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内外均衡；结构调整；贸易摩擦
【摘要】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无法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理论在考虑内外均衡关系时主要关注两者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忽视内外均衡的结构性互补关系。通过考察内部结构调整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并结合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特征，不难看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特征和潜在的互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的产生和解决过程就可以称为协调两国内部结构调整的契机和手段。
一 背景：问题的提出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的经贸交往全面发展.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断升温，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个热点。进入2003年以后，贸易摩擦升温的趋势更加明显，继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压以后，针对中国一般制成品出口的贸易保护措施也被美国政府相继付诸实施。
从中美经贸交往的历史来看，每当美国临近大选年，中美之间总会出现一些争执与摩擦。对于国内外很多关注中美经贸交往的学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式。毫无疑问，大选前各经济、*利益集团的角逐，是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除了*因素的影响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贸易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争执也是必然的。这类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谐悖论”。这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者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流观点。Www.11665.coM
从这两种观点出发，一方面，大选因素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无法左右的；另一方面，贸易规模扩张和摩擦增多之间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中国似乎只能采取“无为”的策略。然而问题绝非如此!*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离不开经济利益的支撑；规模只是一个总量指标，它掩盖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贸易结构并没有背离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对比现状，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和交换的特点。因此，如果只是基于静态的分析，我们会得出中美之间不应该出现摩擦的结论。而就*利益来说，一方面，美国在传统产业受到来自全球的竞争，中国在其中的份额并不大；另一方面，为维护这些传统产业的利益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必然要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如流通行业或整个服务业。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与中国竞争美国市场，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施加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很难改变其国内传统产业的现状，而且会引发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
从目前流行的观点出发，我们很难理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为此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去展开分析。为寻找这个新的分析视角，我们首先分析中美经贸交往赖以发生的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wto的诞生，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的国际贸易环境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凸现了现行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的不足。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不断重复无果而终的结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经济的调整为先导，世界经济步人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结构调整期。
结构调整通常伴随着经济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爆发，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短期内，这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种经济、社会和*问题激化。这种短期阵痛可以说是经济调整的必然成本，关键是一个经济体能否承担、消化和吸收这样的成本。一方面，这受制于一国内部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中，这还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以国际贸易、投资等为纽带的国际经济传导机制，为各国释放内部调整压力、转移调整成本提供了条件，但也增加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性。
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制度调整滞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样的体系自然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因素就会不断激化，并演变成现实的贸易摩擦和纠纷。这是世界经济理论和实践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中，伴随着各国经济的涨落，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交替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自然规律。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贸易领域永恒的纷争。
结合全球性结构调整趋势和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在目前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将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国际贸易领域的所有问题是不是都符合这个特征?具体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各国自身的结构调整又是如何发生联系和作用的?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导致摩擦的?我们试图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
二 分析问题的视角：开放经济的动态均衡
国际交换问题的传统分析框架是斯密、李嘉图等人所开创的古典贸易理论，它强调优势互补下的分工和合作原则。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自由贸易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无法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贸易理论过分强调贸易的福利效应和帕累托改进，忽略了利益分配和利益转移问题。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则是用另一种分析范式分析国际贸易和产业成长过程的融合，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交织和竞争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了反映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的主要方法。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分析了国际水平分工和国际贸易背后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机制，对自由贸 易和保护贸易各自不同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
