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危机;过度消费;收入平等
    摘要: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成了影响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中过分自由化、产业布局过分掠夺，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规模不合理，信贷风险加大，追逐利润最大化等做多因素的结果［1］，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常态，只是不同时期略有区别而已［2］。我们针对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爆发过程阐述了危机爆发的政治根源，金融自由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危机形成。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危机积累，还贷违约率的上升，实际收入缺乏支撑，危机最终一夜爆发;平衡收入分配、提高社会保障力度、使经济增长的成功惠及广大中低收入阶层。
     中图分类号:f83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755(2010)04－0026－03
    一、美国现代金融危机的回顾
    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伊始初现端倪。2007年4月，新世纪金融公司被迫回购数十亿美元的呆账货款后，根据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的规定申请破产保护。2007年8月，危机变得惊恐万状，美国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康特里怀特金融公司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且濒临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美国金融市场“从流动性过剩”跌入“流动性不足”。危机从低级别次级按揭开始蔓延到债务担保债券。2008年9月美国最大两家住宅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与房地美被政府接管，次贷危机全面升级。wWW.11665.COM
    美国金融危机破坏规模巨大，涉及范围广泛，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危机。鲁比尼指出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可能给美国造成近3万亿的损失，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20%。面对如此严峻局势，探究危机更深层次原因寻求对策成为当务之急。
    从当前的研究情况看，针对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层面。第一类层面是从金融领域层面入手，强调过度的金融自由化所导致的信贷标准下降和道德风险积累等负面影响。第一类观点是，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证券化将贷款转化为流动性证券，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是证券化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第二类观点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创造使银行等住房金融机构可以将风险转移到世界各个角落，这就极大地促成了信贷供应的扩张(余永定，2008)［7］。
    此外，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低利率政策，资金太便宜，催生住房价格泡沫，助长杠杆并购热潮以及其他过热问题，如:流动性过热，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风险不断累积(余永定，2008)［7］。第三种观点是，市场上道德风险的上升导致了次贷危机。抵押贷款供给的增加导致房产需求和房产溢价的快速上升，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的风险偏好。然而风险偏好的上升是建立在房产价格不断上升的基础上的，当房价下跌，必然导致高的违约率，最终引发金融危机(mian and sufi，2008)［12］。
    第二类层面是从实体经济层面入手，过度消费需求或低储蓄率是危机根源(余永定，2008;李石凯，2007)其中莱因哈特与罗高夫(reinhart和rogoff，2008)注意到此次危机与经常账户之间的联系［7］，［11］，［13］。卢锋(2008)通过考察中美经济外部不平衡的“镜像关系”得出美国过度依赖外部储蓄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这就是美国危机根源所在［9］。
    王学鸿认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中过分自由化、产业布局过分掠夺，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规模不合理，信贷风险加大，追逐利润最大化等诸多因素的结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常态，只是不同时期略有区别而已［3］。
    以上观点分别从不同视角考察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无论从金融层面还有实体经济层面，均基于经济学角度，呈现一种互补理论。然而，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经济与政治之间往往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将以资本论角度进一步推测此次危机的根源。
    二、危机蔓延的传导链条分析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品的迅速膨胀，催生了美国房地产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泡沫。1994－2006年，美国的房贷市场与次级房贷均呈现高速发展态势，房贷市场的总发放额年均增长15%，次级房贷发放额年均增长27%，12年增长了近20倍，其中2000－2005年次级房贷的发放量几乎翻了3倍(刘克崮，2007)次贷膨胀［10］，形成泡沫。次贷证券的过程转移甚至积累了进一步的风险。2007年，次贷推迟偿还与违约现象加剧，使得此次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泡沫最终破裂。美联储不断升息导致住房贷款市场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下跌，致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出现“短供”(余永定，2008)，流动性出现短缺［7］。为了避免债券价格进一步下跌，危机很快从流动性危机发展为信贷紧缩，进入第二阶段。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实体经济的收缩是继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之后，次贷危机的第三个阶段。实体经济的萎缩必然导致住宅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和与次贷相关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余永定，2008)［7］，纵观危机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绘制下图1来表示危机传导链条的各个环节:图1金融危机传导链条图解针对金融危机传导链条不难发现解释金融危机成因的两个基本问题，即:一是危机何以形成，而是危机何以爆发。我们针对危机爆发的过程进一步阐述危机形成的原因。
