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言
汪晖(1998)的文章着重讨论思想层面，经济方面的讨论当然不是重点，不过认为「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是他论述中一个重要的对历史发展的认定，同时也显然是一问题与焦虑的来源。汪文不可能正面处理「进入全球化过程」的优劣问题，但这问题之重要性极为明显，故本文将针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全球化至今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不过它到底是什么意涵，它是否是一无可抵挡的趋势，后进国家在参与全球化之后，是否会失去自主性，而担任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命定的边缘位置？
关于对全球化影响的看法，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学派(neo-liberalism)，也就是这三十年来在欧美领导风潮的新保守思潮。这派学者认为自由市场是解决经济问题、促进成长的最佳机制，依据比较利益理论，任何国家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到适合其条件的分工位置，而分工必能提高效率，因此自由贸易能使所有参与者都获利，是最佳的体制。至于资本的流动，此派学者认为外人直接投资（对产业实质的生产性投资），必然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对当地影响必是有利的。不过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帐的全面开放是否如自由贸易一般，带来双赢的结果，则即使在新自由派中也是有争议的1。
新自由派对于全球化趋势产生的原由，则多半采「中性」的解释，如运输以及通讯技术的变革，使得流通成本大为降低，因而使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流动更为容易等，或是由于gatt/wto的贸易谈判2，以及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化的政策。WWw.11665.CoM既然自由贸易是最佳策略，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近二十多年来，持续施压要求众多后进国家开放市场进行自由化的作为，在新自由派眼中，当然是正义之举。
这个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派的看法，至今在国际上仍居领导地位，所受到的挑战基本上是来自广义被称为修正学派(the revisionist school)的阵营，而后者的批评比较是修正式的，而非全盘否定。近年来的争议主要包括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中国家以及产业政策的角色，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关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强迫落后国家采行自由市场策略的问题，关于全球金融自由化带来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问题等（这些理论争议将在文后3.1节中再讨论）。
不过修正学派并不全然反对全球化，也不会主张落后国家不参与国际市场与世贸组织，主要是挑战自由市场理论，并对制度与政策提出不同的论述。
主张后进国不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是在早期曾风行一时的依赖理论，不过此理论影响早已式微，即使在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阵营中也影响力大不如前。倒是先进国美国中一向主张保护主义的工会力量，以及其反全球化的盟友，有时会引用此理论来合理化其保护主义的立场，声称其保护主义不会伤害到第三世界的劳工3。
很多后进国已相当程度踏上全球化的路径，其中较成功发展的东亚等国，是全球化过程的得利者，而其它后进国虽未必得利多少，但在当前情势下，也只能希望在参与国际市场时得到较好的条件。只有如中国大陆这样开放较晚腹地广大的经济体，才有条件与余裕考虑是否加入世贸组织，并衡量加入的利弊。
本文所要作的是对全球化的现象以及其体制的变革作一简单的检视，主要将讨论近年来修正学派学者，关于全球化对后进国之影响所提出的看法。
2. 全球化的趋势
2.1 全球体制的变革
国际市场整合程度的持续上升，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五十年，就也曾见到如此的现象，不过两次大战之间的数十年，是相反的潮流当道之时，保护主义与管制盛行，当然还有强权之间争夺领域的战争。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在美国重新稳固霸权之后，欧美先进国才又开启这战后的整合过程。
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蓝图，主要是依据凯恩斯学派的设计，1944年在美国bretton woods开会定下方案。相对于二次大战前的失败经验，新体制着重稳定的秩序与管制，先进国家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强力调节国内经济，对外维持固定汇率与资本管制，同时决议成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作为维持这体系秩序的制度安排。不过也相对应于战前保护主义下不成功的成长经验，先进国于1947年成立gatt，决议互相开放市场，逐步协议降低关税。
不过gatt刚成立时只有23个会员，这战后秩序与制度的建立当然是由欧美先进国所决定，开放市场所指涉的也是先进国之间的关系。二次战后众多殖民地先后在政治上独立，不过在那时，或许是后进国实力还是太微不足道，美国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着逼迫后进国开放市场，同时对后进国的输出也比较开放，因此对后进国而言，在1980年代以前这段时间，它们不单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同时先进国市场开放的程度也比较高。
一般认为「市场开放程度随着gatt贸易谈判的成功与日遽增」的说法，其实只是从欧美的观点来看才是属实。譬如说，早期的贸易谈判主要是先进国之间互相在利益交换原则之下，谈判调降关税的幅度与范围，但先进国本身保护程度原本就不高，如1973到1979年的东京回合贸易谈判4，先进国的关税从平均7％降到4.7％。相较之下后进国关税原本就高，后其在压力下调降关税的幅度就很大5。
最重要的变化，当然是在于欧美政治与思潮的全面保守化。在1970年代之后，原先战后秩序的维续，在国际与欧美国内都遇到很大的阻碍，凯恩斯经济政策与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发展遇到瓶颈，失业、生产力停滞、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难题并陈，已难再用原有政策工具解决。在此情况下新自由派全面抬头，在政治上以英国首相撒切尔以及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为代表，思潮上则是提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
