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天职与责任”的理念指导下的经济行为可获得既定的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的实现会催生出对精神利益的追求，精神利益的获得性强化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利益价值的实现。对这一路径进行现代性解读，我们会清晰地看到这一路径的价值通约性、物性化和世俗性以及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重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建设、倡导责任伦理的重要性。
　　关键词：经济利益实现；现代性；读写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从一个独特的分析经济运行的视角对于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影响以及经济现象的社会因素作了系统分析。在书中，韦伯假定个人经济行动是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主观意图的）驱动的，而资本主义精神又是与新教伦理 （外在的结构性因素）相勾连的。同时，韦伯指出以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石人们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理念——责任伦理，在此经济理念指导下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利益实现的路径：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可能获得既定的经济利益，而既定经济利益的实现又会催生出利益主体对精神利益的追求，精神利益的获得进一步推动了更高层次的经济利益的实现。
　　
　　一、 天职与责任：经济利益实现的理论前提
　　
　　韦伯认为， 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个人应该服从于他的“天职”。不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都对此有责任和义务。这一“天职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根基，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赖以得到巨大发展的精神动力。
　　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杰出宣扬者富兰克林，不仅宣扬了发迹的方法，也宣扬了“一种奇特的伦理”：“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并以此视为目的。Www.11665.cOm……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这一“精神气质”即是责任伦理，也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容是责任伦理的重要起点，“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同时，韦伯进一步指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就形成了：受到上帝的恩宠、受到上帝的祝福的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只要他们的外表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无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无非议，他们的金钱利益就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同时他们还认为这是在尽一种责任。
　　
　　二、 经济利益实现机制分析
　　
　　在本文中将以2010年10月份被福布斯排名为中国首富的娃哈哈集团的发展壮大为例，对经济利益的实现进程进行一系列的阐述与分析。
　　1. 经济利益的初次实现。“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最初，人们在责任伦理的推动下，追逐经济利益的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投身于赚钱的事业并非处于某种宗教的伦理，而是出于“完全适应这一制度”，天职观念已然转化为经济冲动。在经济利益不断实现的过程中，循道宗的信徒们不断实践着勤奋节俭，他们的财富也在不断的增长，他们的傲慢、愤怒、欲望与渴望也会不断的加强，他们的精神也在不断的远逝。无独有偶，在中国的明清时期，虽然工商业者们没有听说过加尔文教，但工商业的经营盈利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些都和加尔文主义有相似之处。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德目。……明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
　　经济利益的初次实现即利益资本积累阶段，在这一阶段，利益主体的许多精神品质在不断加速经济利益的实现，比如节俭、勤劳、认真、坚韧等。以娃哈哈集团为例，1987年宗庆后与两名退休教师，从无到有，靠代销人家的汽水、棒冰及文具纸张赚一分一厘钱起家；第二年为别人加工口服液；第三年，以“两口锅子、三个罐子”开发了中国第一支儿童营养液，较好地解决了儿童厌食、偏食造成营养不良的社会难题，借着“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该产品走红全国。宗庆后后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造就了他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性格和良好的素质，也正是这些优良的精神品质造就了宗庆后。