    三、金融危机的爆发
    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利率、自由化是诱发危机的导火索。从2004－2006年，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的不断升息导致住房贷款市场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致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于是出现“断供”(余永定，2008;刘克崮，2007)［7］，［10］。
    然而，就实体经济而言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针对这一说法有两种解释。
    即，一侧重于消费需求的“过度”，如所谓的超前消费等。二侧重于民众收入的下降或停滞。这两种解释哪种更具说服力呢?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早就指出:60%—70%的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靠借钱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20%的美国人靠借款维持超过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余永定，2008)［7］，另外，沃伦和塔吉亚(warren和tyagi，2005)的研究反驳了“美国居民不顾支付能力，借款用于购买奢侈品”的观点。他们指出，与1970年代相比，现今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奢侈品开销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通过借债来维持高水平的生活并非危机爆发的原因。即问题不在于过度消费而在于收入过低。次贷推迟偿还和违约现象加剧，致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然而，众所周知在美国违约成本是很高的，在金融机构拥有不良记录对贷款人的负面影响尤其巨大。按理说不到万不得已美国的贷款人是不会违约的。问题的根源在于贷款人的还贷能力下降。
    借款人实际收入失去支撑，正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祸根。
    至200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连续3年上升，2005年基尼系数达到0．469，创下40年来的新高，2006年也达到0．41，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数据表明，美国收入不平等正在加剧。克鲁格曼(2008)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右派势力接管共和党，此后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工会遭到压制，工人议价能力被削弱，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得到大幅度削减。如今收入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里［6］。200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获得了总收入的17．4%，收入最高的10%群体获得总收入的44．3%。毫无疑问，中低阶层收入下降是引起消费需求大于居民收入的重要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布局唯利是图，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对其他发展经济体的蔑视和对金融规制、次贷等过于自由、自信。同时，现代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步伐加快，经济周期凸显很多新的特点。美国经济周期的爆发再次说明马克思经济学的周期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远为过时。只要投资不断加大，尤其是固定资产，经济周期就毫无例外的起作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4］。

    四、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
    缅恩和萨非(mian and sufi，2008)提出这样的问题［12］:2001－2005年间美国高风险的次贷增长之快有两个原因，其一从供给角度出发，贷款者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从而降低了风险溢价，使次贷上升;其二是从需求角度出发，认为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持久收入效应，从而推动了次贷需求。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了供给角度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次贷的需求量。
    马克思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必然导致对风险的低估和无视，硬要把次贷塞给ninjna，就是住房金融机构的贪婪所致。美国政府难辞其咎，针对支付能力低的收入群体而言，住房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方式，政府应当从根本上解决实际收入不足的问题。
    此外，2001年it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出现衰退。
    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问题在于避免经济衰退的手段并非降息一种，提高转移支付力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等同样可以成为备选方案。
    正如雷达、赵勇(2009)所言，之一时期积累起来的只有“虚拟经济”，而次恰恰成为危机的根源［8］。
    无论是住房政策演变还是货币政策的影响，都反应出美国在平等与效率问题当中的侧重点。克鲁格曼(2008)指出，共和党的大步右转，政策转向避免向富人征税和反对对穷人和中产阶级支付福利无疑使社会两极分化严重［6］。
    阿瑟·奥肯(arthur m．okum)所言，美国社会的双重价值标准:一方面，信奉和追求平等的政治与社会系统;另一方面，在经济福利上同时造成着不断加大的差距［5］。这样的既平等又不平等体现了一种困难的折中。奥肯还特别强调，最迫切的事情是帮助那些在收入等级上处于最低的20%的人们，帮助他们走到我们丰裕社会的主流里去［5］，遗憾的是斯人言犹在耳，美国经济现实似乎离他所乐见的越来越远。