到了1980年代新自由派经济政策成为风尚，在撒切尔与里根领导推动下，私有化（在美国是去管制化deregulation）、自由化与全球化成了具高度正当性的目标。同时在先进国之间，固定汇率体系已经在1970年代初期解体，其后各先进国采取浮动汇率，并逐渐各自放宽资本管制，开启了日后金融市场走向整合的发展。另一方面，后进国在1980年代初期陷于国际债务危机之中，在美国推动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全面转向推动新自由派的政策，它们的新作法是在有困难的后进国中，提出紧缩方案(austerity program)，要求对方自由化开放市场、私有化、减少财政赤字并减少社会补贴等，实行这样的改革是得到援助的先决条件。至今这样的新自由派方案，已被称为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6。
同时，美国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生产力成长开始停滞，年成长率从原先的平均2.6％降到1％左右，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到了1980年代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居然开始受到日本的挑战，惊愕之余，甚至有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要步大英帝国之后尘而开始走上衰败之路。更重要的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赤字日渐庞大，在短短几年中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一些较老旧的工业，如纺织、汽车与钢铁，受到进口品很大的威胁，也开始向政府要求协助7。美国政府也开始用各种方法来提供协助，如要求日本等国「对出口自动设限」，或自行对进口品征收反倾销税等。不过最重要的是开始积极推动自由化，积极逼迫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国调升汇率并开放市场。1985年先进国间达成plaza accord，美国先迫使日圆升值，下一年就来逼东亚南韩与台湾的汇率升值，同时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超级301法案，开始每年以此为武器以贸易制裁为要胁，要求个别国家开放特定的市场，让美国资本进入8。
在此同时，1986年到1993年进行了gatt第八回合的谈判，欧美先进国在新自由派思潮的主导下，推动了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并且第一次涉及工农业产品之外的服务业以及智能财产权的规范。最重要的决议是决定成立一常设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并设立协调仲裁贸易纠纷的机制，世贸组织于1995年成立，现已经有134个会员。
虽然在表面上平均关税至今已经大幅降低，非贸易障碍也逐步减少，不过这个架构离真正无障碍的自由贸易，还有非常大的距离。譬如说国家对研究发展进行补贴还是被允许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放弃对自己国防工业的补贴，欧洲国家则坚持保留对国内发展较落后的地区给予补贴的权力，而欧美当然还是规则设定的主导者。同时各国还是可以用反倾销措施来抵拒进口品，而反倾销手段用的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与欧体9。
2.2全球化趋势之变化
以上是对现在全球贸易体制变革的简要描述，不过在这体制下，全球化的整合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全球化的趋势确实存在吗？
一般谈全球化会从贸易、资本流动、以及人力移动等三方面来看。在贸易方面，通常是用出口或贸易总值与gdp的比例为指针，来衡量各经济体参与世界市场的程度。就世界总体而言，总出口占gdp的比例，确实从1950年的7％上升到今日的19％左右，贸易量成长了16倍，生产总值则只扩大了五倍半。在战后贸易比例虽清楚升高，不过对一些西欧国家而言，它们在1913年之前也曾达到如此比例10。同时若观察历史上不同时期贸易比例的变化率，则可发现最大的变化是发生在19世纪，二次大战后贸易比例的成长率并不特别高11。
因此二次大战后贸易比例虽确实上升，但增加速度并未加快，至今也只是刚超过19世纪的高峰值。同时，国家经济之间的界线仍非常明显，即使就邻国而言，产品市场在国境内的整合程度仍远远超过跨国界的关系，各个国家的产品价格也并未显现趋于一致的趋势。虽说形式如此，不过国际贸易的产业内容有相当变化，后进国整合进这体系的性质也有显著的不同，因此整合之影响也与从前不同。譬如说，后进国出口中工业产品的比例已从1983年的42％升至1997年的66％12，同时后进国在近十多年来贸易依存度(贸易总量与gnp之比例)大幅提高，从1987年的35％升至1997年的48％13。
资本流动可分为直接外人投资与金融资本流动两种，外人直接投资(flow)现约占全球总投资量的6％左右，而外人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stock)与全球生产总值的比例现则约为10％，而这比例在1913年是9％。其实在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时代，英法荷等国对外投资的数目，有时会高至等于其国内投资数量，规模远远超过今日14。虽然流向后进国的外人直接投资的数目在近年来比重稍有增加，不过以1997年的存量而言，七成仍是先进国之间的互相投资，剩下的三成才是流向后进国15。
外人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角色密切相关，虽然外人直接投资仍是以先进国为主，不过其在后进国的影响非常深远，跨国公司因拥有先进技术，而能长期占有国际主要产业的领导地位，这地位至今仍非后进国所能挑战。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值，其占全球总产值的比例，由1982年的5.3％已升至1997年的6.9％，而它们的出口在1995年占世界总出口的32％16。
在过去这十多年来，主要在美国的压力下，世界各国确实大幅降低了对资本移动的限制，因此全球金融资本的流量大增，汇率以及金融商品的跨国交易量年平均成长率近三成，在美国债券与股票跨国交易量对gdp的比例，在1980年只有9％，到了1995年达到了135.5％17。
金融资本流动的大幅增加，是导致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传的主因之一18，无论是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或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虽说各国国内金融问题也是危机发生之必要条件，但流动性高的短期国际金融资本之进出，是引发危机并使其恶化的主因，虽说支持金融开放的新自由派学者认为只要金融市场健全，则开放不是问题，但后进国的特征之一就是市场制度尚未建立完善，它们本身问题已经够多，实不需要额外的风险负担19。
