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东欧26个国家、前苏联、蒙古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但其改革的绩效却是令人深思的。整个80年代这些国家的平均gdp增长率为2.9%左右，而1990-1997年，平均gdp增长率则降为-5.7%。同一时期中国采取的是相对较慢、渐进的改革，但经济却取得了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从实践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快速的经济改革会导致短期内的经济衰退，而相对渐进的改革可能更适合具有较长计划经济历史的国家。
    然而上述的统计分析忽视了东欧国家、前苏联、蒙古等国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会发现，在这些样本中包括了改革速度极快的斯洛文尼亚、波兰，也包括改革较慢的乌克兰等国，对比的结果是这期间波兰的gdp增长达到4.1%，而乌克兰的gdp增长则为-13.1%，世界银行对这26个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建立了回归模型，结论是经济增长速度与改革的进度成明显的正相关。关于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状况不佳，世界银行的看法是由于这些国家在改革初期处于不良的“改革起点”，如果没有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其经济的衰退将处于更为严重的状态。人们可以看到，同期没有采取剧烈改革尚处于稳定的“控制状态”的古巴和北朝鲜，经济绩效并没有因为改革速度的缓慢而表现良好。
    再来看中国，如果深入到其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状况。经济改革速度较快的南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取得了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广大的内陆省份却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危机和要慢得多的经济增长。WwW.11665.com这是否又说明了良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渐进的改革呢？显然，内陆省份在经济上的不良表现更可以从这些省份在改革起点上的种种不利因素去寻求答案。
    究竟如何解释改革速度与改革起点对不同转型经济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这在经济学研究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较快的经济改革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加速，但由于一些国家不好的改革起点，所以产生了不良的经济绩效。像中国这样有着良好的改革起点的国家，如果经济改革的进程加快一些，其经济绩效将更好，增长速度将更快。根据这种观点，渐进的改革战略被看成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更多的是由于寻租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对既得利益者的保护。第二种观点是，在坚持改革必要性的同时，认为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由于垄断、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产权和较慢的机构改革等等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失败。根据这种观点，适度的改革应该是相对较慢的、实验型的、渐进式的，前苏联的问题在于改革的速度太快，而非改革的起点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在转型经济中影响经济绩效的解释变量究量是改革的速度还是改革的起点？当然，最容易的回答就是这两者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经济学意义上这两种因素在影响经济绩效中的重要程度。本文将建立一个清楚地衡量这种关系的模型。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能够对描述“改革起点”含义的简单的数学公式。本文将运用这个框架对改革的进度、改革的起点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的再检验。
    一、一个理论模型
    这里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检验影响改革速度的前提条件。一个简单的假定是改革的速度取决于这个转型经济国家改革之初的“背景条件”。下面的模型将主要关注怎样的“背景条件”将会导致市场改革的更快进行。
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两种行为主体：第一种是赋予责任的决策者，他们将决定是否要进行改革以及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我们用变量z代表市场化改革的速度，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是赋予责任的决策者是“改革者”。改革者是一个经济规模的行为主体，并且改革者是认为更快的改革速度将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也就是
    附图改革者的期望是经济的增长即e/z>0。
    第二种行为主体是改革的反对者。与改革者一样，反对者也同样喜欢经济增长，但他们不喜欢改革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和经济体制上的变化。反对者的反应模型为u[,0]=u[,0][e(z),d(z,b)]。d（·）是反对者对于由于经济改革所引起的一些企业的破产、淘汰以及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所带来的失业下岗人数的增加等的负面效应的关心和估计程度。附图

反对者认为构成经济改革障碍的不利条件是指更多的贫穷、老龄和农村人口，有利的背景条件则是指这个国家的人口是相对富裕、年轻和更多的城市人口。
    对于改革者来说，改革的速度将受制于来自改革负面效果的预期，因为如果不进行改革，反对者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状况将比改革以后的结构更好。这个问题我们将用下图来加以描述。在下图中，我们将改革者作为主动行为的主体，被赋予经济增长责任的改革者在第一阶段将选择一个较快的改革速度z，在第二阶段反对者将根据改革所引致的效果作出相应的反应（反对或不反对）。基础条件是如果没有改革，也就没有反对，各方代理人的效用均为0。如果改革者在第一阶段选择较快的改革，而反对者根据事后的结果加以反对，则总体效用小于0。如果改革者在第一阶段首先选择改革完成后，反对者没有选择反对，则社会的总体效用为改革者的效用u[,r]=u[,r][e(z)]>0。但是对上述结论还需考虑一个因素是，即使反对者不选择反对，反对者支付的效用并不一定为0，附图
    结合这两种主体及它们在改革中的反应模式，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论推导：附图

