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兴起的原因历来鲜有共识，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部分因为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者占了上风。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复兴了经济增长理论，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绩效贡献甚微。在2002年，两位顶尖的华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持久增长发展路径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关键词】 大西洋贸易 制度变迁 内生比较优势 后发劣势
　　
　　西方兴起的原因历来鲜有共识，马克思认为是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对亚非拉的血腥掠夺，韦伯则认为新教教义对西方的兴起起着关键作用。20世纪后半期，诺思、托马斯等人又将西方的兴起归结为制度创新、交易费用的节省。在《西方的兴起》、《经济史结构与制度变迁》等著作里，诺思等人通过对15世纪到18世纪西欧经济史进行定量分析，将“为什么在这近四百年航运技术没有明显进步的前提下，西欧的贸易量却有突飞猛进的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制度创新。这一假说无疑有很强的解释力，诺思本人也因此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大西洋贸易重于制度？
　　这几年以“中心——依附”理论为支撑的《白银资本》红极一时，把西方的兴起重新归结为对美洲黄金、白银的掠夺。mit的daron acemoglu（2005年克拉克奖获得者）和人合写了一篇名为《西欧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发表在2005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他们提出新的假说：大西洋贸易至关重要，它一方面直接催生了gdp增长，更重要的是它能诱致不同方向的制度变迁，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走向。WwW.11665.Com也就是说acemoclu et al（2005）认为大西洋贸易是制度变迁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注意与诺思的观点不同之处）。他们通过构造一系列的计量模型，（本文为行文方便去掉了原文的固定效应变量，但不影响原文结论）以城市化率和人均gdp衡量经济绩效，逐次引入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当解释变量只有西欧虚拟变量时，系数较大而且高度显著，当增加大西洋贸易虚拟变量时，先前显著的西欧虚拟变量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了。也就是说，一旦控制贸易变量，西欧国家并没有表现出突出的经济绩效，由此排除了西欧国家的兴起是因为地处欧洲西部本身的这个解释。
　　acemoclu et al（2005）使用polity iv的方法构造衡量制度指数，以度量对王权与王室垄断海外贸易的限制程度，并由此说明初始制度的重要性。增加制度指数后进行回归，如果制度指数的系数是高度显著的话，就可以下结论说，单纯制度因素对西欧兴起作用明显。但回归结果显示制度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统计检验，这意味着我们找不到明显支持制度单因素变量导致西欧经济起飞的证据。继续引入新的变量——制度指数和大西洋贸易量的交互项，发现此交互项是高度显著的，说明大西洋贸易与初始制度的交互作用对gdp的增长贡献是最重要的，因为此时以前一直高度显著的大西洋虚拟变量变得不显著了，数值上有时甚至为负值。
　　acemoclu et al（2005）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那些在初始制度上得分太差的国家，根本没有从大西洋贸易上“获利”。这无疑是个有趣的现象，如果系数为负，岂不意味着大西洋贸易量越大，gdp增长越慢吗？但这的确是事实。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太富有了——从美洲抢的黄金白银太多了（大西洋贸易太多了，见《全球通史》）。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货币财富很多，资本相对丰裕，劳动力就相对昂贵，那么它们以前擅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成本肯定上升，出口就成了问题。这时候的西班牙、葡萄牙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已经不符合林毅夫所说的内生的比较优势，它应该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才对。但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贸易是王室垄断的，这些人对发展重工业当然没什么兴趣。当然还有一些贿赂王室成员打擦边球的商人，他们的财富来源与当局庇护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产权保护，他们就算有兴趣投资重工业，也没那个胆。因为重工业投资量大、投资回报期长，没有严格的产权保护很可能血本无归。这时候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已经不是比较优势所在，再多的钱就只有吃喝玩乐了。坐吃山空，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落也是自然的了。
　　acemoclu et al（2005）还对纬度、降水量、温度等地理变量以及宗教等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一旦控制大西洋贸易与初始制度的互动，这些传统上认为对经济增长重要的变量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都不再显著。总之，他们认为西欧国家经济的起飞，良好的初始制度与便利的海洋贸易条件都很重要。
　　当然，acemoclu et al（2005）的文章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初始制度非常重要，但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另外，该文还以制度指数为因变量，以大西洋贸易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后者对制度的演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就让人迷惑了，在初始制度对私有财产提供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制度当然会与大西洋贸易进行良性互动，但一个国家极度专制，王室又垄断了大西洋贸易，贸易量的增加，不过是增加国王镇压民众反抗的实力而已，又怎么能推动制度的演进呢？
　　二、内生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
