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很多，既有经济性因素，也有非经济性因素。本文从非经济因素特别是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分析财政支出增长的规律，即官僚行为增长论、多数投票规则增长论以及票选举权扩大增长论。官僚行为增长论从制度角度分析财政支出规模与官僚行为的关系，多数投票规则增长论强调财政支出规模增长与政治程序之间的关系，选举权扩大增长论则考察选举权利扩大到穷人阶层会对财政支出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财政支出增长的制度解释：官僚行为增长论

　　国家预算规定了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计划支配的财力规模及其结构，它不仅关系到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西方许多国家，国家预算可以说是许多政党的交易结果，因为国家预算涉及下一年度的各种财政支出计划和税收立法，表明了执政党所要实现的目标。不仅如此，一些压力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也极大地影响着国家预算的结果。在预算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选民、政治家的作用比较明显，官僚的行为也很重要。过去一直认为，官僚服务于现政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确保政府的职能部门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二是管理、执行现行的立法，确保共用品有效地向选民（消费者）提供。可是，过去对官僚的这种看法现在有些过时。公共选择理论通常假定官僚与选民、政治家一样，也追求自我利益，试图使其效用最大化。于是，在国家预算形成这个舞台上，官僚充当了一名赏而不是舞台监督。现在的问题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官僚对政府规模以及配置效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节主要从制度角度来探讨财政支出的增长原因，即集中分析政府的内部结构以及官僚、利益集团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WwW.11665.cOm

　　（一）官僚行为的经济分析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官僚是指负责执行通过政治制度作出的集体选择的代理人集团，或更明确地说是指负责政府提供服务的部门。每一政府部门都是一个非赢利性组织，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一次拨款而非产品销售。有些政府机构与其他政府机构是合作关系，他们的活动是互补的，而有些政府机构在稀缺资源的需求上是彼此竞争的。虽然官僚制度通过建立一系列特定的限制和刺激，影响着官僚的行为，但是，在分析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行为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时，必须要特别注意官僚的动机和目标。

　　官僚（或者说高级决策者）一般认为是能力很强的管理者，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已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并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这些制度。这就是韦伯早在19世纪提出的理性官僚的规范观点，以后由尼斯克南和伯莱顿等经济学家予以修正和发展。

　　经济学家们经常假设个人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最大目标，而官僚的行为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最大化？尼斯克南认为，官僚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效用最大化者。他利用管理者效用函数方法提出，官僚的效用函数变量包括他的薪金、为他工作的职员人数和他们的薪金、他的公共声誉、他的额外收入以及他的权力或地位、装修考究的办公室、现代化的办公设施、公费活动等等。为了效用最大化，官僚竭力追求机构最大化；机构规模越大，们的权力越大。鉴于官僚效用函数中的许多变量与预算规模直接相关，故可以认为，作为效用最大化者的官僚也会是预算最大化者。因此，效用最大化或预算最大化的官僚在预算决策过程中决不是一个中性代理人。

　　正因为官僚机构以机构规模最大化作为目标，导致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甚至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超出了共用品最优产出水平所需要的支出水平。

　　利用这种官僚行为模型，我们就可以考察官僚的产量决策。像非赢利私人部门组织和垄断者那样，官僚不受竞争力量的影响。然而，官僚行为与其他组织行为之间确有许多差异。垄断者选择在市场上出售的产量水平，以便使其利润最大化；而官僚从上级机关（如财政部）取得一次性拨款，并保证提供一定数量的总产量。同时，假定拨款单位的行为符合纳税人的利益。

　　同私人部门垄断者的产量决策相比，私人部门非赢利组织和政府官僚的产量决策由图1所示。每一组织所面临的需求函数、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等都相同。因此，每一“企业”面临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都相同。又假定，规模收益率不变，故lrac=lrmc.需求曲线是d，边际收入曲线是mr.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需求曲线d既是市场需求曲线，也是中位选民需求曲线。

