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孕育下，与农民工流动相携而至的是“贫、挤、险、低”四大农民工问题。以农民工问题为背景，以历史作归纳，本文选取了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用计量模型回归出中国农民工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形成了恶性的对立关系。这种恶性关系的累积循环，导致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劳动生产率严重失衡、制度变迁成本增加，最终加深了经济结构二元化。
关键词:农民工 二元经济结构 恶性循环累积
前言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作为经济结构转变的特殊产物，中国农民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完成制度的变迁。然而，“想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随着这个群体的不断涌现、能量的不断积聚，由于遭受相对的忽视而爆出来的农民工问题开始拉大经济结构两元之间的鸿沟，挑战制度变迁的极限。
一、文献综述
他们本是二元经济的产物，却不断膨胀，与二元经济周旋；他们本是农民，却不断涌入城市，过渡成另一个身份。对于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新群体，我们称为“农民工”。农民工以自身的实践，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和生命轨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流动的潜规则。
(一)二元结构孕育的中国农民工问题
发展的局限性就在于不能兼顾。当二元经济向一元化转变时，农民工的利益被忽视了。WWw.11665.COM于是这一群体自成阶级，努力的改变着经济结构的格局，希冀“一朝更叠转身价”。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民工问题爆发且强势。
1、贫——“伪工人”的身份与劳动报酬严重失衡
农民工不是穷人，但却是贫困的。由于不被认为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因此农民工工资普遍比城市工人收入低。同时，由于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跟不上物价水平与生活支出成本的提高，收入差距持续增大的趋势势在必得。
2、挤——农民工的失业与“刘易斯拐点”的假象
当我们意外的发现“‘民工荒’再现了”时，惊呼经济结构转变已抵达“刘易斯拐点”。然而，我们似乎忽略了重要的环境背景——金融危机对中国“世界工厂”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造成的暂时性失业。我们也忽略了新一代农民工的迅速崛起：这些生于80年代的农民工，进城的欲望更强烈，数量、规模不容小觑。暂时回流的农民工返城、新生代的农民工增加，农民工拥挤在流动就业的圈子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大量农民还未实现充分就业，那么不仅离刘易斯拐点尚有距离，更会阻碍着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的转变。
3、低——尴尬的素质水平与制度变迁成本提高
相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农民工的素质水平明显要高于留守在农村的。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制度变迁步伐的加快，初级就业人员趋于饱和。农民工在文化和素质上都难以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城市企业“招工难”与大量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易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提高。
4、歪——农民工的边缘化与真空的保障制度
农民工由于缺乏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相关制度的接纳，导致不能改变农民身份、难以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成为游离于城市之外的特殊群体。与二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策倾向，也无法提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们奉献劳动，却缺乏身份认同；他们为城市化努力，却无法分得城市利益的一杯羹。农民工出在一种扭曲的社会结构中，不确定性增加。被动的“回流”、难以满足未来人力资源要求的“新生代”、被拖欠的工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再培训等等问题，都对政策的制定、制度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倘若这些问题无法解决，那么农民工问题不仅阻碍制度变迁，更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产生不利影响。
(二)恶性循环累积关系的提出
2010年春节，“民工荒”现象出现，引起众多学者与专家对“中国惊现刘易斯拐点”的热议。农民工是否真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由二元走向一元呢？农民工的返乡是否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了呢？ 当“农民工”这个群体仅仅是过渡性结构，而没有被禁锢在制度上时，农民工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农民工”现象, 本来只能说是应急性的权宜之计,却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性安排。
这个过渡性群体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农民工在两个结构元的缝隙中求生存，苦苦挣扎，其引燃的一系列社会效应逐渐走向了一个涉猎范围极广的全局问题。“农民工”现象便在不断循环累积中将矛盾发酵成一股冲击波，吞噬着制度原体。从某种角度看，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产生了农民工，农民工的增多引发了尚未根除的农民工问题，问题的积压恶化了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差距，如此反复，累积叠加，于是，农民工与二元经济也就形成了一种螺旋累积的恶性关系。因此，如何在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进程中，缓解二元鸿沟与农民工的恶性矛盾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特殊意义所在。在此，本文并没有否定农民工积极意义的意思，相反，正是想使农民工的价值受到重视。笔者将通过制度推理与数理计量来推理论证这种关系，并对其效应进行分析。
二、中国农民工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透视
显然，农民工群体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为了证明这种关系，将二元对比系数作为二元结构变化的变量，用相关的被解释变量，对二元对比系数回归，从而找出产生恶性循环的内在因素。
(一)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收集
1、变量y
二元对比系数，它是经济结构中两个元的对比程度，从而代表二元经济的转化特点。
2、变量x