　　2. 精神利益的获得强化。关于物质利益的实现对于精神利益的获得性强化的作用，韦伯在书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如果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经得起考验，那么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是沉重”。更为精彩之处在于：“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韦伯进一步指出，“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精神利益的获得性强化在具体的经济利益实现进程中就表现为物质利益输出获取精神利益阶段。如娃哈哈就在积累了巨额财富后，开始关注公益事业、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公共危机。巨大的财富背后，宗庆后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慈善商人，其在“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中频频露面。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行为，正如其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话采访时所说：“做善事是企业应尽的责任，因为企业生存于社会，就应当回报社会”。因为更多这样的故事，在浙江乃至全国，宗庆后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企业家。
　　3. 经济利益的循环实现。精神利益的获得必将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名誉、责任等的无形资产的上涨。如同“道登所指出的，后来当‘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现世和来世’的原则终于取得主导地位时，所谓行善的良知只不过成了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手段之一，如同德国那个关于软枕头的谚语所说的一样。然而，十七世纪伟大的宗教时代遗留给它讲求实利的后人的，却首先是一种善得惊人的，甚至可以说善得虚伪的良知，以此来获取金钱，只要获取金钱还是合法的行为。这里，‘你们很难使上帝满意’的教义已荡然无存，连点痕迹都没有了”。
　　精神利益的获得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物质利益的实现在娃哈哈这里就表现为履行责任推动发展。宗庆后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模范、获得充分肯定的标志是被授予“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据统计，目前全国民营企业经营者有数百万之多，但是只有不足200人被授予这一荣誉称号。娃哈哈集团30多年来巨额的公益事业支出，深获各界赞誉。宗庆后对此却十分淡然。他告诉记者，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履行社会责任是应该的，是应尽的义务。更何况，企业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也有收获。在他看来，履行责任与推动发展不仅不矛盾，还可以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是在积极地履行责任，为社会不断奉献新品的过程中，娃哈哈自身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迄今，娃哈哈已连续多次获得“中国最受尊敬企业”、“cctv我最喜爱的中国品牌”等荣誉，这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巨大的无形力量。 还有，鉴于西部、贫困、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便宜、土地成本较低等等原因，娃哈哈在实施对口支援的同时自身也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娃哈哈外地公司的产值、利润已占整个集团的一半以上。 正是由于娃哈哈不断以强烈的责任感回报社会，不断提高了品牌美誉度，不断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不断推动了企业发展，才有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人家是危机，对娃哈哈是机遇”这一经典案例。 总之，任何经济理性行动都存在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二者的统一，二者都不是完全分割的，二者总是共同存在、共同作用的。二者之间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利益诉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精神利益的追求愈发重要，并对物质利益生产与调整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现实中的利益调整绝大部分仍停留在单纯的物质利益上面。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娃哈哈这种原本牺牲物质利益的行为，却在精神利益达到一定的收益之后，得到了几倍于"牺牲成本"的回报。结果是，娃哈哈凭借积极履行责任获得了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双丰收，这甚至可能是同等条件下两者的最优配置。

　　三、 经济利益实现的现代性解读
　　
　　“现代性”一词出现于19 世纪。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现代性首先是人类经济实践活动的产物，与现实经济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从其深刻和内在特性来讲，现代性本身与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经济性有关，与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分析态度相联。价值通约性、物性化、世俗性是现代性自身的三个维度，也是是我们透视经济利益实现的三把钥匙。