　　垄断者选择的产量水平是oq1，价格是op1，他的垄断利润是p1cbp2.非赢利私人部门企业选择的产量水平是oq2，价格是op2.假定官僚的预算规模是op2aq3，这是由政治程序决定的。

　　倘若官僚的预算规模既定了，等于op2aq3，官僚就会利用以上lrac表示的生产函数关系，提供oq3单位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官僚的产量水平高于垄断者和非赢利企业的产量水平。而且，倘若既定的价格是op2，官僚正在提供的产量超出了中位选民（消费者）愿意消费的数量。因此，只要op2是长期帕累托效率价格，垄断者对这种物品的供给不足，而官僚在预算既定情况下对这种物品的供给过度。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福利损失。在垄断情况下，消费者的福利损失是cbf，在官僚情况下，消费者的福利损失是fag.应当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我们一直假定垄断者和官僚都面临着相同的生产函数和相同的投入品价格。

　　官僚情况的这种结果在定程度上取决于其预算规模。倘若拨款单位拨给它的预算不是op2aq3而是op2fq2，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官僚的产量就会与非赢利企业的产量相同。另一方面，倘若官僚的预算拨款额小于op2fq2而大于op2bq1，那么，其产量水平将位于垄断者与非赢利企业的产量水平之间。在后一种情况下，消费者（选民）就会给拨款单位施加压力，要求增加预算规模以满足其需求；而在预算等于op2aq3这种最初情况下，消费者（选民）可能希望削减预算规模。

　　在预算决定过程中，利益起关键作用。效用最大化的官僚按照他们的利益使其预算规模最大化，而对消费者（选民）负责任的拨款单位要全力保证预算大到足以满足选民的需求，但不能大得使选民感到不快的程度。

　　官僚机构与拨款单位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双边垄断情况，最终结果取决于权力和影响在双方之间的分配。虽然从正常情况来看，拨款单位拥有立法权和权威，但在实践中他们主要依靠官僚取得有关服务提供的信息。正因为是官僚而不是负责某一部门的最高层领导对有关服务提供、投入价格以及服务需求趋势等等了如指掌，故拨款单位没有足够的信息对官僚的预算要求提出质疑。

　　（二）尼斯克南模型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尼斯克南最早全面系统地对官僚行为进行了经济分析，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如唐斯、图洛克、伯莱顿和温特罗彼、杰克森等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丰富了尼斯克南模型。

　　尼斯克南的官僚理论经他在70年代初作了进一步修正之后，对供给经济学家和公共选择理论家的影响很大。其原因在于，比较简单的尼斯克南模型表明，政府官僚机构具有把公共部门产量扩大到两倍于“社会最适产量水平”的趋势。倘若公共产量与预算规模（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关系，那么可以认为，政府的规模就是其社会最适规模的两倍。这种观点为削减公共部门规模的政策需要奠定了基础。

　　根据尼斯克南的分析，选民选举政治家，他们代表了选民对共用品的偏好。立法机关决定共用品的不同产量水平，反映出中位选民的评价。因此，立法机关拨给官僚机构的用以购买共用品的预算，将满足中位选民的偏好。而官僚机构需要的预算不仅满足反映共用吕供给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而且还要满足官僚机构自身的效用函数。

　　图2说明了尼斯克南模型的基本关系。在图2 （a）中，mv是中位选民的边际估价曲线，也是他的需求曲线d.如果共用吕通过市场来提供，那么，这可能就是市场需求曲线。在图2（b）中，tb是总收益曲线，即

　　tb=aq-bq2 a>0，b>0 （1）

　　式中，q代表官僚机构产出水平，a和b是常数。这个总收益函数界定了立法机构对官僚机构产出的总估价，即边际估价曲线之下到有关产量水平的面积。因此，

　　mv=dtb/dq=a-2bq （2）

　　总成本函数式是：

　　tc=cq+dq2 c>0，d>0

　　边际成本函数式是：

　　mc=dtc/dq=c+2dq

　　假定官僚机构是垄断供给者，立法机构是垄断购买者。因此，这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垄断关系。机构试图使其预算尽可能地大，而选民希望收益最大化。在总成本（预算）不能超过总收益的情况下：

