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对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及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日益增大；相反，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和经济利益分配宏观控制作用相应减少——呈现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市场竞争过度，市场的本质（自由、公平、竞争和效率）又被其自身发展所异化，从而产生经营垄断和两级分化，导致资源配置浪费、无效，市场萧条，生产相对过剩，经济效益下降，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时——即当市场经济进入“市场失败”（或市场本质否定）阶段时，政府的调控作用又显得特别重要：政府可结合货币政策，通过财政这一经济调节器对市场偏差加以矫正，引导市场经济重新走上健康、稳定增长轨道。

　　一、经济特征

　　我国经济在1982年前基本上处于供给约束型或卖方市场经济阶段；1982年开始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阶段。1978—1996年，从总体上说来，农民人均消费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步走势，居民消费曲线低于经济增长曲线，并且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和农民人均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0.46和0.63.就目前而言，我国经济正处于以下特征阶段：

　　（一）积累过度，消费不足，市场疲软。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5.81％，增大到1996年的56.16％； 居民储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居民消费增长又与经济增长呈同步走势。并且消费增长大大低于经济增长，消费呈疲软状态。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相关系数为0.46）依靠国内人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特别是广大农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相关系数达0.63），或者说，我国现在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特别是农民消费水平变化。www.11665.Com所以，目前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不是扩大出口，而是增加内需，特别是增加农村商品市场有效需求量。居民储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弱于储蓄和经济增长，引起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商品滞销，库存积压增多。如国内批发零售贸易企业的年末商品存量，1995年为6705.5 亿元， 1996年增加到7227.3亿元，库存率由1995年的18.13％上升到1996 年的18.75％。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个人收入比重偏大，政府收入比重偏小，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被严重削弱。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的5.81％增加到1996年的56.16％， 而同期财政预算收入比重却由1978年的31.24％逐年下降到1996年的10.8％。 说明我国这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轻税富民政策，调整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利于民，达到民富国昌。个人收入增长的原因在于：一是我国人民具有节俭的优良传统，还没有贷款消费、超前消费的习惯；二是居民储蓄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由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储蓄的，他们人数少，个人消费水平总量有限，对整个社会消费水平影响小，因为多数居民消费水平受制于其收入水平，而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大体上与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同步发展。所以，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轻税富民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少数人通过偷税漏税、廉价购买国有资产、行贿受贿等不法手段，侵占国有资产，造成私人收入、储蓄非正常增长，从而导致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渐削弱，相应增强市场对经济的自发调控能力。

　　二、财政政策

　　随着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国家财政调控经济的手段有所削弱，而市场自发调控力度逐年增强，但是，国家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仍有较强的影响。如1978—1996年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相关系数达0.59，即国家通过政府公共收入（税收政策）和支出（财政支出）两个基本手段，可以能动地引导、调控经济发展方向、增长速度。如在经济增长过热、消费过度、供给不足阶段，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税收、紧缩消费过度；供给不足阶段，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税收、紧缩财政支出，减少公共开支，相应控制私人消费和投资的盲目增长，缩小市场有效需求量，引导经济走上健康、稳定增长轨道；反之，当经济处于市场疲软、消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阶段，此时适当增加政府公共开支、减少私人消费及投资的税收，激发私人消费、投资热情，来增加市场有效需求总量，从而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一）降低存贷款利率，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税。由于近年来市场疲软，消费不足，企业效率下降，工业资金利润率逐年降低。根据资本市场原则，一般情况下，经营资本利润率是金融资本贷款利息率的2倍，金融资本贷款利息率应随经营资本利润率的降低而应降低。具体地说，根据我国目前经营资本平均利润率偏低（1996年全国工业平均资金利润率为7.11％）现状，金融资本年贷款利息率应降低到经营资本年平均利润率的二分之一左右，即一年期贷款率应降低到3.5％左右为宜， 年存款利息率也应相应降低（降到2.5％左右为宜）。同时， 对居民存款利息收入可以开征累进分级所得税（即存款额度越大，对应所得税率为消费、投资，扩大市场有效需求。为防止资本非法转移国外，一是严格控制外汇兑换、流转，二是对转移资本征收资本转移税，税率高于国际资本市场一年期存款利息率。

　　（二）降低一般投资、消费税率，开征、提高高档消费税率。在多数人解决温饱问题后，住房改善成了大家的首要目标。为改善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住房条件。促进房地产业复苏、发展，使房地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应适当降低中低档房地产交易税率、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土地占用税率。同时，降低其他中低档消费税率；另一方面，对星级饭店、夜总会、高尔夫球等高档消费场所，可开征特别消费税，提高延席税税率，加强对个人所得税征收力度。

