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样的一个命题一直困挠着历代和当代的经济学家：人类社会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应该是由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由经济主体在自由、自觉的经济活动中创造、试验、选择与自由博奕的结果？经济人是经济活动的生产力主体，也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主体，而这种主体地位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经济主体中，个人主体具有原始性和初始性，自然人主体是产权制度变革的基础。现在，结合前述问题引发的思考是：这种个人主体现实化的制度基础该通过什么手段实现？

这个命题涉及到对中国改革的深层沉思，其现实意义的含量无疑是十分巨大的：①在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措施究竟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低层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包括农村经济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经济中的民营经济。如果是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的话，它们为什么会成功？②在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无效或低效的改革措施又究竟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低层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包括农村经济中的人民公社化和城市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如果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的话，它们为什么会失败？③在中国现实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造上，出现了典型的上热下冷的局面：一方面是高层知识精英对制度的创造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改革绩效持续低下，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和职工的大量下岗、缺乏就业机会就是明证，从而导致低层经济主体对改革措施显现极大的冷漠乃至抵触情绪。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深层发问：在中国改革未来走向的重新界定上，制度创造与选择的主角究竟该是谁？如果嬗变为低层的经济主体，那么，他们自由、自觉的创造、试验、选择与自由博奕的经济活动又该如何实现，如何获得持久的制度保障？

二
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的实践，背离了原典经济学的宗旨。Www.11665.COm囿制于对制度的需要，是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沧桑的根源。长期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一直是束缚了经济主体，却放开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如此的结果是下冷上热：（经济主体）脚底冷得出奇，（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嘴头热得烫人；实践在裹足不前，经济学家的理论却漫天飞，政治家的口号到处提。从而，经济学“作为一个行业，我们把事情弄坏了（哈耶克 1974）。”
认识错位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改革在二十世纪的最大破产。对制度的需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个人缺乏独立性的历史背景下，建国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人们在接受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很容易认为人这个生产要素也应该是公有的，使用上完全由国家支配，生活上也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结果就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个人在经济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而又处处依赖于国家的体制。这实际上是用个人对国家的依俯关系，来理解和实践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个人不能支配自己、支配自己的活动、支配生产资料、获得自己的利益，自由发展就无从谈起，这种联合体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劳动组合，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相去甚远。

中国经济学的认识错位还在于：把经济制度的分析变成对经济制度的设计，认为经济制度就是经济规制、经济约束或经济管理；把自身的认知主体错位为实践主体；把市场的个人自私自利行为看成为“恶的”，把“政治人”设想成不同于“经济人”，是“善的”。如此，不相信经济自由而相信经济管制。经济学的起源点是“人”。但在认识错位基础上，我国知识阶层的“人”的同情心已愈加微弱。可以说，当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人文关怀的使命的时候，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危机也就降临了。现在，人类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生活在这个世纪末的人，绝大多数不再能够看到下一个世纪的结束。我们不能不发问：这个世纪，我们留下了什么？世界经济史包括中国经济史都屡经证明，仅仅追求短期的繁荣可能带来长期的灾难，只顾这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很可能剥夺下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的过客来说，该如何留下一些种子，而不是荆棘呢？

改革及其意识主导也是中国政府职责观的一种错位。在经济改革旗帜主导下，政府忽视与淡化了本该由自己承担与完成的基本职责，反过来承担了众多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角色，而同时又严重地囿制了经济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仅有感情救不了中国。“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要弄清楚实际是什么。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摆脱过去时代的主观思维方式，摆正自己和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实际上，政府更大的责任在于实现和维护社会自由与公正，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生命力在社会影响力都是来自于它对自由与公正的要求和拥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求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社会自由与公正。社会主义要求的自由与公正是起点的自由与公正，即机会的平等。现实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初级阶段，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自由与公正性的本质要求，如职业限制、城乡隔离。重建社会主义，就是要重建社会自由与公正。
自由主义意识的兴起和初步实践，是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的最大收获。从对制度的需要转向对自由的需要，是中国社会成熟的表现。从本质上讲，经济主体需要自由而不再需要制度，并不是排斥科学的价值，反过来，恰恰是科学启蒙的结果，也是科学价值真正实现的表现！