不过到处流窜的金融资本，虽增加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不过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尚称不上是一整合的市场，国界内的关系紧密度仍远超过跨国界的关系，国内的投资资金来源仍主要出自国内的储蓄，即使先进国之间的利率也没有清楚的趋于一致的趋势20。
至于人力的移动则是清楚的没有整合的趋势。在17-18世纪大量非洲人被卖到美洲当奴隶，十九世纪中则有数千万名亚洲苦力被卖至各地，另一方面西欧约有六千万人选择移民到新殖民地，在那帝国主义时代移民管制并不普遍。二次大战之后，移民管制成了常规，不过在战后初期，先进国因劳工缺乏而进口后进国之外劳，但在1970年代成长趋缓之后，又开始严格管制直至今日。至今若有任何劳动力全球化之现象，那就只限于一些特殊的专业人才，或是跨国公司的经理技术人员，或是后进国的脑力外流到先进国。后进国虽曾在贸易会谈中要求先进国放宽人力流动的限制，但这可能性显然不大。
2.3 全球化趋势会逆转吗？
由上讨论可见贸易、资本、人力方面的全球化趋势之显著程度各异，不过在未来，这全球化的趋势会继续发展吗？这问题的答案至今并未有共识。诚然乐观者认为趋势难挡，不过这个全球化过程的主导者是欧美先进国，尤其是美国，而美国国内的政治的发展已经产生变化，日后美国政府是否会如以往一样全力推动全球化，则未必是没有疑问的。
譬如说，去年底西雅图的世贸组织会议，以及今春在华府的世银与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都引来了大批的示威者，规模之大近年仅见引起世人注目。示威者的诉求虽然相当歧异，但主要反应了美国人一般对全球化影响之焦虑，而这对美国大选政治必会产生影响21。
若真有转变，则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在1913年之后到二次大战之前，先进国各自扭转19世纪全球化的趋势，而转向保护主义。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之前全球化造成国内不平等所带来的反弹22。而现在先进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是否正在累积，矛盾是否正在激化，以致未来可能会产生对全球化的反弹，以致美国会改变推动全球化的政治立场？
近三十年来美国国内的所得分配持续恶化，有技能与无技能者的劳动报酬差距日益扩大，即术语所谓的技能溢价(skill premium)提高了，不过这是否是源于与后进国的贸易，意即后进国的进口是否造成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23？欧美工会以及些亲工会的左派学者，确实是持如此看法，并因而主张保护主义，或是要求世贸规章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由实证上检测国际因素对美国薪资差异之影响的研究不少，至今结论则多是「有影响但不大」24，不过这当然还是有争议的议题。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影响不只是表现在技能溢价提高与否的问题上，全球化使得有技术有资产能够从全球化中得利的人，与无法从中得利的人，两者之间的鸿沟随全球化日渐扩大，但同时在新自由派政策的影响下，可以协助后者调适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近二三十年来已经大为减弱，使得问题更形严重。即使对全球化的反弹最后不发生，阶级严重的对立必也会带来社会问题，社会中全球化的胜利者也将要为此付出代价25。
总之，先进国尤其是美国国内的情势，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在国际推动全球化的决心，这些发展对全球化之趋势是否持续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3. 全球化对后进国经济发展之影响
3.1 经济发展思潮变迁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演变，主要是由欧美先进国主导，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后进国在这体系中无法有自主性，只能据有命定的边缘性受剥削的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不加入这体系对于后进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在二次战后初期，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后进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一般皆持乐观的看法，其中最甚者如现代化学派就认为，若假以时日后进国必能跟随先进国的步子而发展，不过结构学派则强调后进国的结构弱点，因此需要鼓励或扶植私人投资，并采取进口替代政策等。到了1970年代前后，因为多数后进国经济发展并不成功，作为对原先现代化理论之批判，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因应而生。依赖学派主要依据拉丁美洲国家的失败经验，而认为后进国与先进国的关系正是问题之所在，后进国与先进国的经贸关系越密切，则受到伤害越大越无法成长发展，无论是贸易与投资的关系，都是先进国得利而后进国反而受损。
在此同时，主流经济学中新自由派大势崛起，他们却是从另一角度批评结构学派，此派学者认为东亚四小龙能够成功发展，而拉丁美洲反而失败，主要是因东亚采取出口导向与对外开放的策略，而拉丁美洲则相反，因此其实是证明了自由市场理论的优势。
修正学派则对东亚经验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此派学者认为东亚发展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发展取向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在发展过程中国家以强力干预方式来扶植新兴工业，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政策并用，国际市场不单提供实践经济规模的可能，更提供了国家规范资本检验成果的工具26。
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经验给依赖理论很大难题，因为这些经济体出口依赖度很高，但这样的「依赖」关系显然并没有阻碍其成长，甚至反而有助于其成长。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依赖」难以清楚定义，贸易与投资为何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结果，为何必然成为中心剥削边缘的机制，则也是在理论上很有争议的问题。同时即使马克思学派本身看法也相当分歧，warren(1980)在他这本以「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先锋」为名的书中，就批评依赖理论是后进国国族主义的迷思(nationalist mythology)。这二十年来在学界其实依赖理论已不太得到重视。