    金融危机真正的成因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产业规模、布局、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不适应，是泡沫房地产经济与次级贷款不相匹配造成的，而这一切都是经济周期的根源，因而这样的金融危机必然到来;而大规模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可能限度，对发展中东道国造成了极大伤害，势必放大、传导、传染，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乃至世界金融危机。
    五、美国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
        (一)美国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某些启示:对其他学者的借鉴探究
      危机的成因及其发展过程后，余下的任务是寻找解决之道。刘克崮(2007)提出要完善和整合监管体系，严格控制和识别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监控中介金融机构等［10］。余永定(2008)认为必须设计机制以限制离谱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收入保证，积累储蓄［7］。毫无疑问，这些对策是很有价值的。从我们所关注的视角来看解决这一问题任重而道远。正如克鲁格曼(2008)所言，高度的不平等已经给美国造成了重重问题，不论是从经济还是现实政治角度，缩小贫富差距，再度把美国塑造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正当其时［6］。
    美国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解决支付能力较低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化模式，应给予一定的财税政策支持，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补贴。
    (二)美国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有许多启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第一，经济发展的步伐与投资规模要相互适应。
    投资规模过大，经济发展水平低，或步伐慢，产业基础差，财政主要靠房地产业，那么过分的投资和泡沫的房地产业，必然导致脆弱的信贷基础和过大的信贷风险。
    所以，要切实促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应该确定与其相适应的投资规模，同时也要尽可能发展潜在前途大的产业，催生新的投资方式，扩大投资规模。
    第二，引进和利用外资，必须有特定的产业(行业)范围，不是所有产业都要改让外资染足。外来直接投资时后发国家奋起直追，快速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新型发达国家经济成功，国家崛起的法宝，是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借助外力发展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发展资金困难，引进外来直接投资和技术，是我们快速发展的唯一抉择。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一抉择是正确的。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力度，另一面必须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技术层次。不过，不是所有外资技术含量都高，也不是所有领域和行业都要外资参与，让外国跨国公司入驻，否则外资良莠不分，遍地开花，势必造成投资规模与经济发展步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相适应，势必导致极大风险。所以，应该科学构建外资企业格局，催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信贷规模(credit scale)、信贷制度(credit in-stitution)应该预防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容易引发泡沫经济的领域，要控制信贷制度，严格压缩信贷额度。货币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心脏，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自由市场经济最大的风险在于信贷，在于金融体系;因此，只有健全信贷规范制度，健全金融体系，才能防范于未然。
    第四，尽可能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缩小收入的差距。收入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过大，少数人占据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还要进一步将收入少的人的资源据为己有，必须放宽信贷，发放次级信贷，放大房地产泡沫，进而引发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必须下大力气，增加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营造好民生，切实做好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提升弱势群体自我造血能力，最大限度保障群体公民的保障水平，尽可能让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利得惠及99．99%的中国大众，从极微观层面防范或杜绝各类与经济有关的危机发生。
    第五，外贸依存度应该适度控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经济合作、竞争异常激烈，开放经济是最佳策略，在国内经济发展不够，国内市场发育程度低，内需难以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国外市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企业跨国经营是必然之路［2］。但是，过分依赖国外市场，过于依赖国际贸易，国内经济容易被外部危机影响和冲击。所以，经济必须开放，但是需要有一定的度。
    最后，要注意经济周期(business circle)问题。投资有一个周期，固定资产投资有相对长的周期，在经济发展、信贷规模设定、金融体系健全等方面，应该避免与经济周期的某些阶段重合，或局部重合，引发共振，放大周期的阶段性负面影响，甚至会引发危机，或导入、放大外来危机［1］。所以，重温马克思、熊彼特、康德拉捷夫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于防范金融危机应该有一定效用。
    我们仅仅从美国国内层面展开分析，而忽略了全球层面，还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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