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环境税的设立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它们为判断税收因素或措施是否合理提供标准和准则。环境税设立首先应坚持生态保护的原则，这由环境税的本质属性所决定；其次，应坚持公平、效率的原则，这里应特别关注在环境保护上的公平效率；最后，要坚持适度从紧原则，这是由我国环境污染现状、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所决定的。
　　[关键词] 环境税；原则；价值
　　
　　国外实践证明，在诸多环境保护的措施中，环境税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我国理论界对环境税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展开了研究，环境税的立法完善也提上议事日程。在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应该坚持“理念-原则-制度”的关联研究。理念是稳定地体现时代价值的意识、观念、精神；而原则一般被视为一定的标准和准则，它上承理念，往下则形成制度构建或行为模式选择的方针和指引。由此可看出，在环境税的立法完善之初，环境税的设立原则是应被关注的重要问题，它是环境税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也是环境税制度设计时应遵循的准则和依据，对立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作为法律，环境税自然要体现公平、正义、秩序、效率等法的价值，但作为环境保护的措施，环境税的核心价值应是环境正义。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考虑实际的国情和实践上的可行性。
　　
　　一、生态保护原则
　　生态保护原则意指环境税法应当充分考虑和尊重自然资源和生态演变的规律，以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基本原理作为立法原则。环境税法应符合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如持续性、协调性、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等，体现环境时代对税法制度变革的客观要求，即将环境保护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融入环境税法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WWW.11665.COm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自然界中的一切物质按一定的规律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个不同的生态系统，再由各个不同的生态系统组成生物圈。在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中，它的结构和功能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生态平衡为人类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和稳定的物质资源。倘若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引起生态失调，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生态危机发生，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生态学基本原理是我们今天处理环境问题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应成为我们制定环境税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关环境税的立法，就是要通过制定法律约束、引导人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系统不过分受到人为的干扰和破坏。在环境税设计上体现生态保护原则，就是要赋予税收以生态保护的功能，使税种和税收措施具有“环境友好”的属性，在判断税种与税收措施的取舍上要以是否具有生态保护功能为标准。以我国资源税来说，其实质上应是一种有关环境资源的税收，应当具有环境保护的功能，而目前资源税还仅仅是一种级差调节手段，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而与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无关，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我国资源税对低污染能源和清洁能源的税负要高于环境污染严重的能源的税负。这样的税制设计必然会形成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进而不利于环境的保护。这种税制设计在环境问题尚不突出，以发展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起步阶段也许具有合理性，但在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威胁人类生存的今天，对现存税制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完善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我国现存税制中的环境税税种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覆盖面积上，相对于较为严重、急迫的环境保护问题是远远不足的，因此，强化税收的环境保护功能，使更多的税种和税收措施具有“环境友好”属性，是我国税收改革所迫切需要的。
　　环境税的设立不仅要实现生态保护的功能，而且要确立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当环境税与其他利益或目标产生冲突的时候，应把环境税生态保护功能的实现放在首位。如环境税的设立首先会与经济发展形成冲突，因为，环境税的设立必然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暂时会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不利的影响，但考虑到经济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短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上的牺牲仍然是理性的选择。目前，我国属于全球经济发展快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且经济多年持续增长，这无疑对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改善国民的生活，加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也给我国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形势更加严峻。考虑到将来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的成本，也许我们要为此付出更加沉重的经济代价，而且，很多情况下环境的损害很难获得恢复。因此，过多牺牲环境而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即使不考虑生态的利益，仅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不经济的。
　　
　　二、公平原则
　　朴素意义上的公平是指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等对待，反映到人类社会上就是同样的人同等对待，不同样的人不同等对待，反映到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上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以及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在三个层次上实现公平。人与自然的公平不适用人类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应当立足于对人类和自然的公平保护。环境税设计时应坚持，当自然环境的基本利益与人类的非基本利益冲突时，若二者不相容，则禁止为满足人类的非基本利益而牺牲自然环境的基本利益。当人类的非基本利益可于自然环境的基本利益相兼容时，即使行为会威胁到自然环境也可满足人类的非基本利益，此时环境税的设计应使人类的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当人类的基本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基本利益相冲突时，环境税的设计在于使人类公平地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或费用，并对自然进行恢复与重构，以补救自然所受的损失。当代人与后代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公平，就是要处理好当代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为后代人保留必需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在环境资源保留原则的框架下，针对具体的情况，环境税的制度设计应当注意环境风险的预防和资源再生能力的保持。环境税的设计不是禁止当代人使用环境资源，也不是鼓励当代人只要付税就可以无节制地使用环境资源。