　　eq+dq2=aq-bq2

　　在图2中，使tc与tb相等的数量是：

　　q2=（a-c）/（b+d）

　　对应于收益函数tb最大化的产量水平是：

　　q3=a/2b （3）

　　在总收益曲线的斜率既定、总成本曲线的斜率既定的情况下，社会最适产量水平q1位于边际估价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之处。依据上述给定的关系，当mv=mc时，

　　a-2bq=c+2dq

　　2q（b-d）=a-c

　　因此，

　　q1=（a-c）/2（b+d） （4）

　　可见，q1是q2的一半。也就是说，社会最适预算规模（q1）是总收益等于总成本时的预算规模（q2）的一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官僚机构作为共用品（公共服务）的专职供给者，他们对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的了解远比拨款单位多。鉴于这种信息不对称性，当讨论预算时，官僚机构能够索取消费者剩余（总收益曲线与总成本曲线之间的差额），并把它们转化成更多的产量，从而扩大了预算。由于假定官僚效用是预算规模的增函数，故官僚机构的这种行为是有其动力的。

　　可见，政府垄断官僚机构产出大大超过社会最适产出水平，而私人部门垄断者的产出水平q4则大大低于社会最适产出水平。

　　此外，由于官僚机构通常拥有提供共用品的垄断权，例如，环境保护、国防、社会保险等都是由专门机构提供的。在很多情况下，官僚们独家掌握着特殊信息，这就使他们能够让政治家们相信他们确定的产出水平的社会收益比较高，从而实现预算规模最大化的产出。

　　由于交易成本很高，拨款机构很难控制官僚行为。因此，官僚机构通常以两种方式扩大其预算规模。第一，如上所述，他们千方百计让政府相信他们确定的产出水平是必要的。第二，利用低效率的生产技术来增加生产既定的产出量所必需的投入量（增加预算、附加福利、工作保障，减少工作负荷），这时的效率损失不是由于官僚服务的过度提供，而是由于投入的滥用所致。有人曾经作过经验研究，比较了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在生产相同产量情况下的生产成本，结论是私人企业的效率更高。由此可见，官僚行为从产出和投入两个方面迫使财政支出规模不断膨胀。

　　从直观上看，上述分析简明易懂，但杰克森认为，对官僚行为的这种描述事实上不尽合理。官僚的效用函数要比尼斯克南所说的复杂得多。在很多情况下，官僚的动机是服务于公共利益，或完成公共职责，而不是通过预算最大化使其自身效用最大。

　　尼斯克南模型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政府官僚行为的潜在配置无效率。批评该模型的人指出，尼斯克南模型过于夸张了，那些有公共责任感的官僚无疑是一种抵消力量，但这并不否认存在其他配置无效率的因素。此外，有些公共服务的消费者（选民）认为产量水平太低，而有些人认为产量水平太高，这一事实说明，在每个人都是共用品的数量接受者、中位选民决定共用品数量的情况下，不可能使所有人在任何时候下都感到满意。

　　此外，从现实情况来看，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转移性支出增加所致。由于这种支出对官僚机构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受益者是广大公众，故官僚没有明显的动力来增加这类支出。因此，财政支出扩张的这种制度－官僚解释实际上没有说明财政支出增长的最大来源。

　　二、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解释：多数投票规则增长论

　　在传统财政学中，福利经济学家的作用就是对哪种财政工具能最佳地实现既定目标提出建议，但最终选择是政府的事，政府最后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这些建议。在实际选择过程中，经济学家不一定就比其他人对决策的影响大。公共选择方法的长处在于对政治程序的一般性分析，这已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方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假定个人最大化其自身利益。布坎南就曾突出这一假设，并强调指出，政治程序本身可能就是政府失灵的一个来源；而且，政治程序参与者的这种自身利益行为趋势，导致政府的“过度”增长。