东亚经验其实再次证实，后进国必须要学习先进国的技术与经验，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对小国是不可行的选择，gerschenkron(1962)就曾对「落后」提出了很辩证的看法，亦即落后必然是包袱，但也可以是动力，越落后就越有进步的可能，可以学习的先进技术就越多，也越可以跃进(leapfrog)的方式，来直接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进行工业化，这在21世纪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之时，显得有点太过乐观27，但也表示追赶的急迫性，不过无论如何，闭关自守不是合理的作法。
新自由派政策已经主导世界经济发展近二十多年了，近来的争议多与对此主导性理论与政策之批判有关，即众多学者针对这些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经济革新(economic reform)提出批判。譬如对于东欧等国经济转型的问题，修正学派就批评新自由派所提出并被采用的休克治疗(shock therapy)，认为其因迷信于自由市场理论，而无视于市场机制必须依赖各种非市场制度的支持才能运行，以致于这些经济体在采用这样政策后，至今都尚未恢复到革新前的水准28。譬如这几年来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引发了众多对金融开放的质疑，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的批评29；同时这二十多年来，世银与货币基金在第三世界所推动的经济革新，尤其是其紧缩方案，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成长的影响，也引起不少的批评与争议30。
由此脉络来看，现今依赖理论其实已经失去影响力，只是此次在美国工会保护主义者，反对全球化影响之时又再次出现，作为支持他们反对后进国出口导向发展的理论依据。
现今当然全球化成了众人所注目的议题，世贸谈判的进展，先进国尤其是美国提出在贸易规范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之要求，极具争议。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对于全球化，新自由派是采积极肯定态度，在下节将呈现修正学派对此所提出的不同的看法。
3.2 修正学派的看法
后进国发展的途径为何？后进国能从全球化中得利吗？这些问题古来有之，其所牵涉的理论议题也绝非新的问题，只是现在环境当然有所不同。
在先进国本身的发展来看，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是无可置疑的，如亚当史密在其名著《国富论》开宗明义所言，同时他认为分工的程度会依市场的大小而定，市场范围越大，分工可以越精细，生产力进步越大。马克斯虽将资本主义下生产力不断变革的动力来源，定位在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市场的竞争，不过他对分工与生产力之间的看法，与亚当史密并无基本差异31。
不过对于后进国而言，参与国际分工是否能够提升自身的生产力，并不是一个有清楚答案的问题。新自由派认为答案是清楚肯定的，依赖理论认为是否定的，修正学派则是有条件的肯定与否定。
新自由派认为依据比较利益理论，在自由贸易情况之下，任何后进国都能在国际分工的光谱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产与贸易产品，但是问题是后进国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所能找到「适合的」生产活动都会是低附加价值类的，更重要的是比较利益理论并不说明，后进国如何可以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在比较利益的阶梯上晋级。譬如说非洲国家的比较利益可能只是输出矿产或初级农产品，但要如何踏上工业化之路则似乎无迹可循。
修正学派则指出至今为止，任何一个成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或许除了工业革命先驱英国之外，都曾经过国家干预、保护幼稚工业、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美日德皆是如此，今日的东亚后进国也如此，绝非在自由贸易情况下「自然」发展升级的32。
其实在战后，全球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整体来说并不好，东亚是唯一能够缩小其与先进国之间差距的地区33。根据world bank(2000: 14)在过去三十年来，排在中间三分之一的国家，其人均所得从原来先进国水准的12.5％降为11.4％，而最穷的三分之一国家，这比例从3.1％降为1.9％。有研究甚至指出，从1870到1990年间，最贫穷与最富有的国家人均所得的差异增加了六倍34。先进国大致维持稳定的成长，并且其相互间所得水准有趋于平均化之趋势，但是绝大多数的后进国却与先进国差距越来越大。
重要的是在二次战后，落后国家之间经济成长的纪录差异相当大，而发展最成功的东亚，也正是由发展取向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发展的地方。在其它地方，拉丁美洲发展趋势有相当的起伏，从原先二十世纪初相当接近先进国的水准，至今则已经被东亚等国超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是悲惨的大陆，人均所得从战后至今几乎是零成长。东亚四小龙则能持续维持成长，战后人均所得年成长率平均超过5％35，其它亚洲的所谓的第二梯次新兴国，则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有相当高的成长率，不过成长趋势为时较短且较不稳定36。
东亚确实是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并且藉由出口数量的急速成长，而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快速的学习，不过更重要的是，发展取向国家同时也利用进口替代政策来扶植中上游的重化工业以及高科技工业，亦即国家主导产业的发展策略，主动的促进经济体在国际分工阶层中位置的提升，推动比较利益的升级。同时如amsden(1989)所言，国家对资本的补贴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东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国家设法以国际竞争力的表现来规范资本。