　　1. 经济利益实现的价值通约性。经济利益实现的价值通约性显示了人类的主体性在世俗社会的张力，它以一种经济性符号来兑换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它与现代性的勾连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经济价值作为主观价值的客观化，对于直接享有的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距离化产生影响。二是永恒的资本观念和商品世界可自由兑换的原则，构成了近代形而上学对世界存在的绝对性理念的一种经验证明。三是生活世界的物性化存在与精神世界被完整地通兑为物性世界的交换单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经济利益实现的视角来看，价值通约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无非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利益不断实现的进程中，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货币自身的特殊功能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将货币与对象化世界的可通约性加以放大，出现了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通兑的错觉。货币的这种可通约、可兑换功能，随着市场张力的扩大，不断由物质利益层面向精神利益层面渗透；由经济单位向经济域外的各部门渗透，最终导致货币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利益交流的唯一的纽带，直至产生“货币通兑一切”的错觉。
　　其次，在经济利益不断实现的进程中催生出主观世界存有的货币幻象。货币幻象是人的主观感觉、意念、联想和想象的产物。其起源于商品制度的社会，其实质是在观念中用货币来剥夺整个世界的固有价值。其特权对人性的侵蚀，它使人对外部世界的价值判断出现双重标准：可量化和不可量化，对人的认知系统和评价系统产生影响。在经济利益不断实现的过程中，交换与兑换极易把最卑下的与最高尚的存在统统化解为一个毫无差等的换算单位，世界的差异性即刻被消解在量化的公式中。
　　最后，经济利益实现的价值通约性来自资本张力与权力张力的互动。通约反映着社会关系的交换，从本质上说，它来自作为特殊货币的资本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资本是构成现代性的基础，资本被创造的过程，就是现代性形成的过程。资本对现代性影响的重要方面，是资本张力与权力张力的互动问题。在以资本为中轴的社会里，人与外部世界的价值通约领域，随着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逐，一切存在都变成商品，无论从物质到精神的延展还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跃动。同时，经济利益的实现得益于权力的张力，资本通过权力的制度化运作，获得了“兑换一切”的社会功能。
　　2. 经济利益实现的物性化。芒图从四个方面对物性化的“物”进行了诠释：首先是机器的使用，“大工业的显著的特征就是使用机器”。“这些工具能产生相当数目的工人所能产生的物质力量”。其次是一种工厂制度，即“以经常的劳动来看管一套由总动力不断发动着生产机器的、不分长幼的各种工人的协作”。再次是商品的生产，即“那些不是自然界直接提供的消费品的生产，是各种工业的目的”。最后是资本的运动，“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以及越来越多而又有组织的人员便构成了大企业，即真正的工业王国；作为这个巨大活动的动力、作为原因而又作为结果的资本，在人力和机械力的炫耀后面活动；被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即利润规律鼓舞着，这个规律推动它不断地生产以便不断地扩大自己”。由于在广度和深度上对物的开发和激活的成功，人对物的占有和分享的欲望愈来愈膨胀。伴随着经济利益的不断实现，人类心向朝着物性化维度改变。从此，精神利益不断被投资，不断被资本化，不断走向物性化，不断为利益主体带来丰厚的收益。
　　经济利益的不断实现催生出机器—技术幻象。工业革命之前，利益主体主要依靠古老的手工劳作方式，借助自然的仁慈和险恶来解决自身存在的生存问题。环境的静态，需求的本能，劳动的低效，生活的慢节奏，与利益主体对自然的排序缺乏精确性和对自然的“攻击”缺乏清晰性的能力保持着原始的一致性。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机器的出现，利益主体在增强了对自然的支配的同时，也沉迷于工具手段的使用。机器—技术智能化的同时伴随着利益主体的主体地位的失缺。人类历史可以没有目标，但不能容忍机器的任何中断。正因为如此，机器—技术“神灵”使得17世纪~18世纪的企业家心醉魂迷，据史料记载，在厂商的信笺上加盖“蒸汽企业”字样，甚至还印上烟囱在滚滚冒烟的厂房图形，这已成为那时一种享有盛誉的标志。
　　3. 经济利益实现的世俗性。世俗主义的发生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客观化显现，作为现代性特征之一，“它教化人的市场意识，即在市场环境下人们通过市场去追求利益，也就是通过提供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服务，为社会生产出财富，来获取利益。人的社会行为和活动，首先要仔细考量经济的价值取向和效益问题，要善于将它们纳入到市场的交换原则和资源配置的框架内来进行思考”。在经济利益的实现的每一个环节中，普遍暗含着“考量经济的价值取向和效益问题”，而且这已经成为经济利益实现主体的内在的素质要件。
　　经济利益的初次实现也滋生出人们的许多广为流传与推崇的价值理念与现代商业精神，如自主、契约、信用、公平、合作、开放、创新、洞察、远见、责任等等，也推动了人们的精算观念和成本意识、追求细节等价值观的倡导，这些价值理念的不断升华与锤炼，成为了人们追逐的精神利益。
　　世俗主义也不断尊重和开发利益主体的欲望，不断推动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实现。最初的资产阶级与学者大都认为，热衷财富和权势是人类的天性注定。正是永不知足的欲望帮助人类不断实现自己的利益：生成了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打造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经济学家康芒斯曾转引边沁的一段名言：“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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