　　本节依据库利斯的研究，集中讨论公共选择方法如何论证简单多数投票规则这种政治程序将导致公共部门预算的规模“过度”。

　　根据共用品的性质，由于共用品具有强大的外部收益，如果没有公共提供，它们的供给就会不足；或者说，相对于帕累托最优而言，它们的供给太少。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给公共提供的范围是“不足”还是“过度”。我们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着多数投票实际上能够提供帕累托最优的共用产出的条件。

　　鲍温曾经对多数投票与共用品提供进行了分析。所谓多数票规则是指在政府政策方案在付诸全体选民表的时候，只要赞成票占多数，该方案即获通过。在图中，为简化起见，假定共用品可以在边际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提供；该社会由n个人构成，并在他们之间等额划分该边际成本，故每位选民假定他承担的成本是mc/n.需求曲线代表每个人从这种物品获得的边际收益。因此，需求曲线上的任何一点表明的是对这种共用品的“支付意愿”。每位选民所偏好的共用品产量是额外单位产量的边际收益等于税收价格mc/n的那个产量。如果每位选民都投票赞同这个产量，那么，选民a就会投票赞同qa，选民b赞同qb，以此类推。按照多数投票规则，每个人可能同意的产出至少是qa，选民b、c、d和e可能同意的产出应是qb，选民c、d和e可能同意的产出应是qc，但再高的产量就不会有多数人同意。因此，多数投票规则决定的产量是qc，中位选民所偏好的情况产生于多数投票。

　　在这种局部均衡框架下，如果人们的需求相互抵消地分布于中位数周围，那么，这个产量就是帕累托最优共用品产量。如果这种需求曲线是纵

　　向相加的，那么，依据定义，总需求就会在oqc处等于边际成本。结论是：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多数投票才能产生帕累托最优结果。正如马斯格雷夫所指出，共用品的提供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问题在模型中取决于偏好的分布。如果da向左移动而其他偏好保持不变，那么，多数投票所产生的产量可能是一种“过度”产量。相反，如果偏好分布改变了，使得de向右移动，那么，共用品的产量“太少”。下面，我们分析多数投票有造成共用品“过度”提供趋势这种假设

　　（一）税收价格与多数投票

　　图洛克曾经认为，多数投票可能导致公共部门比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私用品。他举了五个农场主的例子，这五个农场主利用简单多数投票规则决定维护通往农场道路的公共支出方案。在a、b、c、d和e这五个农场主当中，多数人可能会投票赞同用于其道路上的支出达到这样一点，即维护道路的边际成本等于其收益的边际价值。对a、b和c而言，维护道路的资金用一般税收来筹措，故2/5的税收成本由d和e来承担。在图3中，a、b和c的边际成本进一步降低，因为对d和e而言，没有道路支出，而该道路计划的边际成本仍然由五个人分担。因为只维护三条道路，而n不变，故mc将下降。只要中位选民的决策仍然是核心，a、b和c依然会投票赞同这项计划，但这时如果需求具有价格弹性，他们就会投票赞同更大的公共支出。这项计划由整个经济来分担实际上把某些成本转嫁给少数人，故只要有这种隐含的补贴，他们就会赞同更多的道路维护支出。

　　人们对这种分析也曾提出质疑。如马斯格雷夫指出，这种私用品为什么必须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d和e这两个农场主为什么没有站在其自身利益上联合c来否决这项计划？