这种情况下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改革速度将被迫放慢；另一是改革将出现波折，在一些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塔吉克斯坦等还发生了战争。(3)领导人没有改革的动力，从而也不致遭受反对，如越南、朝鲜等国。当然不良的经济业绩也将使这些国家酝酿改革的动力，但短期内它们的经济绩效可能没有任何改革。

   二、实证和对比分析

    1.关于转型经济中经济绩效的讨论一般用下面的实证分析框架。

　　o（经济绩效）＝α[,0]+α[,1]（改革起点）+α[,2](改革速度)+ε

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化，许多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以上公式的变化形式或者包含了更多的研究变量。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需要将指标具体化和参数化，根据对26个转型经济国家的一些重要参数的分析，改革的起点被量化为人均寿命、农业人口的比重和领导人奉行改革主义、战争等变量，改革的速度采用世界银行的标准市场化指数。根据分析结果显示，战争确实延迟了经济的增长，改革的速度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弹性系数为1.97。改革起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在统计分析上呈不明显的关系。但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改革的速度与改革的起点之间并非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具体地说，能够使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经济替代最小化的改革起点将有利于改革的发动者制定和完成较快的改革。如果引人修正变量进一步深化分析，我们发现，改革的起点和改革的速度都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尤其是改革的速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更是非常明显的。

    2.萨克斯的理论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
    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杰佛里·萨克斯是激进式改革的倡导者，他提出了“大爆炸”理论，也被称为“休克疗法”。他信奉货币主义理论，在对待通货膨胀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上主张“快刀斩乱麻”。1985年在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制定了一套激进的反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成功地抑制了该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使通胀率由1985年的23000%降至1987年的15%，创造了所谓的“玻利维亚奇迹”。
    但是当这种“大爆炸”理论应用在经济体制的转轨问题上，却遇到了不同的结果。由于萨克斯的观点在理论上似乎符合正统经济学的范畴，在经验上又得到了东欧一些国家早期经济改革经历的支持（如匈牙利，波兰等）。因此这种观点很自然地成了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东欧和前苏联于80年代末向市场经济过渡初期所能提出的现成的改革思路。1989年，在波兰议会选举期间，萨克斯来到华沙，向团结工会等政治派别推销其经济政策建议。团结工会政府组成之后，他被聘为经济顾问。当时，波兰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商品严重短缺，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外债包袱严重，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萨克斯提出应采取勇敢而果断的行动，以激进、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波兰政府基本接受了萨克斯的建议。之后，萨克斯又相继担任了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等国政府的经济顾问，推行他的休克疗法。
    在东欧和俄罗斯改革之初，西方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个时候对于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似乎也达到了共识，几乎没有人对激进式改革提出异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都把采取休克疗法、立即实行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作为提供贷款和减缓偿还债务的条件。例如波兰政府在采取休克疗法之后，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国际支付贷款和西方国家提供的10亿美元稳定基金；俄罗斯是在1992年1月1日正式公开宣布实施“休克疗法”式改革方案的，从此俄罗斯一次性全部放开价格（包括外汇汇率），停止对企业的补贴等，当然俄罗斯的企业私有化运动早些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从东欧和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的经历来看，结果要比预期要糟糕得多，改革不仅比想象得难，而且比想象得慢。俄罗斯在1992年经历了它在和平年代最大的经济衰退，头10个月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0%，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达2000%以上，财政赤字高达6230亿卢布，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重要问题：为什么被认为具有理论上的完美性和可行性的“休克疗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改革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为糟糕的"l"型曲线？

    3.中国的改革成功。
    经过20年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和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199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发展中心出版了一部题为《从改革到增长：中国及亚洲和中东欧的其他过渡中的国家》的论文集，其主编雷森和李以导言的方式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现在，时间的流折足以使经济学界来聚集并评价不同过渡方式的经验证据，不管什么原因，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生产反应的差异实在令人吃惊：中国的gdp在过去的10年以平均8%以上的速率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4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生产反应的这一差异使得这些国家的过渡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变得相当有价值。”
    那么，中国的改革方式是独特的呢？还是可借鉴的？这个问题从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们提出来以后，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4)分别在“理解中国、东欧和俄罗斯的改革经历”以及“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中的结构因素”中明确提出，中国的改革经验是“独特的”，无法在欧洲复制。他们认为，改革前的中国在经济结构上非常类似于发展经济学上的一个经典的剩余劳动力的二元模式。换句话说，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非常不同的经济阶段上开始改革进程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度（农业劳动力比重与1910年的俄罗斯的情况相似），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已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
    与上述解释不同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诺顿、麦金农等经济学家反对萨克斯等人过分夸张结构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式或改革策略是解释中国改革绩效的主要变量，尽管“初始条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诺顿在“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的经验独特吗？”一文中将中国改革的特点概括为九个方面的成功经验。麦金农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渐进与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一文中比较了激进改革方案的宏观稳定化问题，认为中国的双轨制式的渐进改革正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