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弗里德曼新自由义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这一思想体现在拉美地区的改革方案中，就是倡导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化，企业私有化。以此思想制定的经济政策，给拉美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要从拉美国家的改革中吸取教训，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
　　关键词：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拉美经济危机
　
　　2006年11月26日，94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辞世。一时间，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见诸报端。一代自由市场经济宗师的辞世，引起学者们对其学问、思想的梳理和对其人格的怀念，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在怀念弗里德曼的潮流中，暗中涌动着另外一种潮流，这就是歌颂和吹捧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有些人借缅怀弗里德曼的名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想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其作用夸张到了不应该有的程度。其实，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把发展中国家拉人自己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作为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吸取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坚决摒弃新自由主义的侵袭，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和民族独立的价值观念，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滞胀”局面的出现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政策上也提不出有效的对策，由此陷入了两难困境。WwW.11665.Com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东山再起。参加这场新自由主义大合唱的，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学派。他们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认为国家的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滞胀”的发生就是推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在这场新自由主义思潮中，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是最主要的代表。对新自由主义作过系统研究的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在评价弗里德曼时指出，弗里德曼不仅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
　　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本著作中。一本是出版于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该书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十分完整。主要阐明了两个思想：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第二，国家集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弊多利少，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受到限制，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加以执行。另一本是出版于1979年的《自由选择》。该书是对第一本书中的基本原理的发展和补充，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系统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与社会政治安定的联系。该书重点揭示了凯恩斯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种种弊端，要求限制国家权力，反对国家的经济调节、社会福利、经济管制和保护措施，强调自由竞争的国内外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涉足的领域很多，除了我们熟知的货币理论之外，关于永久性收人理论、价格理论、时滞性理论以及汇率理论等方面都有建树，当然，新自由主义是其贯穿始终的经济思想。
　　
　　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改革方案
　　
　　1973年，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将军领导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原来的民选总统阿连德。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一些其他人员(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弟子”)被邀请到智利，共同制定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以此为开端，新自由主义的触角逐步在拉美地区蔓延开来，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新自由主义更是将拉美地区确定为自己“施展才华”的主要阵地。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们认为，拉美地区之所以在80年代陷入危机，主要原因在于长期实行内向发展模式，保护主义色彩严重，对外资缺少鼓励，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私营部门过于弱小等。为此，他们为拉美设计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方案。
　　
　　(一)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实施的第一项经济改革是贸易领域的自由化。尽管拉美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起始时间不同，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选择以贸易领域作为自由化改革的突破口，通过降低关税、简化税则、消除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逐步开放国内市场。自1985－1990年的5年内，拉美地区的平均关税从40％降低到15％，最高关税从83．7％降低到41％。拉美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不仅幅度大，而且速度快。许多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拉美国家居然在2－3年内就迅速完成了。智利由过去的高保护转向10％左右的平均关税，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而墨西哥原定5年完成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方案也只用了18个月便宣告完成。如此迅速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导致国内企业在外来商品的激烈竞争面前无力适应，在生产和经营上陷入困境，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宣告破产。
　　
　　(二)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同贸易领域的改革一样，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金融领域改革的宗旨仍然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市场的作用取代政府的干预。其内容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国有银行私有化、减少存款准备金和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通过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外国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在拉美资本市场中的自由度和流动性不同程度地得到加强，从而增强了拉美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90年代拉美最大的500家企业中，跨国公司所占的企业由初期的149家增加到后期的230家，其销售额所占的比重也由27％增加到43％。
　　外资进入拉美的目的是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其投资形式以并购现存资产为主，新增就业和生产能力并不多，在改善当地的就业和收入方面也难有作为。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吸收外资最多的三个国家，但其实际平均工资却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阿根廷2002年的实际平均工资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
　　盲目引进外资的结果是进口急剧扩张和经常账户的赤字剧增。出于弥补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需要，拉美多数国家的外债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9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国的外债总额都翻了一番。1991年底，拉美的外债余额为4610亿美元，2000年年底，增加到了7405亿美元。巨大的债务不仅成为拉美经济发展
本文原文的沉重负担，而且使拉美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受制于外部因素。
　　除了引进外资的数量激增之外，90年代拉美利用外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外资的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利用外资的风险意识淡薄，拉美政府在外资的引进上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引进的外资中不仅有用于投资的长期外资，而且有大量用于投机的短期资本，从而增加了外资在拉美市场上的流动性和风险性。一旦外资流入形势逆转，就会给拉美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中先后出现的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问题。
　　
　　(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有企业改革的宗旨是私有化。国家通过直接出售、股市出售、企业内部出售、合资、清理出售和租赁等六种形式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改革从80年代末在拉美国家蓬勃兴起，90年代初达到顶峰。与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样，拉美的私有化改革同样表现出改革过程短、涉及领域广、改革幅度大的特点。以阿根廷为例，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1990－1995年期间，阿根廷共对123家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私有化领域不仅包括了整个国有企业系统，还包括了一大部分社会服务部门，如电信、民航、石油、化工、铁路、公路、天然气、电力、军工等等行业。私有化使阿根廷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阿政府的一部分领导人却从削价出售的国有资产中中饱私囊，捞取回扣。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政府从相关领域退出后，传统的各种支持政策也被取消，原来由政府投资的公共部门呈现出了真空状态。
　　除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外，拉美地区还对价格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政府放松对价格的控制，减少定价的范围和对价格补贴的幅度，逐步实现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加以调节。