　　西方的兴起真的主要可以归结于大西洋贸易吗？一个经济体的起飞，能主要由海外贸易解释吗？让我们观察一下东南亚四小龙的兴起吧。这几个经济体由一个低收入经济体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持续增长，最终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它们凭的又是什么？有一段时间，它们的崛起被归结于威权政治，但同样是独裁政体的绝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却停滞不前，而民主国家则普遍实现了速度较慢但持久的经济发展。阿玛蒂亚·森不过轻轻几笔，便把所谓的李光耀命题批得体无完肤（阿玛蒂亚.森，2001），将东南亚四小龙归结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海外贸易的另一种说法曾经大行其道），林毅夫却认为外向型经济虽然能够解释四小龙起飞的一部分原因，但未免太过于表面化了。这位大陆最顶尖经济学家认为外向型经济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试想，一个国家没有相当的发展，自己吃饭穿衣都搞不定，怎么还能大量出口呢？他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持续增长基本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是否符合内生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却相对丰裕，因而工资价格低，它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可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

　　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顾内生的比较优势，盲目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就是奉行赶超战略。资本密集型工业当然需要很多资金，而这又是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因而资金的价格——利率就非常高。这样大量使用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成本肯定居高不下，管理再好也很难赢利，林毅夫称之为没有自生能力。而国家为了降低成本、获得最大的积累，就必然压低利率，压低工人工资，同时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以保证低工资工人的基本生活。这种对要素价格的极度而普遍的扭曲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计划经济了。
　　一般的学者都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后果，进而推出计划者偏好重工业的结论，以计划经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重工化冲动。这里，林毅夫将计划经济的成因归结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奉行赶超战略，寻求降低发展重工业成本的内生必然选择，而不是像萨缪尔森等大师诉诸于意识形态和价格理论的如影随行。它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印度等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毫无例外的选择了计划经济（林毅夫等，1999）。
我们判断一个学说正确与否，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通过构造统计检验模型，搜集经验数据，看其前者能否精确地拟合后者；二是经验模型内在逻辑是否一致。将西欧的兴起归结于大西洋贸易在计量上没什么问题，但它把一个国家的兴衰锁定在海外贸易这个几乎纯内生的变量上，在逻辑上实在不如林毅夫内生比较优势说更具有深层次解释力。
　　按照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符合它的内生比较优势，净出口就会增加，资本积累并逐渐变得丰裕，然后进行产业升级，成为高收入国家。2002年，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翘楚杨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一篇名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讲演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往往注重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对发达国家先进成熟的制度不怎么感兴趣。模仿技术不成功就不说了，成功了也不会主动进行制度创新和宪政改革，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障，技术模仿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会很快的耗尽，从而发展停滞，遭遇“后发劣势”。委婉地对林毅夫内生比较优势说提出了批评。不久，林毅夫发表专题文章，先通过举两个反例：荷兰是第一个宪政国家，它为什么发生工业革命却比有些专制国家晚，而德国直到工业革命完成后都没有完成宪政改革，指出宪政不是一个国家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从而对杨小凯的主张提出全面商榷。林毅夫又重申他的观点：一个国家能否长时间持续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是否符合它的内生比较优势。
　　三、结语
　　到此为止，似乎林毅夫的观点占了上风。对于一般的国家的确如此，但对于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控制着主要资源要素的情况下，有什么制度保障政府能抑止住赶超冲动，自觉按照内生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呢？而且林毅夫还主张政府有时应审时度势，执行相应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到适应新的内生比较优势决定的产业结构。把这么大的权力赋予国家，会不会产生国家机会主义，即给国家奉行赶超战略提供新的借口？因为经济增长是个长期过程，繁荣往往孕育着危机。周其仁（2011）指出：在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过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并不意味着权力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我们似乎已经摸到了石头，但我们能过得了河吗？
　　
　　【参考文献】
　　[1] acemoclu，d.，johnson，s.，& robinson[j].“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s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
　　[2]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一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 林毅夫、蔡眆、李周：中国的奇迹（增订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一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周其仁：不能以经济复苏与否衡量转型成败[eb∕ol].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10221/3443829.shtml，2011-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