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社会中，明晰的边界是民族国家在其领土内进行社会整合的基础，这一整合表现为现代规划的实施。但在全球化条件下，边界日渐模糊，因而现代规划也难以为继——全球抽象生活模式的型构使民族国家边界内统一的时空系统对一般社会生活不再具有特殊的意义；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分别由于经济一体化趋势、全球公共观念和共同安排的增长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而逐渐超越边界的限制。现代规划的溃败使民族国家面临严峻挑战：国内新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的加剧与国内政治的逐渐衰败。面临此一情境，民族国家应开放其边界以适应全球化浪潮，同时应让社会在更多自治环境中获得繁荣，从而奠定国际社会和平的基础。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国家；边界；现代规划

民族国家作为一项领土政治安排，其存续的基础端赖于边界（border）的明晰与确证[1]，而民族国家也就“成为建构和维护边界的代理人”。[2]依其边界，民族国家维持着对外的独立性和对内的至高地位。就其对内而言，民族国家运用其至高权力地位进行内部的全面整合，建构出统一而单质的市民社会，并使自己与市民社会紧密相连，前者对后者进行调控与范导，这一调控与范导实质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现代规划。
马丁·阿尔布劳将现代规划视为“对围绕种种意图展开的种种人类活动的协调”，[3]它为民族国家内部普适性历史的创造提供了“统一的人类交往场地”和“单一的事件框架”。[4]概而言之，所谓民族国家的现代规划是指现代国家依其制度安排以达成边界内部一致性的各种行动。wwW.11665.cOm
尽管规划——或者说，统一的设计——历来遭到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和保守主义者（如柏克）等的反对，[5]但可以说，现代规划是民族国家表达力量与意志的形式，也是其自我成长的机制。在现代规划之下，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市民社会按照统一的原则、规范和程序运转。然而，全球化正在改变这一状况，它无情地销蚀民族国家的边界，从而使民族国家赖以成就现代规划的基础遭到了缓慢但几乎是致命的颠覆。
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和政治理论阐述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现代规划的溃败，并试图论述这一溃败给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民族国家现代规划是如何溃败的；第二部分阐述这一溃败给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所带来的严峻后果；结语为第三部分。
　　一 民族国家现代规划的溃败：边界的模糊化
全球化条件下，曾经用来保持民族国家内部统一和排除其外来干涉的边界已受到种种侵袭，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正超越边界的限制，其现代规划也因此而趋于崩溃。
（一）从理论来看，全球抽象社会生活模式的型构使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模糊。
“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时空的重组。”[6]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这便是现代性在全球传布所逐渐型构的全球抽象社会生活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影响另一地区社会生活的因素，这样，民族国家内部具体的社会生活将不再完全依赖于熟稔的人际关系，而依赖于一种全球网络。当具体的社会生活超出民族国家的限制而影响到另一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时，前一种生活就“脱域”（dis-embedding）于民族国家的边界，并在影响到另一种生活时“再嵌入”（re-embedding），[7]于此，时空的统一性对日常生活不再具有特殊意义。
“脱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依赖于所谓“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和“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即它依赖于专家所提供的知识以及由自发或建构所形成的抽象媒介（如货币），[8]而不再完全依靠于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手段。
由于“脱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存在对专家和符号系统的高度依赖，因而面临着不可规避的“风险”（专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对符号的信心也非时刻都存在），[9]但是，这一风险已无从由民族国家所能控制，也无从由它来化解此风险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既不能将社会生活限定于边界之内，也不能在本国边界范围内解决社会生活中由于风险所带来的困难。
（二）从实践来看，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生活、一般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正超越边界。
1．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使经济生活脱离边界的限制。
首先，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等经济一体化形式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普遍模式而备受推崇。尽管经济一体化具有成员国应对全球化冲击的涵义（它以区域主义对抗全球主义），但显然，它也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步骤和组成部分。在经济一体化内部，零关税趋势和国民待遇原则使民族国家的经济要素早已在无边界的世界自由流动。
其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相互依存日趋明显。这意味着开放而非封闭是当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选择。国内市场早已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一切经济生活已经融入或至少要求融入国际经济生活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全球经济的规约，这一体系以古老的核心—边缘模式继续演绎，民族国家不能脱离于这一根本的世界体系的制约，它的经济生活只有适当逾越边界才能获得足够的发展。[10] 
2．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社会的成长。