　　
　　三、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点及其危害
　　
　　从上面对拉美地区改革方案的分析可以看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特点是极端性、片面性和激进性，即改革目标是极端的，改革内容是片面的，而改革过程是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排除一切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把反对国家干预推到了某种极端，而把自由市场的功能无限地加以夸大，被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正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目标的极端性决定了其改革政策的片面性和改革过程的激进性。新自由主义要求拉美国家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且往往不顾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强调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措施。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改革进程又往往是极其激进的，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摧毁原有的国家干预的经济基础，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对这一改革带来的代价却讳莫如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舆论误导，似乎只要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就会自动出现，改革的步伐越快，经济繁荣就到来的越早。正如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伊格莱西亚斯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本身变成了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什么都可以牺牲。”[2]

　　在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弗里德曼培养出来的“芝加哥弟子”们首当其冲。1989年，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上台后，任命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多明戈·卡瓦里为经济部长。卡瓦里按照“华盛顿共识”和“布雷迪计划”的要求，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智利以及其他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主宰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他们把拉美国家当作自己“真正的舞台，开始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试验”。这场新自由主义试验的结果如何?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从经济增长率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的经济增速开始逐年递减，1999年和2001年出现了零增长，2002年为负增长。以阿根廷为例，从1999年到2002年，其经济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4％、-0．8％、-4．4％和-11．0％。除了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之外，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社会领域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困人口激增、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日益严重、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等方面。正像美洲开发银行所说的，“拉美国家不甚充分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其经济政策发生的变化之大形成了反差。”
　　
　　四、几点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拉美的经济改革在经历了短载的繁荣之后，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大的灾难；而这场改革的始作俑者——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弟子们，也由自由市场经济的宗师变成了“婴儿杀手”，他们把拉美这个应该有着光明前途的地区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在短暂而狂热的崇拜之后，拉美人民逐渐清醒，而弗里德曼们赢得的却是长久的骂名。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弗里德曼这个名字同样炙手可热，我们在缅怀逝者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果是惨痛的，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保持独立自主地发展方向，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一)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新的形式下的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兴，它从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主张减少或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和手段。而且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以，发达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对不同国家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却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洞开国内市场，体现了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险恶用心。目前，一些学者在祭奠和缅怀弗里德曼的同时，大肆歌颂和散布新自由主义思潮，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功能。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弗里德曼用负所得税代替贫困补贴的政策体现了对穷人的关怀，是用市场机制让穷人脱贫的典范；有的学者认为，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哲学暗合了我们今天建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因此应该作为我们今天法律改进的根本目标；还有的学者“祈祷”弗里德曼“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否长期持续表示悲观”的预言能够落空，弦外之音是集权和计划是万恶之源，而新自由主义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福音。这些言辞置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于不顾，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决不能成为我们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结构和关系中，处于弱势和不利的地位。如果我们完全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全盘接受作为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工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就会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必须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性
　　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外资的大量流入一方面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导致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加深，从而增加了经济体系的易变性和脆弱性，多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往往随着外资的撤出而付之东流。拉美地区的经济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把握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遇，又要避免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必须制定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对外资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实现引进外资和增强民族产业竞争力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
　　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西方国家在拉美债务危机深重、陷入经济衰退不能自拔的时候，作为解决债务问题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换句话说，拉美的经济改革是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形式，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改革。受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对拉美国家提供贷款的同时，要求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抛弃自己独立的经济政策，在面临外部经济动荡和内部经济衰退时，只能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作为经济实力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树立民族独立的价值观念，决不能屈服于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统治。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这一点已经逐渐被拉美国家和人民所认识。2005年12月，埃沃·莫拉莱斯和米歇尔·巴切莱特先后当选玻利维亚和智利总统，这二者都是左翼领导人，有关部门预测这意味着整个拉美局势的“左转”。这一变化是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密切相关的，左翼政党由于经济上采取更为务实的措施，更加关注社会生活而得到广大民众的青睐。
　　
　　(四)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
　　任何一种改革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必须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特点和问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推行的改革恰恰反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它们不顾拉美国家的具体国情，强制性地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措施，最后造成了改革的失败。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改革面临的内外环境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改革的道路也是十分漫长的，我们必须要立足于自己的具体国情，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改革的规律，照搬照抄他国的方案只可能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1]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76．
　　[2]转引自苏振兴．改革与发展失调[j]．拉丁美洲研究，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