环境税的征收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真实地反映自然资源的社会边际成本，让价格机制正常地发挥作用，把环境资源的使用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这个水平略超过生态系统的自然净化恢复能力，加上环境税对环境资源的治理保护作用，将与生态系统的自然净化恢复能力的水平保持平衡。这样使环境资源的状态基本保持现状，让后人享有同样的环境利益，从而实现代际公平。当代人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公平涉及到环境使用者与非环境使用者的关系与环境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环境税的设计要使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支付所应支付的费用，使所有环境资源使用者公平合理地支付费用。科学合理地设计税收制度是实现当代人公平的关键问题。环境税的设计应该使所有排污者都要依据实际成本或预期的排放量多少或排放浓度的大小来缴纳税款，没有排污行为的企业或个人则不必纳税。但是，目前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收费标准是污染物的排放，而不同行业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治理费用都存在很大差别，如果按照是否达标排放来确定税率，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因此，在公平原则下设计环境税收模式，应该彻底改变达标排放的要求，按照对环境容量的实际利用程度，确定税率。这并非取消环境质量标准，也不是放弃污染物排放的浓度控制，而统一的环境质量标准恰恰是制定税率的重要依据，可以通过税收杠杆维护理想的环境质量。

　　三、效率原则
　　在经济学上，效率即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而套用到法学中，就是指以最少的立法及执法支出获得同样多的执法效果，或以同样的立法、执法支出获得最大的执法效果。环境税作为关注效率的经济法系列的组成部分，自然要以效率作为其追求目标。环境税的效率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征税的成本最低，二是通过税收杠杆改善环境质量的效果最佳，环境税的设立应考虑以上两个目标的实现。实际上，环境税的设立本身就在于对更高效率的追求。环境税可通过改变比价以保证污染者承担其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同现行环境管制手段相比，环境税的弹性更大，污染者为了降低税费，除了调整产量外，至少有三个途径来降低污染：他们可以安装污染削减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改变工艺过程以减少对有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税收是一种自我规范的手段，一旦实施，市场力量就会自动解决其他问题。由此，可以降低管理、监督和强制执行成本。环境税可为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提供持续的激励。出于污染者不得不对排污支付税款，环境税会为降低污染和技术创新提供长久的激励作用，甚至把污染降到目标水平以下以减少税款，这是环境得以保护的长效机制。尽管有相反的观点认为税收负担使得厂商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资源减少，可能使技术创新以及低污染的生产方法的创建速度降低，从而不利于环境的保护。但是，在竞争性的市场上，特别是对一个快速增长的产业而言，市场力量应该能够推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降低排污和税收支付。我们之所以要运用税收的手段对环境保护加以调节，就是因为光靠市场手段无法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造成或多或少的效率损失。因此，环境税的设计尤其要注重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原则，环境税的设计应能普遍降低污染排放，并且税收的执行成本要小于它所减少的污染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利益。
　　坚持环境税收的效率原则就要突破过去的那些高费用、低效果的治理方式，改变以前的末端治理模式，尽可能地将征收环节设置在造成污染的原材料、能源的生产或流转中，相对于末端排污者而言，原材料、能源企业的数量还是比较少的，这样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成本也会相应下降，政府可以集中有限的监管力量使税收足额及时入库。另外，通过税收杠杆引导企业对原材料、能源的生产工艺进行改进，可以大大减轻在使用环节造成的污染。这不仅节约了政府管理成本，更有助于实现控制污染的目标。
　　
　　四、适度从紧原则
　　环境税能否产生较好的效果，不仅取决于环境税的制度设计，而且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条件相适用，以及采取适当的环境税的实施方式。在此基础上，环境税应体现一定的从紧、强制性的效果，这是由环境保护的公共产品属性和经济外部性以及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所决定的。
　　首先，环境税的设计要与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条件相适用，其关键在于环境税税率的确定。较高的税率会使环境税产生较强的刺激作用，有利于清洁生产、环保性消费等新行为模式的形成，使环境税产生较好的环境效果。但较高的环境税税率会导致环境税税额远高于污染治理成本，使经济实体为过于清洁的环境支付了不必要的成本，这样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造成经济的萎缩，最终使环境的保护也因资金的匮乏而成为无源之水。因此，环境税的设计要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相适应，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致使环境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也应注意环境税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是生态保护，保证环境保护的有效性是环境税的本位要求，如果环境税要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的目标，环境税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环境税的设计在考虑经济发展时，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功能，即使暂时会有阻碍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应采取适度激进的环境税设计。
　　其次，环境税的设计要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政府从宏观层面制定一个时间表并予以公布，确定环境税的实施阶段，设定每个阶段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每个目标的具体实施步骤。这种长期的可预见的实施计划，体现了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强未来经济行为的可预见性，这样可使环境税具有较好的可接受性，有利于生成一种新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模式，并保证企业行为、个人行为连续调整的积极性。
　　最后，从更深层次来讲，环境税应促进公民、企业的“环境友好”型的行为理念、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形成，使环境保护变成内在的、自觉的行为。环境问题作为人类活动的后果，是人类过度干预自然造成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观念，缺少生态保护的理念，养成了人类对于物质享受过度追求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导致环境损害、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环境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应更多依赖于人类行为理念和模式的转变，而不是外部的强制。可以说，我们对于人类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有利于生态的行为理念与模式已有正确的认识，但人类远没有把这样的行为理念和模式变成一种自觉。从行为学的角度讲，要使人类放弃旧有固化的行为理念或模式，而转向与之对立的方面，不是几次的宣誓就可完成的。一开始，外部法律制度的强制是必需的，明确而稳定的法律制度强化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完成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塑造。从这一点讲，起始的环境税设立不能过于宽松，适度强制将是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强化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使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养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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