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士春 何正霞 魏晓平
摘要:环境管制与企业国际竞争力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通过分析环境管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及环境管制政策工具的优化选择。通过生产成本、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和环境政策优化等研究视角,对国外相关文献及其最新研究进展进行评述,以利于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
关键词:环境管制;国际竞争力;研究综述
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是大势所趋,各国政府都相继采取一系列环境管制措施。环境管制如何影响企业竞争力、企业自身又如何采取环境管理策略来提高其竞争力、如何协调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对这些问题国外已有一些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通过生产成本、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和环境政策优化等方面进行的。本文拟对国外相关文献及其最新研究进展进行评述。
一、基于生产成本视角的研究
环境管制是否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国外对此一直存在争议,这主要体现为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的研究观点。
1.传统学派的观点。传统学派声称环境管制的实施会降低企业国际竞争力。由于政府对企业实行环境管制,企业为了达到环境标准而消除污染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就必然发生额外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企业的负担。wwW.11665.cOm较高的环境标准将导致国内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损害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严厉的环境管制所产生的环境收益有可能低于将本国市场让给国外竞争者所遭受的损失。因此,采用较高的环境标准是得不偿失的。该理论的代表人物walley & whitehead(1994)认为,对单个企业而言,随着环境治理成本的增加,企业越来越难以实现环境与竞争力的双赢,如果存在潜在的获利机会,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便会选择主动出击,而无需政府对企业进行环境管制来迫使企业进行清洁生产。环境管制只会给企业增加负担,不会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bradford & simpson(1996)利用一个最优化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环境管制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从而会降低企业国际竞争力。由于环境管制将意味着增加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而含有更多约束条件的同一个最大化问题通常情况下只能带来更少的利润。
2.修正学派的观点。修正学派却认为环境管制降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观点是错误的,该学派主张新的较严厉的环境管制将会带来更多的创新活动,从而会引起生产成本的下降,较高的环境标准反而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因为环境管制能诱发企业创新,由于污染本身就是浪费和低效率的表现,只要新的环境管制标准是建立在激励基础之上的,受管制的厂商就能够通过降低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环境管制能创造先动优势,这些企业通过主动引入创新技术,用新产品进行市场渗透来阻止竞争对手的进入,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代表人物porter(1991)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管制企业的创新,从而会引起生产成本的下降,这可能会产生绝对竞争优势;相对于管制标准较低的国外竞争者而言,环境管制通过刺激创新可对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产生正面影响。nishijima(1993)研究了日本部分企业发现,当企业面临高效率利用能源和低水平排放污染的压力时,其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会有所降低,企业能获得低成本的竞争优势。van beers(1997)从企业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由于企业环境的改善,会使当地居民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并且环境质量好的地区对投资企业和熟练工人更有吸引力,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雇请工人,从而会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来提高国际竞争力。christmann(2000)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改变生产工艺、完善产品设计等有效措施降低生产成本。
二、基于贸易视角的研究
有关贸易方面的研究,在国外的相关文献中主要体现在经验研究方面。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管制会对本国贸易的比较优势产生不利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管制不会对贸易的比较优势产生不利影响或是影响不大。
1.环境管制不利于贸易的观点。robison(1988)利用两种方法考察了环境管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种方法是用1美元产品价值中的进口产品与出口产品中减污成本比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确定贸易模式的变化,利用此种方法他得出,美国进口产品的减污成本大于出口产品的减污成本,从而断言环境管制降低了美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企业的比较优势。另一种方法是构造了一个具有78个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一国贸易平衡方程式,并假设环境管制成本被列入最终产品价格中,进行局部均衡分析,最终得出,污染成本对贸易的边际效应取决于进出口品的价格弹性以及相对价格。在对相关产业进行经验分析中发现,严格的环境管制对出口的边际影响除了矿产品外都是负的。
han & braden(1996)通过分析了19个产业净出口的污染治理成本弹性,结果发现造纸业及其副产品、化工业和金属冶炼业弹性较大且污染治理成本也较大;纺织和电子业有较大的弹性,但治理成本较小;其他许多产业具有较小的弹性。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环境管制对制造业的净出口具有负面影响,从而将会削弱国际竞争力。busse(2004)对119个国家的5个高污染密集型的产业进行了检验,发现钢铁行业的净出口与环境管制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对此解释是国际协定和公约以及严格环境管制给钢铁行业带来了很高的环境成本。
最近有学者开始关注环境管制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而阻碍国际贸易,从而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中minier(2003)研究发现,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而将环境管制作为一种贸易壁垒,从而限制了一些企业的出口。ederington(2003)提出,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消费者偏好等方面的不同,各国采取环境管制政策也不同,从而可能会出现利用环境管制而限制贸易的情形,这对一些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不利的。