三
经济研究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平衡发展是经济成功的共同内核，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不平衡发展是经济失败的基本原因，而政治民主相对于经济自由的滞后是亚洲前期暴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林肯在那篇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说中说过：“一个家分裂开来反对自己，就不能维持。……我不期望这个家会垮掉，我确实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归一，要么完全变样。”针对美国本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与经济萧条，弗里德曼（1979：74）指出：“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的，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没有获得同等发展经常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①经济危机本质上起源于经济发展的虚拟化，即“自然人经济”与“法人经济”的差距，或曰经济实绩与经济表象的落差。在这方面，香港也不例外。过去，香港在高地价、高通胀的政策下，炒业兴盛，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但金融风暴一夜之间刺破了这一泡沫。到1998年5月份止，亚洲金融风暴已经令香港的楼市及股市受到重创，共吹走港人3万亿港元。②（可能的）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与“自然人经济”与“法人经济”的落差成正比。一方面，没有经济发展的国家无所谓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越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越要注意防范经济危机。第三，越是经济制度成熟的国家越不容易出现经济危机。③经济危机的暴发与政府腐败及失责有关。保罗·克鲁格曼（1999）指出，正是搞的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而使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受到惩罚。政治民主滞后于经济自由的典型结果就是产生财团经济。这种经济形式的基础是它同国家权力的密切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帮助。财团享受非常大的特权：它们可以获得银行的巨额贷款，并利用这些贷款不断吞并新的公司。亚洲经济危机中就是以这种特殊的韩国财团形式为基础：像现代、大宇、三星等大财团像章鱼似地把脚伸到了经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同时身负巨额债务，成了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四
加速政治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当务之急。这方面，如下命题不可忽视：①降低政府机制运行的交易费用水平。包括：精简部门（撤消投资部门、转变服务部门、民营化生产部门、合并职能部门等）、控制人数（现在，就连比尔·克林顿也说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而且也在努力寻求在各级政府同私人企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便改善学校状况和为享受福利者寻找工作）、约束开支（享受着一个低价的政府）、转变手段（主要依法制手段与市场机制的经济手段）。②通过民选民督实现政府的职能。包括：地区行政长官负责制、行政首长选举制、职能官员委任制、公务人员聘任制。民选是约束政府官员行为的有力措施：官员不做好事不行，做了坏事更不行，由此可以激励官员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给了焦裕禄式的官员一个成长、行为和利益的保障机制。③转换政府职能。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竞争社会；在大多数经济活动中，能避免一个人对另一个的干扰。在这里，政府从上帝演变成守夜人，只是竞赛规则的中介者、保护者和强制执行的裁判者，直接参与竞争的程度被大大减少。

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一方面，政府要从繁杂的直接参与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取消以限制人、管理人为目的的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对公有制的变革（如实行国营企业民营化）。另一方面，全方位地开放市场，让一切可以商品化的东西商品化。在经济自由化的基础上，有一些事情需要政府考虑：“当政府自己不直接参与的时候，政府应容许个人和团体随他们之意去办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到怎样程度？政府应当限制铁路以及其他有点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的经营到怎样的程度？以及应该限制土地与其他在数量上人类不能增加的东西的经营到怎样程度？完全保留一切现行的财产权利，是否必要：或者是对于这种权利的原来的需要现在已经有点不存在了呢（马歇尔1890：61—62）？”第三，通过法律建立、健全市场秩序，包括：所有制秩序（即财产的使用和敛集秩序）、竞争秩序（将企业间的竞争置于法律监督之下，不至于使其发展为阻滞经济效率提高的因素）、金融秩序、企业管理秩序（即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共同参与管理企业的形式）、社会生活秩序（这里主要指为保障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和民主而制定的法律制度以及公民应当承担的社会义务范畴）、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秩序、外贸秩序。④对政治体制进行结构改革，建立合理的分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权力的结构性制衡。分权包括：中央和地方分权、上下级政府分权、同级职能部门分权、职能部门内部分权。制衡包括：中央和地方制衡、上下级政府之间制衡、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制衡、职能部门内部制衡。

五
总之，仔细梳理了经济学自始至今的主流著作，通篇我读到了“自由”二字；仔细考证发达国家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我读到的也正是“自由”二字。与此相反，在翻阅的一系列中国经济学的作品里，在对制度变迁进行创新设计的理论背后，我读到了“禁锢”二字；仔细反思中华民族屡经沧桑的制度变迁史，在制度改革的政策背后，我读到的也正是“禁锢”二字。统观20世纪，我国制度变迁最大的误区，就是先外在性地创设一个不能改变的规则，然后再让经济主体囿制其中，进行竞赛游戏。反过来，激活经济主体进行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使之通过在市场平等、自由的博奕，孕育、形成和完善制度，应该是我国在21世纪中进行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取向。

参考文献：
〔奥〕哈耶克 1974：“似乎有知识”，《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1986）》，王宏昌、林少宫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19—230页。
〔美〕保罗·克鲁格曼 1999：“重温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参考消息》，1999年2月28日，第4版。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 1979：《自由选择——个人声明》，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