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阿马蒂亚·森自由视角下的发展观为主线，首先从现代经济学伦理不涉的现象入手，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性，进而论述了森以自由为视角，重建经济学之伦理层面的重要思想。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经济伦理；视角；自由
1 现代经济学的伦理不涉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复杂的经济指数计算和完美的经济模型构建，这使得经济学背离了它的原初动机——面向人类的生活和现实。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伦理不涉现象已经成为主流，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隔离。
其实，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而如今，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WwW.11665.COm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森说，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
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也对伦理学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 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2.1 自由、可行能力、发展
在森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自由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森所界定的自由概念，和亚里士多德对生活质量的论述以及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森在论述他的自由观时，又强调了“可行能力”这一概念。在森看来，自由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这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所谓“功能性活动”则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它“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样看来，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过有价值的生活的自由。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都比较侧重于使用自由机会方面的概念，而政治哲学中，则侧重于研究自由实现的过程和程序。森用了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自由的这两个方面，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重获取某一事物的实际机会，而不论我们达到目标的过程是什么（‘不必让我选择好了，你完全清楚这家餐馆和我的口味，你只管点我喜欢的那些菜’）很多时候，我们又可能更强调选择过程（‘我知道你能够比我自己更好地表达我的观点，但我宁愿自己表达’）。”森认为，自由的机会和过程方面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对过程的考虑不能割裂对机会的评价，而对机会的注重往往包含对过程自由的选择。比如希望公平地赢得选举等等。
而“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开篇，森就这样指出。通常意义上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但森跳出了传统对发展的认识，把发展提升到扩展人们自由的高度，从扩展自由的角度看待发展，是森经济伦理思想的独到之处。森认为，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目标……而不仅仅是某些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手段。”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人们自由的诸多因素，包括贫困、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社会剥夺、压迫性的政策和过度干预等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指标以外的因素。森反复提醒我们不能将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内涵较窄、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发展的内涵较宽，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等广泛领域，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涉及质量的概念，绝非单一的经济增长所能涵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增长却不能促进发展。森强调，发展的目标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福利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社会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全面的自由。可见，森对发展的理解是超越狭隘的发展观而更关注伦理层面的。
2.2 自由作为发展的目的——经济的价值理性复归
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根据这一视角，森对市场、效率、平等、民主、正义、失业、贫困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作出了与现代经济学大相径庭的解说，从而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重塑起伦理层面，这也是其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创新。以市场为例，森认为市场体系的优点绝非仅仅在于它拥有更高的效率，能够产生更多的收入、消费品和其他最终成果。在市场经济类型中，“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和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制度，来取代人身依附性劳工和强制性劳工制度”即实现人身自由和就业自由，本身就是对发展的显著贡献，而不管它们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森批评现代经济学家注重效率而忽略了平等和公平，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了与平等有关的其他因素!如失业、缺乏教育、遭受社会排斥，其结果导致了把自由只局限于效用、福利、实际收入等非常狭窄的经济领域，遗落了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等作为发展重要目的的其他自由形式。森告诫我们：“自由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的概念……自由有千种风采可以展示。”发展乃是一种全面自由的扩展。这是森论述的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它揭示了实质自由对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把问题的最终归宿落实到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使人生活的更加幸福这一哲学开端上来，这有别于一般的“工具论”思想，而更体现为一种价值理性的复归，即向着开端的返回。
2.3 自由作为发展的手段——伦理的工具理性展现
森指出，自由除了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外，还具有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作用。“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是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为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发展做出贡献的，其有效性的根据主要来自“各种类型自由的相互关联性，而且一种自由可以大大促进另一自由”森列举了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这些工具性自由不仅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帮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而且它们之间也能互相补充，互相强化，如政治自由对保障经济自由、防止社会饥荒等的作用。他驳斥了广为人知的“李光耀命题”，即提倡严厉的政治体制——否定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据说那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森指出，全面的国际比较从来没有证明这一命题，大量的实证经验反倒确证，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与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进一步，森再次引用了关于饥荒的研究结果，指出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它通常发生在殖民地、权威主义社会以及官僚专制体制当中。这是因为“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受到饥荒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森还分别论证了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对市场机制、政治民主、公共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人类发展方方面面的手段性作用，说明人类的各种自由是相辅相成，同促同进的，而发展就是这各种自由的合力产物。既是合力的结果，那么为了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更快推进发展，在确定发展首要目的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单一自由，如经济增长，发展要着眼于一种全面自由的扩展。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 经济学与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阿马蒂亚·森. 理性与自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