本着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角度，由农民工增加而面临的“贫、挤、歪、低”四大后果出发，选取相应的数据作为解释变量，从而折射出这些变量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1)城乡收入比值=x1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标志，更是农民工问题引起的城乡工农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指标。同时，收入差距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流量和流向。因此，在考虑农民工面临的“贫”问题时，应当首先将城乡收入比纳入因变量中。
(2)农民工数量统计=x2
我国对农民工的统计追踪晚、难度大，没有完备的农民工数据库。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是农民工，可以认为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农民工，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就有可能产生多少农民工。因此，选用农村剩余劳动率作为衡量农民工变化率的指标。为了方便计量，笔者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同于农业剩余劳动力。
根据阿瑟•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劳动边际产出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即超过农业生产需求量的劳动力。由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需要量。对于农业劳动力需求量的计算，本文在中国社科院、农科院发展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基础上，采用以下方式计算劳动力需求量：
(3)制度变迁＝x3
中国经济结构二元性的最初原因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而农民工地位的“歪”则意味着制度变迁所造成的成本增加。当农民工问题与制度变迁的成本挂钩时，我们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数据解释二元经济结构的演进进程。
衡量制度变迁的程度时，必须注意到，中国工业化成果就镶嵌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因此，制度变迁的实质就是经济市场化。这样，纳入本文计量的制度变迁变量表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模式的变革。本文采用金玉国（2001）学者的计量模式计算制度变迁度：
(4)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x4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gdp份额与劳动力份额之比）反映着农业所占有劳动力的数目。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直接决定了农业吸收剩余劳动的能力和能够供养的农村人口，同时体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此外，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也从侧面体现了部门间技术的差异、劳动者接受培训、学习、教育等福利待遇的差异，是农民工问题的表现之一。
3、数据收集 （用excel计算1978——2008年相关数据）
(二)模型假设与建立
1、模型假设
(1)假设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0，劳动力具有完全供给弹性（w．a．lewis，1954），这样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更准确的衡量农民工的数量。
(2)假设不存在隐性劳动生产力，这样只要是剩余劳动力，都有进入城市的欲望。
将二元对比系数y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他统计变量x为解释变量。
2、模型建立
基于本文只需证明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民工问题的对立关系，因此采用线性模型。假设被解释变量y是解释变量x1、x2、x3、x4的线性函数，可表示为多元总体线性回归模型：
（1）
其中，y=二元对比系数；x1=城乡收入比；x2=农村剩余劳动力率；
x3=制度变迁程度；x4=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三)回归方程
对上述回归模型双方作期望，描述被解释变量y是解释变量x1、x2、x3、x4之间线性关系的方程即为回归方程：
（2）
以式2为回归方程，根据统计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方程回归。可得如下回归表：
可得y = 0.2936 - 0.0513*x11 - 0.1695*x2 + 0.00345*x33 + 0.00267*x4 (12.29) (-4.39) (-4.53) (5.02) (1.85)
dw=1.773
根据上述数据，判定数据r^2>0.9,说明解释变量xn对被解释变量y的解释程度较高，总体的线性相关关系较显著；由f=67.665>2.74可知，整个回归方程显著性较强。但是，x4的t值并不明显，对其进行t检验，虑到变量x4对二元相关指数的现实意义，因此置于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得t=1.85>，x4保留，回归方程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具有显著性。
对回归方程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得
则即拒绝原假设，则回归模型在white检验下显示，并不存在异方差。
因此，总体方程回归显著、拟合优度较好，不存在自相关与异方差。
(四)回归方程的经济意义
（1）二元经济转化程度由二元对比系数表示，当系数小时，两个结构元的关系恶化；当系数大时，二元差距缩减。
（2）城乡收入比、农民工数量与二元对比系数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当收入对比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时，二元对比系数小，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差距拉大；反之，收入差距小、农民工少时，二元差距缩小。
（3）制度成本、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呈正向关系。当农民工增多带来制度转变的成本增大时（表现在制度变迁减缓），二元对比系数减小，结构恶化；当比较劳动生产率减小，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时，二元对比系数同样减小。
由此可知，与农民工问题密切相关的几个变量，在解释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时，无一不表现出矛盾、对立的局面。在农民工规模增大的同时，城乡收入拉大、制度变迁的成本增加、农业生产水平发展缓慢，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却愈加深化。
三、恶性循环累积关系的效应分析
民主权利边缘化、劳动权益缺失化、工资增长冻结化、社会制度僵硬化，就是农民工目前面临的最大尴尬。尚不能满足农民工的基本需求，又怎能在促进农村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上对农民工要求更多？社会福利的不均衡分配极大的抑制了农民工的发展，成为二元经济转化与农民工关系恶化的导火索，这种明显的恶性循环累计关系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影响。
(一)对立关系的累积加重二元经济结构
1、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化