同时如修正学派学者amsden(forthcoming)所指出，东亚在过去的发展策略下，主要在担任生产及学习的单位是本地的企业，而非外国跨国企业，也正是这些本地企业学习了先进技术，因此未来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相反的，早期实行进口替代、而非出口导向的拉丁美洲国家，至今主要产业已经皆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局面，因此国家未来更无法掌握本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动权。亦即这方面与依赖理论所预期的相反，贸易的依存度与本地资本的成长，其实未必相冲突，重要的是谁能掌握成长与学习的契机，学习与成长的主体必须是在地的。
当然这经验的意涵必须谨慎解释，东亚只是后进国中的少数，并且多是小国，原本就不可能依赖国内市场为基础来发展，这经验对中国大陆、印度、印尼及巴西等大型国家的意涵为何，则须再做讨论。同时，东亚虽成功的发展资本主义，或藉由资本主义发展了生产力，但至今仍只是成功的跟随者，离追赶上先进国有相当大、且看来不易再缩短的距离。
不过这并不表示这些经验对其他后进国没有意义，相反，对东亚经验做出适当的解释，应能对其他后进国有相当助益。东亚经验主要教训是，东亚之所以能成功发展，是因为其国家成功扮演了主导产业发展策略的角色，并运用出口与国际竞争力作为规范受扶植产业的奖惩标准，它们同时采取保护国内市场与出口导向的政策，由两方面来培植本地资本。
同时，东亚发展取向国家能够成功的执行这些发展政策，是因为其社会中财富分配在启始阶段就相当平均，在发展过程中成长的果实也能相对的普遍共享。campos and root(1995)认为东亚成长成功之关键在于「making shared growth credible」；产业政策必然意味着国家要选择性的给予补贴与奖惩，作者们认为东亚国家用实际的作为，让人民相信可以分享到未来成长的果实，因此能够顺利推行增进全体成长的产业政策。除此之外如amsden与wade等修正学派学者，也都强调所得分配平均对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助益。关于发展取向国家的构成条件，以及其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有相当多的文献，因本文着重于全球化经济面向，无法在此对这些文献多作讨论37。
而东亚能够采取这种策略，当然部分是因为在1980年代之前，东亚发展出口替代时，欧美尤其是东亚的主要市场─美国是比较开放的，那时美国尚不觉得受到后进国的威胁，因此东亚既能保护国内市场，又可以进入美国市场。但现在欧美已经不再如此开放，美国在觉得受到日本以及其它东亚小国威胁之后，随时举着301的大棒，胁迫各后进国开放市场38。
因此比起从前，如今其它后进国所面对的国际市场的处境，是不同于当年东亚所面对的，相对而言困难更增加了。自由贸易下被迫过早开放国内市场，当然会不利于后进国工业化的企图，不易进入先进国市场，则不利于后进国藉由出口导向来进行生产学习与工业化。如果世贸组织真的在欧美国家的推动下，通过了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则显然会对后进国的工业化更是一大打击。
不过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形，成员数目不断增加，弱小国家也没有不加入的余地39。东亚各国比较有余裕，也大致做了加入的准备40，一方面了解如何应付美国的要求以及世贸的各种规范(how to get around the rules)，同时也希望可用世贸的架构，来抵挡美国的301之类的单方面独断的威胁。同理，其它更缺乏实力的后进国，只能希望世贸能替他们打开先进国的市场，同时摆脱美国专断的统治。世贸虽是先进国打开市场的制度设计，但弱小的后进国还是发现它优于美国的独裁，或许甚至如中印等大国也是有此考量。
全球化或国际市场的竞争，使得后进国之间的差异扩大了，并且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如东亚这样各种条件比较好的后进国，就有能力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产业政策来主导经济成长，利用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来学习并追赶先进国。而像非洲有些国家，则尚没有这些条件，无法承受国际市场的压力，长期以来经济难以进步，甚至饥荒内战等天灾人祸不断。
在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国家角色在全球化下并未消失，只是环境不同，作法必须改变，而且对于国家角色的挑战与要求，可说是更高了。因此后进国若要改善生存条件，至今为止，除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发展经济外，在现实上并无其它选择。
欧美先进国藉由资本主义发展了高度的生产力，但其过去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绝不是个美丽的历史。东亚近年来浅盘式的经济发展，也呈现了其相当丑陋的一面，发展过程中对劳工的压制与剥削，社会的不公，环境的破坏等，都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近日来有些先进国的进步人士，藉由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来反对发展主义，提倡反发展主义(anti-developmentalism)，这实在是个错置的说法。在后进国发展之时，要求他们参考先进国当初在环保上失败或错误的经验，以更先进的环保知识来进行开发，这应是非常合理而有帮助的说法。「不计一切为成长」的作法当然不符合后进国人民的长期利益，但若认为不发展是环保的最佳方式，而要求后进国为了环保不发展，则是无视于后进国人民受困于失业与贫穷的困境，无视于后进国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实在是欧美中心的看法。现有各种国际公约或谈判，来处理如生态保育及全球气候变迁等问题，在运作上尚称顺利，因此美国为何主张要在世贸条款中加入环保标准，当然令人怀疑其保护主义的意图41。
4. 结语
由上述对现今全球化趋势变化的检视，我们发现在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全球整合的程度在战后确实在增长，增加的速度却有相当差异。不过民族国家的国界仍非常显著，真正整合性的全球统一性市场尚未出现，即使近年跨国流动量增加最快的金融资本方面，也尚未整合到有全球性市场的程度。
同时，这全球化趋势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第一次大战前的整合趋势，被战争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保护主义阶段所打断，二次大战之后这趋势又在欧美先进国领导下，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再次开始滚动。
全球化趋势的动力确实来自资本扩张的需求，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必须不断扩张争取更多的市场，在此需求下各种降低运输与沟通成本的新技术也不断被发展出来，使得国际市场能更进一步发展，市场上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不过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与规则，仍是由民族国家间经由谈判与角力来决定，国家在国界内的各种政策也具关键性作用，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甚或打断这所谓全球化的趋势。