　　（二）财政错觉

　　财政支出增长的一种政治解释是由唐斯提出的财政错觉分析。财政错觉观点是说选民不同于消费者，他们没有认识到财政支出给他们造成的成本与带来的利益之间的联系，或者说，选民低估公共支出计划的成本，因而他们就会支持财政支出的增加。选民低估公共支出的成本，其原因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由于支出计划的成本由大量选民承担，对任何一个选民来说，税收价格似乎很小。在图3中，由于n非常大，对于任何支出计划来说，mc/n可能失去了意义。鉴于mc/n似乎低于“实际”税收价格，相对于中位选民的需求曲线而言，多数投票规则显然会导致较大的公共支出水平。选民不能赋予税收成本以很大权数，因为它被广泛分担。而且，有人认为，由于对小集团来说支出计划的利益更容易看到，所以，选民不强烈抵制支出计划的压力。更准确地说，这种观点要求进行税制改革，更加依赖税种的明显性。显然有证据表明，有些征税形式比其他征税形式更具有明显性。

　　第二，政府收入并非全部都由税收筹措的，这可能导致选民低估了政府支出计划的成本。政府也可能选择发行公债的办法弥补预算赤字。自愿借钱给政府的那些人会调整其资产组合，很可能放弃当前的消费而换取将来的消费。由于资源并不都是通过税收来动员的，税收价格显然会低于支出计划的实际成本。在图3中，税收只能融资mc的一部分。因此，选民可能会出现一种错觉。税收总额（t）在选民之间分担，并基于t/n作出决策，可是，t/n<mc/n.

　　第三，鉴于在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力量，自动地增加政府收入，而无需在形式上开征一种新税或改变税率，故也可以认为纳税意识降低了。比如，通货膨胀将增加名义所得，把纳税人推进到更高的所得档次；在累进税税收制度下，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实际值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支出计划的税收成本从未引起纳税人的注意，结果支出越来越大。

　　当然，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选民对公共支出计划的收益知之甚少，很可能会造成共用品提供“不足”。唐斯认为，政府项目的收益常常是无形的，或者在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如国防支出和对外援助等就属此类。在这种情况下，如图3所示，选民的需求曲线可能位于“完全了解情况的”需求的左边。加尔布雷斯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同公共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相比，私用品得到私人企业家的强有力的宣传。倘若如此，这也说明共用品提供“不足”。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财政错觉的净影响会以某种方法左右公共部门的规模。还没有证据支持乐观的错觉（税收价格低于实际情况）或悲观的错觉（收益低于实际情况）。

　　（三）多数人专制

　　在图洛克描述的情况中，多数人投票赞同“过大的”公共支出计划，因为他们能够抵消少数人承担的成本，这影响了他们看到的税收价格。按照这种思路，更为一般的观点是多数人能够直接从少数人那里再分配收入。有人早就认为，选举权扩大到比较贫穷的阶层从历史的角度充分解释了累进征税制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类制度很可能为大多数人支持，因为这意味着比较富有的少数人要纳税，以帮助收入较低的多数人。这种选举活动的结果可能会增加公共预算中的转移支出。

　　虽然这一过程似乎很明确，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种政治程序实现的再分配不很明显，而且也不只是发生在低收入与高收入阶层之间，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工作在私人部门的人与工作在公共部门的人之间可能存在收入转移。马斯格雷夫曾指出，随着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增加，公共部门的增长越来越快，具有“滚雪球效应”。由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靠公共部门生存，所以，多数人支持公共增加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马斯格雷夫曾对多数人力争尽可能地从少数人那里再分配收入这种所谓的“多数人专制”观点提出质疑。第一，人们也许是一时的考虑；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设想到将来他们会从低收入阶层进入到高收入阶层，就不会选择特别急剧的累进税率。第二，他们也许意识到这种再分配会影响经济的总产出，因为高税率对工作、投资以及冒险具有抑制作用。如果这种连续再分配被认为过分了，用于再分配的产出就会减少。第三，存在着普遍接受的规范性很强的收入权利，它也限制着收入再分配。除了上述这些对多数人的愿望的限制外，也应当提醒注意的是也可能存在着“少数人专制”的条件。

　　总之，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多数投票规则内在一种财政支出“过度膨胀”倾向。降低多数人税收价格的机会、税收价格的财政错觉以及无限制的多数人专制都会导致国家预算（包括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大于传统财政学所预测的规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支出水平“过度”是因政治程序的不完善而非这种投资规则本身所致。

