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确立科学的理论基础，因为科学的理论基础是规范正确的研究方向、确定正确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科学的研究结论、建立合理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 
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近年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思维方式、分析方法上对传统经济学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似乎又拉大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我国财政理论中应用理论的研究较为滞后，多限于对财政分配过程的描述及对现行制度政策的诠释上，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应用理论体系。因此一些应用经济学理论纷纷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挂钩而与传统经济学脱钩。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只要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就行了，不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首先，西方经济学应用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照搬显然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持上述观点的人恐怕并没有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就断言它已经不适合当代中国的需要了，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误解。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理论基础的完整性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有自己区别于其它科学的独特研究对象，而要正确、有效地探索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必须要坚持理论覆盖面的完整性，首先就要求理论基础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内容完整、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wwW.11665.COm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其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加以理解。哲学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财政经济理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政府等观念，都是一定的哲学思想运用于这些领域得出的结论，它是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界定财政的概念、性质、运行体系、职能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明确财政作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与国家的本质联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利于国家职能实现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经济周期理论等，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理论和相应的财政政策理论的理论基础。三个组成部分有机联系，不可分割，如果只以其中的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很难全面地认识这种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社会实质，也就很难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实践了。 
二、理论基础的政治性 
关于财政同政治、国家、社会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根据对历史实践经验的科学分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如：从社会制度产生和建立的角度，作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的理论；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与职能实现的角度，作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和“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以及“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的结论；从国家改革策略任务实现的角度，作出：“如果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没有成就，我们的一切根本改革就会遭到失败”的结论；从财政与政治关系的角度，作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结论，并把财政工作看作是“最大的政治工作之一”，把政治观点确定为财政工作的首要观点，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可见，政治性是财政的本质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古往今来一切国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是利用国家、法律、民主等形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治上的统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立法机关（议会）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对政府的立法监督，体现出相当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是实现财政管理法制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当前我国财政管理制度存在着相当随意的现象，制度多变，缺乏可行性和权威性，财政管理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普遍，民主法制制度不够健全，财经纪律松驰，方针政策贯彻不力，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因此，以民主法制为依据的现代财政监督机制亟待建立，确立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也决不应把国家、法律（特别是宪法）、方针政策等因素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意无意将其排除在财政范围之外。 

三、理论基础实践性 
财政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为财政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在揭示财政活动规律的同时，又必须研究如何使财政活动规律在我国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财政科学理论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服务，体现财政理论的真正价值。我国财政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的系统分析，出现了财政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财政理论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充分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才能在实践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以科研服务于实践为宗旨，将财政理论的层次扩充到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三个层次，重新界定了完整体系的财政科学研究方向，这不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科学理论抽象过程的内在要求，也符合财政理论应用于财政实践的实际需要。应用理论与财政实务密切联系并直接指导财政实践。目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财政应用理论研究面临着新旧交替特殊的理论和实践环境，选准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至关重要，它决定财政应用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要选准实践起点，必须将现实和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新旧体制并存时期的财政活动规律、政策原则作必要的研究和总结；另一方面要循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去构建科学完整的财政应用理论体系，指导财政工作，巩固和发扬成绩，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矛盾，保证财政工作更好地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四、理论基础本土化 
中国财政学必须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应当研究市场机制和公有制、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内在统一性，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理论应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第三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经济理论应研究经济改革的规律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巨大变化，使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当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某一特定的经济现象时，经济理论必将有所创新。而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深刻揭示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伟大的创举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对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即我国财政学理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财政保证国家职能实现为研究主线，以财政分配、财政管理、财政调控的规律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必须以邓小平思想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五、理论基础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吸取营养和丰富发展，包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尽管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可取之处。当代西方经济学很注重研究各种具体问题，得出的某些具体理论观点，提出的某些对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生产的某些客观法则，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另外，西方经济学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经济模型为分析工具，以精确证明现象之间联系的方法，便于证伪，易于操作，我们也可以利用其研究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财政是个历史悠久的经济范畴，古今中外财政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理论基础的重要一点就是要从我国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批判地借鉴吸收，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随着我国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财政理论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何将传统财政理论中的科学成分和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创新的优秀成果按财政科学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科学地纳入其有机整体加以改造和完善，这就必须以科学理论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和具体研究分析的原则，对原有的理财观念加以继承、发展和更新，推动我国财政理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当前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姜维壮.《与共和国同发展共辉煌——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50年的发展暨其历史使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10期。 
［2］张敦胜.《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财经问题研究》1997.9.17—23。 
［3］王延杰.《我国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解构与重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