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研究举债和征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西方经济学家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嘉图等价定理因其严格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成立,但却提供了一个估计财政政策效果的有用框架。正确理解李嘉图公债理论,对于研究政府举债与征税的关系及两者对经济的影响,对于研究政府财政政策的选择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嘉图等价:举债:征税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和公债的财富效应
    1974年,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其发表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的着名论文中,采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视角,通过深奥的数学推理发现,赤字融资的补偿陆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政府支出既定的条件下,发债和征税的经济效应是一样的。发债实质上是延期征税,理性消费者会预期到:在政府支出既定时,目前由于赤字融资而导致的税收减少,会使未来的税收更高,而且未来税收增加额的现值会等于目前税收的减少,居民不会因为购买公债而增加消费。强调了政府筹资是通过征税还是举债的方式,对消费没有任何影响。这种思想的政策含义极为深远,如果人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纳税只是被推迟了,那么,政府借人债务的任何增加都将被私人储蓄的等额增加所抵消,结果国内总储蓄不变。既不存在消费扩张,也没有收入的乘数效应,投资的挤出也不会发生,当然未来的一代人也就不会承担由于举债而使资本减少的负担。经济活动同政府预算平衡时完全相同。这样,巴罗的思想就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举债在短期内影响总需求,长期内可能通过“挤出效应”影响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wWw.11665.CoM
    巴罗的以上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发表的题为《巴罗的(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中,首次将巴罗的上述观点命名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关于上述税收和公债等价的思想,最初应该归功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李嘉图认为政府举债和征税对经济影响的性质是相同的,即两者都会减少国家的生产资本。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7章中说:“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费用或政府一般支出而课征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这种开支每有节省,即使不是增加到纳税人的资本中,一般也会增加到他们的收入之中。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征集2000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课征的100万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开支的是那2000万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课征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这段话可以概括为:(1)政府举债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2)公债利息是以税收支付。这种支付实际上是收入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国家的财富不会由此而发生变化;(3)政府征税也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但征税后不存在利息支付问题;(4)政府举债与征税对经济的影响性质相同,即二者都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
    李嘉图等价的核心观点是公债仅仅是延迟的税收,当前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公债本息在将来必须通过征税偿还,而且税收的现值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李嘉图等价的逻辑基础是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即假定能预见未来的消费者知道,政府今天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通过发行公债而不是征税为政府支出筹资,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的税收负担,惟一改变的是推迟了征税的时间。根据李嘉图等价的观点,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准确地预见到无限的未来,他们的消费安排不仅根据他们现期收入,而且根据他们预期的未来收入,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公债而将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现时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从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原理:选择征收一次性总量税,还是发行公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于居民的消费和资本形成(国民储蓄),没有任何影响。从以上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政府运用税收和借债为支出筹集资金是否存在差别的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居民是否把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当作其财富的一部分——即公债是否具有财富效应?
    通过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我们可以深入地论述这个问题。总消费函数在国民收入决定的模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消费函数通常被具体表述为可支配的总收入和总财富的函数,即c=c(yd,z)。关键问题在于私人持

有的政府债券是否被私人当作其总财富的一部分。如果消费者将全部的债券仅仅作为未来延迟的纳税义务,那么这些债券就不能作为总财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没有认识到,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并不关心这些债券代表的未来纳税义务的真正含义,或者更可能的是这些债券根本不需要偿还(政府仅仅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偿还政府债务),那么这些债券就可以被看作是总消费函数中总财富的一部分。帕廷金(patinkin,d.)在其1965年的着作《货币、利息和价格》中指出,公开发行并已出售的政府债券,有比重为k的部分被视为财富。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即如果人们意识到,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要通过将来的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券就不会被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举债同课税一样,不会引起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即k=0;如果人们并不将手中的政府债券同未来的税收负担联系起来,政府债券就会被全部或部分地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则0<k<1。其结果是,公众会因总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当前和未来的消费。总之,如果政府以公债替代税收。公众将以k倍的速度增加即期的消费数量(0<k<1)。面对征税和发行公债,公众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巴罗、托宾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再解释与质疑
    从上面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解释可以看到,无论用发行短期还是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实现当前的减税,等价定理都能成立。然而。李嘉图等价定理却无法解释下面的现象:假如一些或全部消费者在政府偿还公债之前去世,这些人既享受了政府因举债替代征税而带来的减税的好处,又无需承担由此而发生的未来的税收,那么,他们生前的消费行为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吗?