　　三、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解释：选举权扩大增长论

　　所谓选举权扩大是指选举权扩大到更多的贫穷阶层，这种政治权利从一国的富人阶层转向穷人阶层，导致社会福利性支出显著增加，从而促使财政支出总规模不断扩张。这种解释分为两类模型，一种是收入再分配模型，另一种是政府服务模型。

　　（一）收入再分配模型

　　收入再分配模型又分为三种，即纯再分配模型、利他主义的中位选民模型和特殊利益集团模型。我们分别简要介绍这些模型的主要思想。

　　纯再分配模型。麦尔特泽和里查德认为财政支出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投票选举权扩大所致，因为收入分配中最低阶层的人加入选民行列，一般会拥护“大政府”，以便获更多的再分配利益。在他们的模型中，假定人们的人力资本是不同的。每个人获得相同的一次性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性支付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融资的。人力资本最少的人没有工作，希望税率提高；而工作的那些人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希望税率降低。在该模型中，该税率是由中位选民决定的，而中位选民的人数因投票选举权的扩大，增加了穷人的人数，因此，税率可能会提高，再分配性财政支出增加。

　　利他主义的中位选民模型。利他主义中位选民模型假定不是福利受益者的中位选民出于利他主义（或关心犯罪率和社会安定问题）而偏向穷人，从而使再分配性财政支出增加。后来，又有些学者从利他主义和自身利益出发构建再分配模型，认为潜在的和现有的福利受益者的自身利益将促使他们投赞同提高福利支出的利他主义富人的票。这些人掌政之后，无疑要考虑增加福利性财政支出。

　　特殊利益集团模型。特殊利益集团模型也可以解释福利支出水平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模型中，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会在来自穷人的选票与失去其他集团的选票之间进行权衡；由于福利受益人口所掌握的选票数量增加了，特殊利益集团就会支持增加福利性财政支出，以赢得选票。

　　（二）政府服务模型

　　政府服务模型旨在解释对政府服务的需求状况，强调投票选举权扩大在财政支出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该模型假定税收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拥有收入mi的个人能够购买ci单位的私用品：

　　mi=ci+tmi （5）

　　式中，t代表税率。在政府服务模型中，政府服务水平g用税收来融资，这些服务由全体公民消费。更为具体地说，政府预算约束要求总收入等于总支出：

　　tmc=pg·g·n （6）

　　式中，mc代表该社会的总收入，pg代表政府所提供服务的单位价格，n代表该社会的人数。根据（6）式，可以得到t的表达式：

　　t= pg·g·（n /mc）

　　=pg·（g/mm） （7）

　　式中，mm代表平均收入。把（7）式代入（5）式，得到：

　　mi=ci+ pg·（mi/mm）·g （8）

　　在平均收入为mm的情况下，全部个人预算线具有相同的政府服务截距（mm/pg），政府服务的相对价格与个人收入――平均收入比率（mi/mm）成正比。政府服务模型利用特殊的效用函数来确定穷人是否比富人更偏好政府服务。如果改变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服务的相对价格pg·（mi/mm）下降，导致政府服务的需求增加。相反，如果穷人的境况变差，他们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就会减少。总的来看，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那么，穷人就需要更多的政府服务。凯尼发展了拉维尔的研究成果，证明当政府服务与私人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政府服务的收入弹性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同样道理，如果政府服务的非补偿性价格弹性（它是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的加权平均值）大于其收入弹性时，穷人需要更多的政府服务。

　　可见，在政府服务的价格弹性大于其收入弹性的情况下，增加穷人选民的这种投票选举权扩大将使政府服务的支出增加。但是，胡斯特德和凯尼指出，大多数经验估计结果表明，政府服务的价格弹性不一定大于其收入弹性，二者很可能相等；他们的结论是：投票选举权的扩大会明显推动福利性财政支出，但其他财政支出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