除了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之外，我们无法忽略另一个社会——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的存在。对于这一社会的本质，国际关系理论界有不同争论。“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旨在处理国家间事务的共同的国际安排。[11]而“斯坦福派”（‘stanford’ approach）却强调全球性共同观念和文化。[12]无论如何，英国学派或斯坦福派都承认民族国家之外存在一个依靠规范或观念建构而成的超越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的全球社会。
实际上，全球化带来了丰裕的越界行动和人际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和其它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社会关系之“脱域”机制的形成，均使有别于民族国家内部生活的社会——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人际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而全球人际关系的拓展，又使得共同的观念在无数互动中滋生。比如现代性——如民主和科学——在全球的开拓已经使全球各国人民有了共同的话语，对于现代性的认同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和地域的共同精神气质。简言之，全球化开拓了新的超越边界的人际关系，由此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塑造并不断强化了人们的共同观念。在此基础上，新的规范、安排和机制应运而生，全球社会在这些共同观念和共同的全球安排和规范中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新发展。不言而喻，这样的全球社会早已不是民族国家现代性规划所能控制的，它超出了规划的范围，不断腐蚀规划所赖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国家边界。
3．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增长使政治生活脱离边界的限制。
不仅经济与社会生活超越了边界的限制，国家政治生活也开始显现出全球特征。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全球问题的增长要求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国内事务与全球事务的一体化使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支配；国内政治忠诚的部分转移。
首先，全球治理的出现。当代全球问题关涉到人类的前途，它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安全（如疾病的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等）和人类的可持

续性发展（如生态与环境危机、难民潮、气候变迁等）。[13]在威胁和挑战人类前途的全球问题面前，没有任何民族国家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全球治理需要各民族国家以多边主义或相互协调的方式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民族国家将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力给国际组织，或将共同达成的条约与协议转化为国内立法条款以促进治理的共同目标的实现。在权力的转让与国际协定转化为国内立法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已经摆脱了边界的限制。
其次，国内政治的国际背景。国际事务对国内政治议程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建构了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国内政治只有适应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国内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的要求才能使自己运转下去。例如，在共同市场内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依赖于共同市场内其他成员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市场状况；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科技革新将成为与之紧密相连的欠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调整的依据；国际金融市场的状况影响到国内金融政策的制定；等等。而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金融政策的变更又将牵引其他政治过程——教育、就业、司法和官僚体系等——的变革。
第三，政治忠诚的转移。现代公民在全球化时代的忠诚对象不仅只限于民族国家，虽然爱国主义或温和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运动下仍旧有重新激发的可能性，但爱国主义情绪并不妨碍现代公民将政治忠诚投向边界之外的国际社会（如环保主义者和国际人道主义者）。
忠诚对象转移源于个体反思性（reflectivity）的形成。反思性能力塑造了新的自我批判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价值和信仰的自我重建。[14]当民族国家将个体的忠诚对象限制于国家本身受到个体的怀疑乃至批判时，新的忠诚对象便可能超出边界，尽管也有可能退回到比国家更小的单位，如社区或本地区的利益集团与宗教组织。[15]就前一情况而言，当忠诚对象超出民族国家之后，民族国家只能悲伤地面对民众的信仰逾越自己的边界而又无能为力。二 现代规划溃败的后果：社会冲突与政治衰败
民族国家由于边界的模糊化所导致的现代规划的溃败，使民族正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不但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将加剧并越出边界，而且国内政治也将面临民主的危机和腐败的冲击。
（一）国内社会和经济冲突的加剧及其国际化。
现代规划的溃败使民族国家所控制的内部冲突爆发出来了，甚至延伸到了国外。这一冲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曾经成功控制住了阶级冲突的福利政策在失败后导致了新的经济困境和种族主义的兴起（在西欧国家内部犹甚）；二是暴力的合法性垄断受到冲击后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的加剧。
1． 福利政策的失效。