在考虑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上述理论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差异基础上的分工、合作和自由贸易，它与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不相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所要保护的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产业，这些产业必须有发展前景和长期发展潜力。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相关产业主要是纺织、钢铁等一般制造业，这些产业在美国不是幼稚产业，而是接近生命周期尽头的“衰退产业”。新贸易理论分析的是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和相关政策，这同样不符合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对比的现状。
但是在这些理论框架之外，我们又该如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呢?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在开放宏观经济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国际贸易及相关政策问题。在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外部均衡是不同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交集。国际贸易之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正是在这个交集中发挥的。国际贸易的变化直接改变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经济的整个外部均衡状况。这是国际贸易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但不是国际贸易政策的终极目标，国际贸易政策最终要影响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这也是开放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总目标。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国际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都必须依赖和服务于开放宏观经济的整体均衡关系。
内、外均衡是开放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两个平衡关系，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取决于内部均衡状况、外部均衡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程度。因此，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必然依附于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不仅要反映贸易收支或外部均衡状况，更要反映宏观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以及内、外均衡之间的协调程度。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必须顺应内、外均衡之间的配合和协调状况。通常的理解是，在内、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的基础上，开放宏观经济实现总体均衡，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况。但实际上，内、外部经济同时达到均衡只是一个静态环境下的理想情况。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是一种“刀刃情况”。更普遍的情况是内、外经济各自都是非均衡的，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却能实现经济的总体均衡。进一步说，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现实中开放宏观经济的常态，更反映了外部经济在维持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平衡过程中的作用所在。这也可以说是“开放”两字的意义所在。在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结构关系上，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这样一种互补关系中，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方向不仅要维持外部均衡，还要促使进出口适应内部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调整。
近年来，很多人开始关注外部均衡和内部均衡之间的结构性互补状况。简单地说，就是外部均衡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必须适应内部均衡结构的发展和变化特征。这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某个国家想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并希望将其培养成本国的主导产业。为此，该国就要实行结构性调整。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内部经济肯定是非均衡的。内部调整要求外部均衡的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出口必须逐渐转向汽车工业的产出，进口转向维持汽车工业大规模生产的中间投入和机器设备以及本国不再生产的其他生活和生产必需品。这样一种结构互补状况，不仅有助于维持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更有助于顺利实现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
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始终面临不断调整的要求。因此，开放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关系总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与此相适应，外部的平衡关系也应该不断变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情况必须符合内部平衡关系的调整要求。这实际上就是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内、外均衡之间的配合问题，也可以说是各国经济内部结构调整过程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所以，在结构调整期，对外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满足内部调整对外部的要求。如果外部经济不能自然地满足这样的要求，政策制定和实施者将改变政策方向，人为地创造这一条件。国际贸易及相关政策正是在这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它们必须能够配合这样的过程。从这个基本要求出发，一国根据具体的国际经济环境实施不同的贸易政策。
三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困境
2001年美国经济结束了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开始步人衰退。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失去了往日的动力，全球经济总体增长开始放缓，各国纷纷开始着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美国来说，过去10年的经济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投入驱动的。新经济初期的投资浪潮维持美国国内旺盛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自国外的低成本的资金、资源降低了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成本。这些因素促成了美国经济的良性循环。进入新世纪，美国经济逐渐从新经济投资浪潮中平息下来，开始进入一个相应的结构调整期。这里的结构调整的内容是在过去10年大规模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优化资源的组合，把过去10年中投入的资源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高技术产业的调整。在过去十多年中，人们一直在说，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模式不同于传统产业。在传统产业中，随着规模的扩张，生产很快就会面临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而在高技术产业中，从收益递增转向收益递减的“拐点”却不会轻易出现。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在成长初期，在没有太多现实赢利的20世纪90年代，才能够吸引全球的资金和资源。到现在，高技术产业要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并真正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必须能够提供现实的市场赢利。这就要求该产业从大规模投入期转向大规模产出期。因此，美国当前的结构调整任务主要是重新调整和组合亦已投入高技术产业的资源，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