2.环境管制对贸易影响不大的观点。robison (1978)和tobey(1990)研究环境控制成本对产品价格、产出及贸易收支的影响,发现从产业角度对总污染控制成本平均只占产业成本的很小部分。尽管在某些部门环境控制成本比较突出,但是很少有证据表明环境控制成本对贸易有显著影响。tobey的研究认为,没有迹象表明不同的环境标准对国际贸易的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贸易格局取决于由传统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sorsa(1994)分析了7个高环境标准的oecd国家环境敏感产品的贸易流量和环保费用,结果发现在20年中尽管大多工业化国家采取了较高的环境标准,但这些国家的环境敏感产品并没有丧失贸易的比较优势。levinson(1995)对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大部分研究都表明,相对于总成本来说,环境控制成本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对比较优势几乎不产生影响。
三、基于投资视角的研究
决定对外投资的原因有很多,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成本、劳动者素质、政治稳定性等等。经验表明环境管制的松紧也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因素。在国外的相关文献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环境管制严厉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会转移到环境管制相对宽松的国家或地区,从而出现“污染天堂”(pollution havens)的假说;另一种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环境管制不会导致“污染天堂”假说的现象出现。因此,环境管制对企业投资方面影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是否会出现“污染天堂”现象的研究方面。
1.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的观点。esty(1995)研究认为,在理论上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的企业与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的企业相比的确会处于竞争劣势,一国严格的环境政策会迫使肮脏产业向环境宽松的国家转移,出现“污染天堂”的现象。low & yeats(1992)使用污染产业出口占世界总出口份额和某一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两个指标,检验污染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迁移。结果发现,污染产业在工业化国家的份额下降,工业化国家的环境管制造成了污染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xing(1996)考察了美国在1985-1990年间对22个国家的投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美国对外投资的一个显著的决定因素,从国际投资的视角论证了环境管制会降低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grether(2002)利用了1980-1998年52个国家《产业国际标准分类》(isic)三位数代码的污染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份额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除有色金属外,其他污染产业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
2.反对“污染天堂”假说的观点。wheeler & mody(1992)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劳动成本和市场准入,而公司税率和环境成本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smarzynska & wei(2001)对1989-1994年间24个转型经济体中534家跨国企业的投资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环境标准对跨国企业投资流向几乎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污染天堂”的现象。harrison(2002)利用美国减污成本数据考察了美国流向墨西哥、委内瑞拉、摩洛哥等国的外资流向,结果发现没有很显著的证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会流向东道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从而无法证实环境管制会负面影响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的研究
1.绿色技术的涵义。1992年,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深绿色技术”和“淡绿色技术”。随后,绿色技术的概念迅速传播,众多学者也对其概念内涵加以了特有的阐释。绿色技术承载着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防止、治理环境污染,维护自然生态平衡。katsuhiko(1996)指出,绿色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环境技术,是指对生态环境没有负作用的技术。
2.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chatterji.deb的研究深入到了生产领域中,研究企业如何在环境r&d中获取领导能力。他们认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绿色化,需要经过五个阶段:反应型、参与型、主动型、创新型和领先型。在每个阶段中,企业从战略决策到项目开发到制造营销等的策略都是不同的。
kusz(1991)提出了一个基于传统技术创新线性模型的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在此模型中,随着产品创新过程的连续进行,环境原则被整合进创新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即认知、分析、定义、开发、选择、精炼、详细规格、开发实施、生产、扩散、市场化。他的模型实际上可以概括成“为环境而设计——为环境而制造——为环境而营销”这一绿色经营链。foster在1991年描绘了ici为制造cfc替代物而采用的产品创新过程以及omercen在1992年描绘了瑞士一些企业的“环境调整产品开发”战略实际上就是kusz这一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按katz & kahn的观点,企业组织是为追求一种目标而对投入、生产和产出进行管理的一群人的集合。从系统观来看,组织活动被看作是“投入——生产——产出”链,并同时与外界环境相作用的过程。因此,shrivastava提出了一个vipo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由于他将外部环境管制因素与技术因素对企业创新过程的影响反映了出来,所以这一系统模型更能说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源泉与推动力。