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伴随着国家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虐待。血腥的资本主义发家史不仅催生了社会主义运动，也衍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寻求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结合成为新的制度设计的热点，福利国家便是这一设计的重大后果之一。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 [16]它确实成功地将阶级冲突从世界范围转移到了国内，并且事实上通过民主制度的建设又使之得到了缓解。[17]从北欧到西欧再到北美，先进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无一不采用温柔的福利手段扼杀了阶级斗争的雄心壮志。
而一俟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再确定，福利国家所长期运用的战略便失去了效能。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时代，福利国家的赤字财政变得非常脆弱，它不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经济单位（公司或利益集团）进行优先采购，不再能够充分保证全体公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也不再能够提供经济持续发展的黄金岁月和让人们在甜美的梦想中去从容地实现即定的生活理想[18]。
同时，民族国家边界的虚化导致了新的移民浪潮，这使得新的纳粹主义——它充满对移民的刻骨仇恨——在欧洲和北美沉滓泛起。新的冲突代替了古老的阶级斗争，民族国家内部的斗争转化为超越边界的民族斗争，福利国家——当代民族国家的典型形式——的现代规划面临着破产的窘境。
2．暴力合法性垄断受到质疑。
如果民族国家靠福利或社会保障体系曾经减缓了政治和阶级冲突，则它对暴力的合法性垄断曾经减缓了社会冲突。马克斯·韦伯（marx web）认为，民族国家拥有不证自明的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地位，并依此对社会进行权威性控制。[19]但是，暴力合法性正经历其实践危机和认同危机。
实践危机表现为民族国家在控制跨国犯罪上的无能。它无法只依靠本国的暴力垄断有效地打击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在内的跨国犯罪，在必要时它必须寻求他国暴力机关的合作与支持。
认同危机体现为分离主义与人道主义干涉。一方面，“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运动使一批要求独立的民族对所在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在激进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旗帜下，民族国家遭受着新的内部冲撞或分解，分离主义“带来了诸多民族、国家、地区的动荡和重新分化组合”。[20]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自己暴力的垄断性行使的合法性可能时刻遭到人道主义的评判。[21]国际人道主义的道义批判和事实干涉削弱了民族国家对本国暴力的合法垄断权利，因而对本国社会冲突的控制权也受到了来自边界之外的强权或国际社会的限制。
（三）国内政治的衰败。
这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中民主的缺乏所导致的国内政治过程的民主危机，而这一危机加速了代议政治自身所潜藏的极权趋向，从而引发政治在民间的冷落和它在自身运作过程中的腐败。
1．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国内政治民主受到损害。
全球化使国内政治卷入到了全球治理进程当中，然而全球治理中普遍的“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的存在使国际治理的民主化绝非坦途。[22]因为全球治理中国家之间的义务担当与权利享用不是依据平等的民主方式，而主要根据民族国家的力量对比进行。譬如欧盟，欧洲议会的投票方式与欧盟的条约规则更多地反映了其中大国德国与法国的偏好与利益。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国内相关政治将成为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下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全球民主的缺失在国内政治日渐国际化的情境下，由于国内政治的运作不是经由国内的民主程序进行的，公民在涉及国际事务的国内政治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影响力与决策权，因而国内民主将深受其害。[23]
2．国内代议政治由于民主的危机与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而使它在民间受到冷落，并导致自身的腐败。
当国内民主的运作受到阻碍时，现代政治的弊端将逐步展现。民族国家内部政治过程是依赖代议政治——一种固定的民主程序——来完成的，而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民主危机将导致程序的中断，由此将导致国内政治的普遍衰败——政治在民间的冷落与政治在自身运作中的腐败。
首先，政治在民间的冷落更多地出于代议政治的特性，但全球化加剧了这一特性。从理论上来看，代议政治所规定和依存的民主程序使人们满足于一种容易操作、易于理解和可以预期的政治行动。这给予公民一种惰性，从而在完成选举义务之后，便将政治或行政行为交由自己的代理人而忽略直接的参与，使得政治精英开始操纵政治过程——全球“民主赤字”的存在又鼓励他们的这种操纵行为——政治成为一种新的行业而不是社会福利的保障力量。由此，代议政治这一典型的程序政

治将国家分裂为两大部分：政治官僚或政治精英和普通沉默的大多数。后者对政治的高度信赖（或相反，高度的不信任）使政治在社会的冷落成为事实。[24]
其次，由于政治权力与市场的合谋所导致的公共领域的衰退使得政治过程流于腐败。由上所言，政治在民间的冷落会使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则一种完善的代议民主将产生极权政治的危险——当沉默的大多数任由政客们去操持权力时，极权变得顺理成章。而此时，某些市场（或利益集团）为获得权力的宠信从而获得市场中的优先权，便通过寻租活动（rent-seeking）收买政治权力。[25]于是，这些政客将在利益集团的怂恿下不恰当地挥霍手中的权力，也就是，权力开始不恰当地干预市场。这样，原本统一的市场可能在某些利益集团寻求权力保护时遭到分割，而一个分割了的市场也就意味着具有共同社会道德、理想和民主诉求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衰退，它将“成为社会内耗与权力阴谋下的牺牲品”。[26]
当政治极权和公共领域的败落同时出现，并导致权力与市场合谋时，严重的腐败现象产生了。而当政治在民间得不到统一的爱戴，而且在自身的运作中也腐败不堪时，则政治的衰败积重难返。
　　三 结语
全球化正在各个方面改变民族国家的面貌。本质上看，正是全球化对边界的销蚀抽离了民族国家赖以规划内部事务的前提，民族国家才由此发生了急剧的嬗变并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在此情境下，民族国家应适应时代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重新塑造自己的面貌并维持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单元的功能。