　　（三）将所有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改为税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强化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遭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预算外收入逐年增加（特别是地方预算外收入几乎达到与预算内收入相等程度），相应预算内收入比重逐年降低。如1978—1992年，我国预算内外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27％—40％，平均达33.17％。其中预算内收入比重只有13％—31 ％，平均为18％，1996年则降到10.8％，而预算外收入比重则平均高达15.16％。而同期美国预算内外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只有18％—20 ％，其中预算外收入比重一直控制在4％—5％之间，预算内收入比重则高达15％—17 ％（注：摘于财政部综合司译《美国政府预算收支统计（1934—1994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虽然美国的企业、 私人公共经济负担小于我国企业、私人负担，但其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与我国相关无几。所以，为增强我国政府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应将分散与各部门掌握的各种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转化为税收，纳入国库，增加财政预算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预算内收入比重提高到15％左右，预算外收入比重严格控制在5％以内，直至完全取消。

　　（四）适当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弥补降低一般投资、消费税收所减少的财政收入，可适当提高中央财政赤字比重。与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我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小，欧美国家高达2％—5％，而我国，1995年为0.99％，1996年只有0.77％。因地方隐形财政赤字大，所以，严格控制地方财政赤字比重，适当提高中央财政赤字比重，将中央财政赤字比重提高到20％左右，则每年可增加中央财政支出700多亿元。另外， 我国目前国家债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偏小，至1996年仅达2.8％，1997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才5％左右。 而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国家债务收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多在40％以上，其中德国已超过70％。所以，适当提高我国国家债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之提高到10％—20％，则每年可增加5，000—10，000亿元国家收入。

　　（五）增加财政社会福利支出，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市场有效购买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贫富差距逐年拉大，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现象。如重庆市，1996年人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比为3.02∶1，而1997年两者之比则扩大到3.65∶1.从全国看，1995年人均收入最高与最低之差为6035.59元。1996年则扩大到6796.82元。从人均支出占收入比重看，1995年最低收入者支出占其收入比重为94.64％，1996年又进一步提高到94.85％；而1995年最高收入者支出占其收入比重仅为73.29％，1996年又进一步降到70.11％，比同期最低收入者比重低24.74个百分点。 这说明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消费欲望强、储蓄欲望弱，或者说，低收入者的潜在购买力强于高收入者。所以，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现在大中城市最低生活费每人每月应提高到300 元以上，县级城市最低生活费标准每人每月应提高到200元以上）， 增加最贫困人口的生活补助和失业补贴，可以将他们的潜在购买力转变为现实有效购买力，在扩大市场有效需求的同时，也缩小两极分化，减少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增长。

　　（六）激活农村商品市场。广大农民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潜在商品需求者，农村市场潜在购买力最大，农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制约力也最大。如1978—1996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46，而同期农民人均消费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系数则高达0.63，呈现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农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要高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因此，现在，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措施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挖掘农村潜在市场购买力，扩大农村商品市场有效需求。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有效政策引导：（1 ）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应将各种税费、提留款等一切负担归一，摊入每亩耕地（“一条鞭法”），坚决纠正、杜绝按人头摊派税费、提留款做法，将每亩耕地总负担控制在每亩收入的10％以内（现在普遍在30％以上）；组建农民负担督察委员会，成员由政府执法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和农民共同组成，加强对农民负担经常性检查、督促。（2 ）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发展“两高一优”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出年增长幅度保持在10％以上（扣除物价因素）；逐年削减人头经费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重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增加农村经济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3）大力扩建、 完善农村商品批发市场，搞活农村商品流通。（4）引导农民组建农民消费合作社，减少商品流通中间环节，由农民消费合作社直接与工业生产企业签订商品买卖合同，降低商品流通成本。

　　（七）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以基础设施建设启动经济增长。适当增加财政对水利、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同时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提供低息中长期贷款、贷款贴息、确认投资者对所建成基础设施50—70年使用权或永久性所有权等），引导私人资本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如开荒造林、造田，治沙造林、围海造田、修建路桥、水库、电站以及开采矿产资源等等，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增加就业机会，以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经济复苏、增长。

　　（八）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套。为确保国民经济10％以上增长速度，一是继续实行宽松的轻税政策，税收增长速度控制在60％以内。二是货币发行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控制在2％左右， 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控制在15％—25％，储蓄比重与财政收入比重差额不宜过大，控制在5个百分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