在贸易方面，战后世界贸易量不但持续的增长，并且成长速度一直超过gnp的成长率，因此贸易依存度普遍增加。后进国的贸易依存度，在近十多年来更是大幅增长并超过先进国的比例，而后进国的出口中工业产品的比例也持续增长。
不过贸易依存度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则各国的情况相当分歧复杂。后进国在战后经济发展的成果整体而言并不好，人均所得平均年成长率，非洲为零、拉丁美洲低于2％，东欧在开放之后不断倒退，至今尚为回复到原先水准，只有东亚接近6％，是唯一成长率超过先进国的地区，也就是唯一缩短了与先进国距离的地方，亦即除了东亚之外，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而同时东亚却是贸易依存度特别高的地区。
战后初期欧美在国际市场秩序稳定之后，开始经由谈判互相开放市场的过程，并为此建立gatt。不过此时他们的市场对后进国比较开放，并且也不多要求后进国开放市场，因此给予东亚等国采取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空间。
在资本流动方面，外人直接投资的数目其实一直有相当波动，并且至今也是大多数流向先进国，即使近年来流向后进国的数目有增加，其分配型态也是分布很不均匀的。而东亚在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投资的依赖极为有限。
金融资本的流动在近十多年来，显现了最清楚快速的增长，远超过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在1970年代初，原先bretton woods体系解体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国大幅流动在先进国间就已经开始。不过对后进国而言，是在1980年代后，美国协同世银与货币基金，持续胁迫后进国开放资本管制之后，后进国才开始受到这现象的波及，而后进国金融制度必然不够健全，因此也导致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不断的发生。
到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中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派兴起，到处推行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同时，美国生产力成长停滞，贸易赤字大幅增长，一些传统产业感受到日本以及东亚后进国进口品的威胁而要求保护。美国政府的对策是运用其超强的霸权地位，在国内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在国外以贸易制裁为威胁，要求贸易对手国进行自由化，开放产品及金融市场。美国同时协同世银与货币基金，要求各后进国推行自由化等所谓华盛顿共识政策，并在与此同期间举行的第八回合贸易谈判中，推动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包括保护欧美的智能财产权规范。而于1995年成立的世贸组织，也是这个乌拉圭回合的决议。
后进国虽并不信服贸易规则的公平性，不过世贸组织大势已定，后进国也陆续加入，希望能用世贸规范来抵抗美国的需索，而后进国的贸易依存度在近年也在持续增长。
吊诡的是在此同时，从全球化得利最多的美国，其国内近年来反对全球化的势力日增，美国政府为了争取工会选票，也支持推动在贸易条款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曾有研究指出，两次大战间为何会出现保护主义，是因为全球化利益在国内分配不均引起反弹所致。在新自由派影响下，社会福利日益缩减，更无助于减缓社会紧张。日后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对自由化执着的程度，将会对未来世界全球化趋势是否持续，有决定性的影响。
相对于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派，修正学派学者则认为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历史经验来看，纯粹的自由市场无法带来经济发展。他们基本上认为市场永远是不完美的，市场的运行需要有众多非市场制度来辅助支持，除了硬件的基本建设之外，必要的非市场机制包括财产权之规范、法律体系、社会福利、教育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在在需要国家来扮演统筹推动与协调的角色。
同时，后进国要追赶先进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用产业政策等工具，来策划产业发展策略，以补贴与奖惩并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业，扶植本地企业、尽快学习先进技术，如此才有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先进后进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单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且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上逐步晋级，转换并提升本国的比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以进步。
现今先进国领先差距日益扩大，并且先进技术皆掌握在跨国大企业手中，在如此情况下，后进国若不参与国际市场，则很难能够很快的学习到先进技术、累积学习效果并培养生产能力。就学习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的经济规模等因素而言，后进国参与国际分工是合乎理性的作法。
问题只是在于后进国如何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能够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并且持续的提升自身的比较利益。而要能够做到此目标，就一方面需要上述的发展取向国家的主导角色，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市场上的空间。在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下，后进国要达到此目标的条件会越来越高，不过仍并非不可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与方式，会依国情而异，但是拒绝参与国际市场，在理论上缺乏根据，在实际情况上也难以实现。
