终形成动态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四、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和谐发展
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能够促进区域和谐发展。这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1 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
由于内部矛盾的积累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东南沿海的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思路需要调整。而加工贸易的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能够提高要素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这包括劳动的合理流动和资金的合理流动以及技术的梯度分布过程中的流动。此外，加工贸易产业的梯度转移还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能源和矿产资源。
2 产业的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
按照产品内分工理论，东部沿海地区与后发区域应该形成专业化程度高、互补性强、城市间协作性良好、产业特色突出、制造业布局随城市等级梯度发展的格局。产业的梯度分工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梯度转移后，为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二是后发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通过完善配套能力，在有选择性地发展低成本和充分就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实现国内价值链的构建。这两者结合起来，能够形成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的有效衔接进而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
3 产业梯度转移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
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从工人靠近工作到工作靠近工人的改变，能够促进家庭的和谐。在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相对以前背土离乡的状况，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可以在距离家庭更近的地方工作，这有助于在工作的同时更好地关注家庭，从而大大提高家庭及社会的和谐。
4 一体化的国内市场与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促进区域和谐发展
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国内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和谐发展，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表明，在一体化的国内市场和一体化的国际市场关系上，大国模式和小国模式有着极大的区别。探索一条区域经济与区际贸易协调的内需主导型的开放经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总之，我们的分析表明：加工贸易产业通过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能够促进区域和谐发展，从而实现共享式繁荣。
五、纺织服装业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承接纺织服装业的国际产业转移，借助加工贸易的方式，纺织服装产品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
1 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情况
1994年，中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额为342.17亿美元，2007年增长为1711.7亿美元。但2006年以来，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出现了下滑。图3比较直观地说明了这一情况。
2 纺织服装业出口的困境
近年来，受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调整、原材料成本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一些低附加值、资源性工业品的出口难度加大。其中，纺织服装业出口所受的影响更大。据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棉纺织、毛纺织、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分别下降3.19％、2.27％和6.18％。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大多数纺织服装企业明显感受到传统的出口竞争优势受到削弱。第104次广交会上，出现有订单已经或准备转向更具成本优势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现象。当外部需求缩减后，出口进一步下降。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6个月中国纺织服装出口727.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8％。多重因素使得纺织服装业遭遇“寒冬”，其竞争力处于下降通道。
3 困境的突破：升级和转移
面对“寒冬”，一些大型纺织服装企业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资金优势，开始进入纺织服装的品牌和设计环节，把纺织服装的生产外包，完成产业价值链上的升级。在价值链升级的同时，纺织服装产品能够通过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质量安全和环保认证及检测，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一些企业则继续挖掘成本优势，如通过进入国内市场或者把产品的生产进一步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其产业转移可能包含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省内转移以实现双赢。目前，纺织服装产业的梯度转移尚未出现大面积的跨行政区域趋势，更多的转移仍然在省内进行。典型的例子有苏南企业到苏北投资新厂转移生产，粤南地区的纺织服装产业慢慢向粤北和东西两翼发展，福建、浙江一些产业集群也向周边扩散。省内的低成本地区成为中国纺织服装业梯度转移的第一站。第二种途径是向中西部转移。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结构的巨大变化，内需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将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内地。目前，湖南、河南、江西、安徽等主要产业转移接受地的实际投资同比高速增长。纺织服装生产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能源优势及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大量节省经营成本的同时充分带动中西部资源的利用，使东部沿海的经济要素与中西部资源要素互相结合，实现东中西部联动，达成双赢局面。此外，纺织服装产业向内地转移可以兼顾出口和内需的双重需求。这种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也实现了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从而成就多赢：既平衡了区域经济发展，又完成了产业梯度转移并保持了成本竞争优势。第三种途径是产业向海外转移。目前除了部分优势企业可考虑这种途径，大部分纺织服装企业要实现这样的转移还不成熟。最后，有一些中小企业由于成本优势的丧失只能放弃出口，退出市场。
六、结语
产品内分工下，跨国公司以fdi和成熟技术加上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相结合，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而控制了全球的生产和交换过程，形成了有利于高级要素收入分配的全球价值链。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率先开放和地域上的有利条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和发展了大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工业。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的高速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而且这种外需拉动型的经济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着下行趋势，全球需求下降，产业面临新一轮转移。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企业商务成本不断提高、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加上在中国经济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过程中，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面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实现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升级，进而实现区域和谐发展的观点。这个转型如果成功，必然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巨大增长空间，并实现中国经济由过去过度依赖出口的外贸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向依靠内需和消费、依靠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