    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做如下解释:对于那些减税期间活着、却在政府偿还公债前已经死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负担税款的现值下降了,由于他们不必用公债去支付政府为偿还公债而增加的税收,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会随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假如消费者是完全利己的,他们增加消费的行为将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针对上述情况,巴罗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其原因在于,消费者不仅从自身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也从他的后代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即ui=ui(cyi,col,u*i+1)。公式中ui表示第i代人的效用,eyi表示其年轻时的消费,coi表示其年老时的消费,u*i+1表示第i+1代人的最佳效用。由于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他自己一生的消费,也取决于他的后代的效用,因而他会像关心自己的消费一样关心其后代的消费。
    巴罗认为,代际之间的所有消费者都关心其自身及后代的消费。当政府用发行100元债券来替代100元税收,由此而使即期税负减少100元时,他知道这意味着未来的税收将增加100元,因而面对即期税负的减少,他的反应将不是增加自身的消费,而是将购买的100元政府债券保存起来。如果他在债券到期之前去世,这100元政府债券将作为遗产留给他的后代,以支付政府因债券本息负担的增加而增加的税收。假设在他的后代的有生之年政府债券仍未到期,便可以继续留给其后代的后代,以便用以支付债券到期时的税收。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来说,政府为偿付新发行的公债本息而课征的税收,由他还是他的后代来偿付,是没有区别的。在巴罗看来,消费者是否死于债券到期之前,这对于他的即期消费不会产生影响。购买债券与缴纳税收一样。会减少即期的个人消费。巴罗的见解,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在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即使死于债券到期之前,仍能成立。
    巴罗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维护和发展,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支出日益依赖公债的发行,因此,公众在面对政府采用发债还是征税的不同决策时,是否会对消费采取不同的行动,将会对国民收入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罗认为,既然消费者具有关心其后代效用的利他动机,则消费者就不会将政府为替代征税而发行的债券作为财富的增加,因而即期的消费不会改变。
    巴罗复活李嘉图等价定理。主要是想通过这一定理证明公债活动进而证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无效性。以此来反驳20世纪30年代开始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为此,新凯恩斯主义的典型代表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提出了质疑。托宾在其着作《财产积累与经济活动》一书中,对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失效,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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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首先,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不但要求各代消费者具有利他动机,而且还必须保证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产为正值。而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富并不总是正值。比如,虽然消费者关心其后代的效用,但如果后代比他本人更富裕,他便会认为即使从后代那里获得财富,也不会影响后代的效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留给后代的财富就不一定会是正值,这并不改变消费者的利他属性。实际上,消费者也许并没有遗赠动机,因为可能他们没有子女,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人的福利。因而,当政府采用公债替代征税时,消费者便不会将债券留给后代,让其用于应付未来税负的增加,相反,由于偿还公债本息所需增加的税收要在他死后才开征,因而他所要承担的税负的现值下降,财富会增加。因而消费者当期的消费支出完全可能会随之而增加。除此之外的家庭则会很明显地意识到,公债偿还时他们的后代将不得不承担起这些家庭转移的额外税收负担,尽管他们仍然会给自己的后代留有遗产,但对这种负担的不均衡、不公正分布预期,将使遗产不至于增加到能够支付起后代人所负担的税收,更不用说人们一般也没有能力维持其本人和后代人的效用(尤其是一个家庭有多个孩子时)。因此,由公债发行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对增加的收入不会完全用于增加遗产形式的储蓄。消费的增加是必然的。其次,支撑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假设是政府对每个消费者减少税负的数额相同,并且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差异。这一假设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现实生活中一次性总付的人头税并不存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常常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对每个消费者来说,税收减少的数额不可能相同,并且消费者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为了方便说明,假定政府减税政策的受益者为消费者人数的一半,受益者当期税负减少200元。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要保持不变,因此,减税而引起的收入减少,政府将通过向所有的消费者发行100元的债券来筹措,假如政府债券年利息率为5%,人口不变,若政府在第二年偿还本息,则会采取向每个消费者增收105元的新税来实现。公愤持有者与税负承担者范围的不一致性,以及同为公债持有者、税负承担者,其公债持有比例与税负承担比例的不一致性,使社会资源从税负不变的消费者转移到了税负减少的消费者手中。其结果是,减税的受益者将会增加当期消费,受损者将会减少当期消费。消费结构的这一改变,是否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取决于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对比。如果二者相等,不会影响社会总需求。如果二者不等,前者大于后者。社会总需求会增加;而前者小于后者,则社会总需求便会减少。消费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的差异,使李嘉图等价定理不能成立。
    第三,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依赖于“一次性总付税”的假定,因此才会有税收总额的变化可由公债数量的变化来替代的分析。实际上,现代社会的税收,其形式大多是根据经济行为来确定的,而不是李嘉图等价定理所要求的总额税。税收的上升或下降必然导致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与等价定理所揭示的内容相矛盾,因而使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有效性受到限制。
    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现实意义
    一是李嘉图等价定理揭示了政府举债的实质,公债无非是以公众未来的税收替代了眼前的税收,消费者的纳税义务并没有消除,只是推迟了而已,即公债是延迟的税收。公债替代税收,政府支出计划所派生的纳税义务被推迟了,消费者就可能因税收现值的下降,当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因此,分析公债替代税收所产生的财政效果,对政府制定财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由巴罗提出的当前和未来的每一个消费者都始终关心他自己及后代消费的这一论点,引发出政府是否必须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偿还政府债务的问题。假如政府可以用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方式滚动债务,而不需为偿还公债本息而增加税收,则政府以举债替代课税而产生的当期税负的下降,并不会引起未来税负的变化。消费者当前税负的必然降低,将导致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引起消费支出的增加。
    三是公债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是通过增加税收而不是发行公债来实现时,人们会减少当期的消费。但如果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不是通过税收来获得,而是依赖发行公债来维持时,则公众至少不会减少即期的消费水平。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形式不同,将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从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
    四是政府债券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消费支出,进而影

响国民收入水平,则取决于公众对举债与未来税负关系程度的认识。因此。政府债券在多大程度上被私人部门看作净财富,在政府债券市场转换的真实影响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当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采取发行公债而不是增加税收的做法,对总需求施加扩张性影响。托宾认为:“举债筹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排挤了资本存量,凯恩斯主义者和像布坎南那样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们都持有这种看法……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是可以行得通的。这就是说,用发行债券代替目前的征税,将会刺激目前的消费;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由此而引起的总实际需求的扩大,将会增加产量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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