东亚战后成长的方式，正是如此模式。东亚发展取向国家在高度的危机感促使下，积极主导产业发展策略，一方面藉由参与国际市场来发展生产力学习技术，另一方面则以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与深化。二次战后其它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对不成功，使得东亚经济成长的经验显得例外，不过这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显示了这种方式成长的可能性，也支持了上述的修正学派的理论。
战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先进国与后进国经济成长的纪录显示，这个体系对于绝大多数的后进国而言，是个很严苛的考验。很多国家失败或近乎失败了，而先进国的实质援助与新自由派的理论处方，多无济于事，甚至有害。但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下，后进国也只能自救，此即是本文的出发点。
注释：
1 赞成者认为让资本去自由追寻最好的报酬，是会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反对者就认为高度流动的短期金融资本，对于地主国只会带来金融波动与伤害，如果地主国缺乏资本，那应该是吸引外人进行长期生产投资，而非金融资本。提倡自由贸易最力的j.bhagwati，就激愤的认为自由贸易理论的优点，被提倡资本自由流动者不当的利用，他认为有一个菁英集团盘据在华尔街─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藉由自由化的正当性，在全世界推动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图利自己。参见bhagwati (1998)以及rodrik(1998). 同时，如world bank (2000: 37)所示，外人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性比金融资本要低。
2 gatt/wto缩写分别代表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与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3 近来在美国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兴起，譬如去年(1999)年底在西雅图反世贸组织、以及今年春在华府反世银与货币基金年会的庞大示威，就清楚的显现了它在美国社会上的力量，一些美国左派学者也提出反对全球化的论述，参考baker, et al.(1998)。美国政府为了争取工会支持，在政策上支持在世界贸易协议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之要求；依据这提议对于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产品，就要给予贸易制裁使其不能进入美国境内。并且其所要求的劳动标准，除了禁止童工与组织工会权等一般性工作权之外，更进一步要求设置或提高最低工资，并限制工时。可预期的，落后国家的政府都反对这样的条款，参见amsden(1999)。
4 至今贸易谈判共举行了八个回合，早期参与者较少、谈判范围较窄、谈判时间也较短。东京是第七回合，共有99个国家参加，第八个乌拉圭回合是从1986-93年。
5 以台湾为例，平均关税在1984年为30.8％，至1997年已降为9.8％，实际关税负担率，即以实际关税收入除以进口金额，则1980为8％，1997年为3.4％。参见陈添枝(1999)表1与表4.
6 williamson(1994: 26-28)列出了这个共识的清单。
7 cline(1984)就讨论在各产业中当进口的市场占有率超过某种限度后，国内要求保护的要求就会出现。
8 stiglitz(1999: 10-11)就批评美国政府利用减少双边贸易赤字的理由，来逼迫他国开放市场，这作法不单理由错误，并且会使得后进国怀疑美国的意图以及自由化的好处，更进而质疑整个贸易体系的公平性。一方面双边贸易赤字未必显示贸易障碍的存在，贸易赤字主要是显示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再一方面，自由化应能让后进国从中得利，而不是当作一种惩罚。
9 一些新兴国显然学了先进国的榜样，开始大量利用这工具，以致在反倾销案数目上渐赶上先进国，参见world bank(2000: 60).
10 参见economist, oct. 18, 1997, 及world bank(2000).
11 参见baker et al. 1998, table 2, p.6.
12 world bank (2000: 269).
13 world bank (2000: 5).
14 参见economist, oct. 18, 1997; baker et al. 1998, table 5, p.9.
15 参见unctad(1998),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 table 1.3, p. 5.这比例分配历年来有相当变化，譬如说外人直接投资到先进国的比例在1985与1990年分别为72.3％与79.3％。
16 参见unctad, 1998, table 1.5, p. 6.
17 参见baker et al. 1998, table 6b, p.10.
18 探讨东亚金融危机肇因的文献极为丰富，可参见stiglitz(1998), radelet and sachs (1999), adams et al. (1998), 以及nouriel roubini's asian and global crisis homepage.
19 参见stiglitz(1998).
20 欧体间协调货币政策的结果则尚待观察，不过那主要会是一政治决定的结果，而非市场趋势。
21 参见economist (april 15, 2000, p. 29-30). 文中引用民意调查显示，61％美国人赞同全球化，但是更多人同时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太忽视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并赞同贸易条款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
22 参见williamson(1996).
23 或许是因为工会以及其它制度的力量，西欧各国中低技能工人的薪资，没有发生像美国这样大幅下降的现象，不过有人认为高失业率是其代价。
24 cline(1997) 的测估结果是20％，亦即国际因素可以解释二成美国薪资差异的增加，而这在众多测估结果中是比较高的估计。krugman(1995) 认为从后进国进口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量太小，约只占先进国gdp的2％，因此影响不大。
25 参见rodrik(1997)。
26 参见amsden(1989)对南韩以及wade(1990)对台湾的研究。
27 amsden(1989)就认为到了20世纪后期，因技术差距太大并且技术多为跨国公司的私产，跃进已不可能，因此如东亚之后进国就只能先靠学习(learning)，来缩小与先进国的差距。
28 参见chang and nolan(1995) 。
29 参见注18。
30 参见stiglitz(1998)。
31 精细分工对劳工造成的疏离问题，技术变革必会带有便于资本统治的偏向等问题，无法在此多作讨论。
32 参见shapiro and taylor(1990).