尽管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的工资仅仅等同于能养活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但这种廉价工资对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农民来说,是实现增收的最佳渠道，于是农业劳动力不断输送到城市，化身“农民工”。对立关系的循环累积使原来的劳动力市场发生新的分化。在农村，农民劳动者与乡镇企业工人并存；在城市,以农民工为形式的劳动者与城市传统工人劳动者并存。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奠定了基础。
2、地域空间发展不平衡
对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57）的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很容易分析到“恶性循环累积关系”其实就是动态的制度变迁中，“回拨效应”远远超过了“扩散效应”，从而造成了地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加重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
(二)劳动力市场分化的累积诱发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滞后
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中争取有利的竞争优势，农村中出类拔萃的劳动力忍受着城市里工资低、无合同、无保障的恶劣条件，而留守农村的只是古稀与幼小。这种由于无法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造成的劳动力质量上的差异，形成了城乡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别。
如上图a、b线所示，在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b为76.4）是传统农业部门（a为3.3）的近25倍。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不仅意味着收入报酬的差距，也意味着呈相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差异。差异的累积形成工业越发展、农业越落后的局面，为农村经济发展留下隐患。面对如此巨大的生产率之差，只能望“刘易斯拐点”而莫及。倘若相关的教育投资差距的扩大态势不能迅速改观，势必形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低→教育投资水平低→下一代就业竞争力低→收入水平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恶性循环效应。
(三)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恶性循环累积关系下，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自由流动受到阻碍，反映在收入差异上，形成城市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农村。以恩格尔系数看，农村地区的消费仅为城市消费的1/4,根源正是农民的收入过低。城乡消费水平的失衡，占人口较多的农村消费能力疲软，内需难以启动；而绝大多数农民束缚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 从事技术水平和商品化程度都较低的农业，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都无法升级，农村城市化发展受限。
在城市，由于城市化后的聚集效应开始弱化，尽管工业化率已经很高，但产业结构调整受阻，非农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虚弱。同时，由于体制问题，农民工只能依赖临时工作生存，无法纳入城市化的衡量体系，导致农民工“虚城市化”现象。于是，虽然农民工一直在为工业化奋斗，但“无奈回流”与“艰难再就业”依然发生。
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工业化脱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结构转变受限。
(四)制度变迁成本的累积催生“三农问题”
诚然，向市场经济转变，实现工业化发展，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这是制度变迁带来的可观收入；但由于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了事后效应，这也就是制度变迁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当成本大于收入时，恶性循环累积关系应时而生，伴随而来的是“三农”问题的爆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非本文重点，不作讨论）。现在的小农不再像以前，过着封闭的自己自足的农耕日子，他们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来解决家庭支出的压力，他们面临的不是生存问题，不是利润问题，而是社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支出问题。而农村现有的资源并不能满足农民就业和增收的需求，那么，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福利的缺失也就成为农民工耿耿于怀的心结。正如学者所说，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立分割所造成的复杂、痛苦的问题，却往往由已经为工业化原始积累而做出巨大贡献的“三农”来承担，并随工业化的加剧愈演愈烈。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农民工与二元经济的恶性循环累积关系为成本，当后来者在享受体制变迁的收入——国家工业化的物质生活——时，不得不为催生的“三农”问题略显尴尬。因为一方面当中国位于世界前列的经济成就被人口平均时，就得排入所有国家队尾，弄得“强国梦”似乎永远是梦；另一方面，这个基本体制矛盾至今难以解决，约70%的农村人口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不能进入现代社会经济，又弄得人们即使再怎么想按照完全市场化的西方的制度改变自己，也只落了个“东施效颦”的痛苦病根。
四、结语
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色产物，是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的体现。然而，这个没有制度陪伴成长的婴孩，通过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恶性累积，向传统发起了挑战。在剩余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制度变迁以及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等四个指标上对农民工问题所带来的恶性关系进行量化计量及分析，这一恶性循环关系累积的结果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复杂化、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化、农业劳动生产率滞后化、制度变迁高成本化。
农民工问题，既能在无限膨胀后聚敛强大的社会效应，加剧二元鸿沟的矛盾，也能在渐进积累中瓦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弊端，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简而言之，子能弑母，亦能侍母。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做到以农民工为核心，以农民、农业、农村为立足点，只有以这样的“三点一心”为源，才能解决农民工问题，走出农民工与二元经济结构的恶性循环累积关系，从而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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