如果说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在美国的出现和大规模发展 ，意味着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出现，那么，美国现在的结构调整则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新的分工格局。市场边界制约着分工边界，产出的增大要求市场规模相应扩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外部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效应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外部平衡状况。在美国新经济增长的10年中，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资金和资源来源于全球各地，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依靠外部资金来平衡.在全球资金和资源的驱动下，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得以建立起来，其潜在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只有全球性的市场才能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通过调整和重组，美国的高技术产业所形成的现实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只有全球市场才能吸纳。因此，要求全球市场规模随着这个调整过程的进行而同步扩张。在美国的外部均衡结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必须越来越大。这是协调内、外均衡结构的基本要求。进一步讲，因为美国内部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从大规模投入期转向大规模产出期，那么，其外部均衡必须从过去的巨额逆差状况逐步转向顺差。
外部均衡是连接不同国家宏观经济的渠道，在结构调整期中，不同国家的内部均衡之间必须形成一种良性的“结构性互补”关系。所谓的“结构性互补”不只是高端产业与低端产业的互补，或者说，一般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互补。从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动力的需求出发，所要求的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或经济结构变迁过程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在新经济的10年中，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这个时候，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一般制造业并向美国大量出口，满足了美国国内对低成本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投入的需求；其他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欧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形成率较低，资金大量流向美国，从而满足了美国新经济扩张的需求。随着美国逐步从新经济的扩张高潮中平息下来，其国内经济进入一个调整期。在过去10年的新经济投资狂潮中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必须得到有效的消化和吸收。这时，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已经不是投入方面的问题，而是产出方面的问题，即这些产业的产品如何实现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就需要其他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其他国家能够大力提升现有的产业结构、发展新的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它们对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必然增加。外部经济如果能够出现这样的结构性变化，就可以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种动态的结构性互补关系，有助于美国经济顺利克服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美国外部均衡状况的改变就可以顺利实现。内部结构调整的外部条件也可以得到满足。但这只是一种理性情况，在现实世界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了这种愿望的实现。
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争论的“数字鸿沟”不只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它事实上还存在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在美国新经济引擎的拉动下，世界经济保持着不错的增长势头，但其背后所掩盖的是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日本和欧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发展中国家一般制造业过度发展。所以在美国新经济引擎突然失去原有动力的时候，其他发达国家受困于结构性障碍，短期内结构调整的空间不大。而发展中国家更因为整个经济过分依赖于一般制造业，在过去几年中内外经济一直承受着极大的失衡压力，所以，它们的结构性调整更是困难重重。
其次是新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的缺位。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在转向大规模产出期以后，所要求的外部市场不只是单一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我们知道，高技术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更多的是其他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除去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机器、设备，更多的是各种无形的技术、专利、标准、服务等。在国际范围内，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实现环节就主要表现为技术转让和销售。在这方面，所要求的外部市场环境不只是单纯的市场规模或需求水平，更要求规范的市场环境。通过高端技术的对外扩散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这是高技术产业成熟以后的必然要求。对于美国来说，这样的过程必须要保证美国的利益。所以，必须有全球性多边投资协定和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来保证技术传播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有利于美国。
目前通行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是乌拉圭回合的结果。乌拉圭回合的很多协议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经过此后近10年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力量对比重新向美国倾斜。旧的规则已经无法适应美国新经济的调整要求。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美国一直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是，正是对国际投资和技术转让过程的利益分配问题的关注，使得各国在相关规则和协定的制定过程中产生激烈冲突。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内部，在与多边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有关的谈判过程中拒绝让步。各方在架构新规则的过程中争执日渐增多，相互让步和妥协的意愿也越来越低。这是导致西雅图会议以及坎昆会议失败的重要原因。由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国际经贸交往规则缺位，新经济背景下的多边投资和技术规则无法形成。这对全球的技术扩散进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也从根本上制约了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结构调整。
四 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
结构调整过程遇到的种种制约是促使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根本原因。美国希望以此克服内部调整所面临的外部制约，协调内、外均衡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症结所在。具体地看，又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充分利用两国结构调整过程中潜在的互补关系，为改善美国的外部均衡状态创造条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的结构调整过程具有形成互补关系的潜力。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中的表现一直很好 ，具有较大的结构调整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提高产业层次、大规模发展设备工业和服务业、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改造传统产业。这不同于日本和欧洲，日本和欧洲在现有经济结构基础上所进行的调整将增强与美国的竞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将直接导致对国外机器设备、技术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就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竞争中国市场的手段之一。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美国的一般制成品市场，美国与日本、欧洲竞争中国的机器设备、技术等高端产品和服务市场。美国利用贸易摩擦和竞争来增强它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可以增加其产品、技术和服务对中国的出口，改善外部均衡状况，为其国内结构调整创造外部市场环境。