33 即使如此，至今台湾的人均所得也只达美国的四成。
34 依据pritchett(1997: table 2)，最富与最贫的国家的人均所得之比例，在1870年为8.7，在1990年为45.2，而先进国之平均与所有其它国家平均人均所得之比，则由1870年的2.4升为1990年的4.5。
35 参见world bank(1993: 2)。1965-1990年拉丁美洲人均所得年成长率平均为1.8％。
36 依据pritchett(1997: 13-14)，在样本内108个后进国之中，它们在1960-1990年之间，有10％的国家其人均所得的成长率超过4％（这些成功起飞的国家主要包括东亚等国），另外有37％小于1％，26％小于0.5％，15％负成长，差异相当大。
37 如evans(1995)讨论发展取向国家，如何能对社会同时保持密切合作关系，而又维持其相对自主性；如robinson and white(1998)就针对以往发展取向国家必然不民主的说法，而提出民主的发展取向国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的论述。
38 不过yoffie(1983)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从长期发展的策略观点，来对付欧美政府所提出的短期应急的市场限制措施，用短期的让步换取长期的利益，成功的维持了贸易体系的稳定，并增加了贸易所得。
39 根据world bank(2000: 53), 1982年尚有23％的世界出口是在gatt/wto规范之外的，到了1997年只剩10％。
40 虽说如此，连南韩这样实力较强的后进国，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在加入oecd之后，却因为金融自由化的配套措施没做好而摔了一大跤。
41 参见stiglitz(199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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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检视现今全球化趋势，发现在贸易、投资各方面，全球整合的程度在战后确有增长，但增长速度却有相当差异，以近年来金融资本跨国流动量的快速增加最为显著。同时国界仍非常显著，真正整合性的全球市场尚未出现。同时，这全球化趋势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第一次大战前的整合趋势，被战争及保护主义所打断。
不过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与规则，仍是由民族国家间经由谈判与角力来决定，国家在国界内的各种政策也具关键性作用，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甚或打断这所谓全球化的趋势。贸易依存度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则各国的情况相当分歧。后进国在战后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好，只有东亚是唯一缩短了与先进国距离的地方，而同时东亚却是贸易依存度特别高的地区。
战后初期欧美在国际市场秩序稳定之后，开始经由谈判互相开放市场的过程，并为此建立gatt。不过此时他们的市场对后进国比较开放，并且也不多要求后进国开放市场，因此给予东亚等国采取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空间。
到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中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派兴起，到处推行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美国政府在国内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在国外以贸易制裁为威胁，要求贸易对手国进行自由化，开放产品及金融市场。美国同时协同世银与货币基金，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化等所谓华盛顿共识政策，并在第八回合贸易谈判中，推动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并于1995年成立的世贸组织。后进国虽并不信服贸易规则的公平性，不过世贸组织大势已定，后进国也陆续加入，希望能用世贸规范来抵抗美国的需索，而后进国的贸易依存度在近年也在持续增长。
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对自由化执着的程度，将会对未来世界全球化趋势是否持续，有决定性的影响。
相对于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派，修正学派学者则认为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历史经验来看，纯粹的自由市场无法带来经济发展。他们基本上认为市场永远是不完美的，市场的运行需要有众多非市场制度来辅助支持，除了硬件的基本建设之外，必要的非市场机制包括财产权之规范、法律体系、社会福利、教育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在在需要国家来扮演统筹推动与协调的角色。
同时，后进国要追赶先进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用产业政策等工具，来策划产业发展策略，以补贴与奖惩并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业，扶植本地企业、尽快学习先进技术，如此才有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先进后进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单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且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上逐步晋级，转换并提升本国的比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以进步。
现今先进国领先差距日益扩大，并且先进技术皆掌握在跨国大企业手中，在如此情况下，后进国若不参与国际市场，则很难能够很快的学习到先进技术、累积学习效果并培养生产能力。就学习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的经济规模等因素而言，后进国参与国际分工是合乎理性的作法。
问题只是在于后进国如何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能够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并且持续的提升自身的比较利益。而要能够做到此目标，就一方面需要上述的发展取向国家的主导角色，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市场上的空间。在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下，后进国要达到此目标的条件会越来越高，不过仍并非不可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与方式，会依国情而异，但是拒绝参与国际市场，在理论上缺乏根据，在实际情况上也难以实现。
东亚战后成长的方式，正是如此模式。东亚发展取向国家在高度的危机感促使下，积极主导产业发展策略，一方面藉由参与国际市场来发展生产力学习技术，另一方面则以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与深化。二次战后其它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对不成功，使得东亚经济成长的经验显得例外，不过这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显示了这种方式成长的可能性，也支持了上述的修正学派的理论。
战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先进国与后进国经济成长的纪录显示，这个体系对于绝大多数的后进国而言，是个很严苛的考验。很多国家失败或近乎失败了，而先进国的实质援助与新自由派的理论处方，多无济于事，甚至有害。但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下，后进国也只能自救，此即是本文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