首先，民族国家应开放自己的边界，以合作而非完全自助（self-help）的方式谋求国际协调，使国内事务和国家利益与国际公共事务与国际利益相互调和与促进。[27]其次，应强调社会自治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繁荣。显然，一个相互包容的全球社会将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谐，并且有助于形成新的公共领域，从而使政治权力从腐败中获得新生。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它在失去了对社会的全面监控时，却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重建自我的机会。[1] edward s. cohen, globalization and boundaries of state: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governance: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14, no.1, january 2001.
[2] globalization and boundaries of state: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governance: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14, no.1, january 2001.
[3]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页。
[4]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页。
[5] 参见（德）弗里德利希·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41页；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6]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hutchinson,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polity press, 2001. p.244.
[7]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另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页。
[8]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9] 对于全球化时代“风险社会”的论述参见《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著）和《自反性现代化》（贝克等著）。
[10] 参见（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巴西）特奥托尼亚·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另参见简军波，《落后国家与依附性发展》，《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1] chris brown, 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4). 另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238页。
[12] chris brown, 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4).
[13] 参见蔡拓，《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蔡拓等，《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英）尼格尔·多德著，《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另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32－39页。
[15]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16]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5页。
[17] 关于福利制度缓和了国内冲突的论述参见bo rothstein, social capital in the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politics & society, vol.29, no.2, june 2001.
[18]（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3页。
[19] （美）丹尼斯·朗，《权利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另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9页。
[20] 程人乾等，《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1]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9年联合国大会中表示，古典的国家主权观念必须服从于“个人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他指出：“如果人道主义干预对主权来说真是一种难

以接受的侵犯，则我们何以对卢旺达等地区大规模的、系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它们违背了我们人类共同体的训诫——作出反应？”见 gareth evans and mohamed sahnou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breaking new ground, global governance 7 (2001).
[22] tony porter, the democratic deficit i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regulating global finance, global governance 7(2001).
[23]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6页。
[24] （美）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7页，第96－108页。
[25] 参见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26] 简军波，陶国宏，《非规范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与维持》，《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7期。有关“公共领域”的论述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5页。
[27] 参见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论文网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