第二，初步应对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国的失衡状态。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国，失衡现象日益严重。近几年来，众多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一再提醒人们关注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双赤字意味着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必须依赖外部融资。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模式曾经被很多人看成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范式”，但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90年代的it泡沫在美国经济中制造了严重的过剩问题，美国至今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行我们在前一部分中所说的结构性调整。但是这个过程所要求的外部环境与“新范式”是相违背的。这种冲突导致各种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中美两国在一般制成品上的贸易摩擦，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加快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快，必然导致中国对外部资本设备、高新技术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潜在的”大市场变成现实的大市场。中国国内市场吸纳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改变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国的失衡状态。这种改变在过去几年中事实上已经出现，而现在则是要进一步加快其发展。这样可以增加美国结构调整的空间和操作余地。
第三，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维持美国的外部融资能力。在美国内部储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亚洲国家带头给美国的外部失衡缺口提供资金。2002年，仅仅中国和日本购买的美国各种长期证券的净额就占了 1500亿美元。而且，在2003年上半年，它们的需求量加起来就达到1200亿美元，增长速度几乎比2002年上半年加快了1倍，并且给同期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 45%提供了资金。在目前美国结构调整面临重重困境的情况下，这部分资金对于美国维持宏观经济是至关重要的。结合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的态度，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必然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中国当前的汇率体制下，升值压力直接转变成官方美元储备的增加。这部分资金支撑着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市场的发展，因而对美国是有利的。
第四，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国际经贸交往规则的形成过程。贸易争执的解决过程实际是双方的重复博弈过程。虽然限制中国的一般制成品对美出口并不能给美国带来太多的直接经济利益，但是通过争端解决过程，美国可以在其他方面对中国施压，从而改变双边的投资和技术转让规则。而且，由于多边规则的缺位，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也有利于增强其多边谈判的实力。在双边的框架下解决问题，更能体现各方的力量对比。双边谈判的结果可以成为美国参与多边谈判的筹码。因此，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美国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和多边投资规则的意图有关。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同时又是wto的新成员，当前wto的很多规则不适用于中国。例如，在中国签署的“入世”协定书中，允许其他wto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时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体待遇；还有诸如“特殊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等措施。对于美国来说，这些措施都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权力”，它可以只针对中国产品实施特定贸易保护主义，而不涉及其他wto成员，因
而更安全、成本更低。
五 小结与启示
在开放宏观经济中，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这不同于目前一些流行的观点。因为外部均衡是连接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的载体，所以，通常所说的内、外均衡的协调实质上就是不同国家经济动态变迁过程的协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调整过程的协调。美国的意图是为其国内结构调整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无论是进出口还是汇率，或者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交往规则，都是影响开放宏观经济均衡状况的手段，因而成为双方力量碰撞的载体。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双方结构调整过程的协调、互补，就这一点来说，摩擦和争执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从欧盟国家的经验来看，经贸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协调必然要深入到各国内部的结构调整层面。对于中美两国而言，虽然从根本上说，结构调整过程具有长期的互补潜力，但由于双方缺乏深入的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层面的政策协调，而使得贸易摩擦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因此，为了避免在未来出现更多的摩擦和争执，必须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结构性政策协调。
从这一点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一般加工业的过度发展问题在中国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这样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是不对称的。单就产品实现这个环节来说，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利用程度远大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和利用程度。这种状况不仅带来贸易摩擦，事实上也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决策层都已经有所觉察。一个简单的例证是，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贸一直是逆差，但是这并没有像前些年那样引起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反而认可了这种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内部经济的均衡特征发生变化，因而要求外部均衡的特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助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贸易摩擦往往又涉及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形成和调整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在美中、美欧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的同时，美国大力推行所谓的“只和有‘资格’的国家进行合作”的政策，清楚地反映了美国的意图，即利用地区性或双边性合作为解决外部经济的失衡问题创造条件，同时也力图引导或改变未来多边谈判的进程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