3.环境管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porter(1991)认为设计适当的环境标准能够拉动创新,这将部分或完全地抵消顺应环境规则造成的成本。更加严格而有效的环境标准会促使企业提高资源生产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为面对巨大的环境成本,环境改进也成为企业经济上的竞争机会。此外,porter的研究则指出并非所有环境规则都有利于技术创新,只有有益的环境规则才能促进企业创新的发展,这些则被称为“创新友好型规则”,因为他们能使企业最大限度的通过创新来解决污染问题。jaffe等(1995)认为有远见的企业会看到未来与环境有关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会乐意增加新设备投资以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dorfman等(1992)发现在新的环境标准下,ciba-geigy燃料厂重新利用了废水系统,结果带来了两项技术革新,并节约了大量费用。lanjouw & mody(1996)利用环境保护的支出与环境技术专利的数据检验了环境管制对环境技术专利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环境管制程度与环境技术专利数量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从而得出环境管制能带来企业的绿色创新,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bhatanger & cohen(1998)通过分析美国专利数量的变化,也发现了严厉的环境政策有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martin(2000)通过不可改变性和差异性的复杂相互作用,运用技术动力学阐述了可持续能源发展的公共技术政策,技术进步的结果显得有些自相矛盾。
现有技术的进步既延缓了可供选择方法和基本技术手段的发展,技术改变又在现有能量供应和终端使用技术系统中产生了多样性,导致大量技术。制定可持续能源发展的公共技术政策,除了要考虑单项技术的导入和传播,还要考虑技术相关性、基础设施的要求、能源投入体系化所导致的技术改变的系统化。slater & angel(2000)的研究上升到了公司战略的高度。通过对马来群岛的30个受限制企业的详细问卷调查,他们发现企业会在多大限度内将环境力量整合进公司战略、企业在作投资决策时(包括跨国产品和市场的扩展)要在多大范围内考虑到环境影响,结果依赖于公司自身理念——环境信息公开的行为和意愿。通过使用罗杰斯特回归分析,slater & angel发现,变化存在于对环境管制的战略回应程度,但在未来的跨国公司和其它类型公司中,也存在系统差异。mohr(2003)假定新的生产性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具有低污染性,并假定具有规模经济,最终研究表明,环境管制不仅提高了绿色生产技术水平也减少了环境的污染。
五、基于环境政策视角的研究
1.环境政策的分类。按照kemp(1998)的分类,环境政策大致可分为命令的手段(市场准入、环境标准、技术规范等)、市场的手段(污染税、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和相互沟通的手段(信息批露等)三大类。hamilton(1998)将环境政策分为利用市场的手段(庇古税、使用费、执行债券、押金——返还制度、专项补贴等)、建立市场的手段(界定资源产权、建立可交易的许可证和排污权、建立国际补偿体系等)、利用环境法规(标准、禁令、配额等)和动员公众(宣传、广告等)。
2.环境政策的优化问题。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如何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从而进行清洁生产。不同环境管制政策工具对企业的激励程度是不同的,这由此也就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评价标准。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对不同环境政策工具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weitzman是较早时期进行了不同环境政策对企业生产影响的研究,并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weitzman(1974)从理论上证明,当预期边际收益曲线较为平坦时,采用税收的手段比单纯采用命令与控制的手段更有利于企业的创新。downing & white(1986)证明,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的激励作用要远大于单纯采用命令的环境政策工具。milliman & prince(1989)是目前这方面最权威的研究,也是较全面的研究。他们研究了五种环境管制政策工具(进入标准、排放补贴、排污税、分配的配额和拍卖的配额)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拍卖的配额和税收手段对技术创新的刺激和环境目标的实现都是最好的。
最近,从不同的环境管制政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来分析,jung等(1996)研究了不同环境政策对企业激励作用的影响,从刺激力的大小来看,拍卖的配额激励作用最大,污染税和补贴的激励作用次之,分配的配额激励作用较小,环境标准制度激励作用最小。stavins(1995)指出排放限额、标准、禁令等直接管制手段对发展新的、更多的和有效的技术创新通常缺乏足够的激励,对现存技术的普及和扩散的效应也是有限的。其原因是这些手段通常仅注重企业的末端技术处理,没有注重企业的清洁生产技术,从而无法促进企业生产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nordberg(1999)提出,市场手段有利于企业持续地创新,而环境标准往往仅对极少数污染物有效,所以建议政府进行环境管制时,应尽量采用市场手段。的再分配。fullerton(2006)构建了一个整体框架,分析了环境税、排污减少补贴、排污许可、强制控制法规等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导致的利益在政府、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分配效应,但尚未得出何种环境管制政策是最优的。
六、简评
综上所述,环境管制与企业国际竞争力之间没有简单的一对一关系,由于每个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不同以及每个经验研究的分析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首先,传统学派认为环境管制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对企业国际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修正学派却认为环境管制能诱发企业创新,从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环境管制最终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目前还尚未定论。其次,环境管制政策对贸易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还存在很多争议。再次,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质量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各国环境管制政策的松紧不一,这是否真的会出现 “污染天堂”的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环境管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各种环境管制政策工具如何进行优化等问题目前还尚未研究清楚。这些问题也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特别是有关环境政策的优化问题,国内外主要是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面临当前的政策激励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利用其他的研究方法如仿真技术方法的研究却是寥寥无几。
此外,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产品差异化策略不同、产品市场需求弹性不同、企业自身环境管理战略不同、吸收成本的能力不同、创新形成的不确定性等等因素都会使环境管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不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这无疑也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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