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经济学家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还试图解释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制度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本文回顾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并将其与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解释社会发展的理论做了比较。从而着重论述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框架。
　　 【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诺思制度变迁理论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意见高度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经济理论的特定共识集合”,其中以华盛顿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多种评论和争议。本文认为,通过了解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将它与其它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一理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
　　 “开放性”一词涵义可以作多种解释。在本文中,“开放性”指制度变迁理论倾向于不断将更多的因素特别是制度等社会因素纳入经济思考范畴这种“扩大”的范式特征。
　　
　　二、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
　　
　　诺思有关制度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早在1973年,诺思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合著著作的核心观点就是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而相对价格变化则是制度变迁的根源。其中,诺思主要围绕效率展开讨论,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制度变迁,是因为它产生了构建更有效率的激励制度。Www.11665.CoM在这部书中,诺思提出,历史上无效率制度之所以能够保留,是因为统治者目光短浅,使个人激励与社会福利发生了背离,但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在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north,1981)中,诺思抛弃了以效率考查制度的角度,认为大量产权的设计来源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需要,而交易费用则使得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诺思在本书中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史框架,以人类经济从原始社会到现今上万年的发展,印证了他的观点。诺思认为,“制度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以及资本存量、商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知识存量的积累、意识形态,特别是产权的明晰是其中关键的因素。然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竞争不能淘汰无效率的制度?如何解释长期经济绩效之间的显著差异?
　　1990年,诺思完成了又一部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这本书中,诺思首先对“制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接下来,诺思探讨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础和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并着重分析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思关注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是想以此来回答“什么决定了社会、政治或经济的演化的不同模式?我们应该如何解释那些持续性差的经济体的长期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诺思还给出了大量的经济史事实和论述来印证这样的观点,即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比人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基础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长期绩效的根本因素”。更进一步地,制度是联系两对关系的核心:一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二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对经济变动(包括经济的增长和停滞、倒退)的作用关系。这部著作用不大的篇幅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方面和制度的变迁过程作出了系统性的分析,并且有大量的、可靠的经济史资料作为印证,因此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然而,诺思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止,他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给予了自己的回答。这些问题主要着眼于社会中制度的形成缘由。首先,诺思在研究中提出,是什么导致了交易费用水平的变动呢?答案是“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市场制度、政府保护和实施产权的信念以及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收益增长。诺思还对欧洲历史上近代市场秩序的自发性构成过程做了研究,致力于解释在没有国家干预时,一些有利于现代竞争市场运行的规则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基于此项研究,诺思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
　　 进入21世纪,诺思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于2005年出版了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民主制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必须有效约束政府,才能确保市场的良好运行。在2007年,诺思与学者沃里斯、温加斯特合作了《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在这篇文章中,诺思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政治学的理论必须有效地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中,才能够对历史作出有效的解释。他们还创造了“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两个概念,认为作为有限准入秩序社会代表的自然政府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形式,它通过操纵经济产生租金,并用这些租金获得政治上的稳定;而开放准入秩序则激发了竞争,竞争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进程则正是由有限准入秩序走向开放的准入秩序,而这个过程是没有内在必然性的,诺思等人对于这个“转型过程”也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而是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始终是一个探索性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是不断开放的,不断对制度的形成、变化、作用做出新的探讨。因此,我们在理解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时,不应将其当作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来看待,而应当将其当作一种开放性的理解社会进程的思路。
　　
　　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之前理论的比较
　　
　　1、诺思与新古典理论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思对新古典理论的“工具理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古典理论假设人拥有必要的信息并且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忽视了这个假设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市场制度为前提,而新古典理论往往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忽视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
　　本文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是对新古典理论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也是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并体现出了比新古典理论更强的开放性。新古典理论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模型,通过用“理性人假设”和“边际效用理论”将社会经济现象囊括在一个抽象的框架之中,而诺思所引入的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不仅是对新古典模型的一种补充,更是对新古典模型试图以单一因素解释经济活动的挑战。
　　2、诺思与传统经济史学家
　　传统的经济史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和技术的进步是导致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但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却从多个方面质疑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对技术的强调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技术本身无法解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未能实现技术潜在收益的现实,也无法解释“在大部分技术人皆可得的情况下,富国与穷国之间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诺思对传统经济史观点的反驳,体现出更强的开放性特征。首先,诺思否定以单一因素诠释历史的看法,认为虽然技术起着不可否认的关键作用,但是不能将其作为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本文认为,技术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因素,一种技术如果要对社会经济的变化发生作用,就必须作用于人的因素或者被人格的因素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至少不可能是一种充分条件。诺思正是以此说明一个合理的框架绝不能用技术说明一切,应该探讨技术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四、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开放性的进一步探讨
　　
　　 很多学者认为诺思使得对经济史的分析变成了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无限循环。诺思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同时认为技术等因素不可忽视,在90年代的著作中,他还特别注意研究制度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更是将“心智”和“理解力”等概念引入研究,因此被认为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国内学者还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在用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观点解释问题遇到困难时,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人们因认识的约束而从事道德的、纪律的、利他的行为活动;二是他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制度未受挑战和为什么一些变迁按旧体制固有的方式进行时,提出了“保守原理”——现存制度所起的保守影响。路径依赖的“保守原理”在实质上也是一种特地安排的补充。以上两个问题都在于将不同的理论前提纳入了同一个框架中,而它们之间是无法相容的(蒋雅文,2000)。
　　 下面,本文将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几点进行切入,探讨其开放性的特征和意义。
　　1、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所体现的开放性
　　 本文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谁先谁后”的因果关系来考量诺思对于政治经济关系的看法。虽然诺斯多次对“制度的来源”进行探索,但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何者为先、何者为其他一切的原因这类问题。
　　 诺思概括道,“特定的制度约束格局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模型”,这里着重指出这类模型通常对制度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性。同时还认为,“政治与经济之间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经济绩效时都要考虑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经济模型都应当纳入制度的因素。诺思在几部著作中,都通过分析荷兰与英国两个国家的成功经历,证明了制度以及与制度紧密联系的政治活动对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近期的研究中,诺思更进一步扩大了“制度”概念的范畴,并且更加鲜明地将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将政治学和经济学融为一体的框架,不能再坚持那种“将政治视为完全外生的经济理论”或者“将经济视为完全外生的政治理论”。诺思所要建立的这个框架从根本上说是开放的。
　　 应当说,诺思对制度的定义是包括科斯、杨、哈耶克在内的众多对制度、社会秩序等概念有研究的经济学家中最宽泛并具有开放性的。他所指的“institutions”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定义,而是较为开放地包括了社会习俗等非正式约束。在经济活动中,这些因素往往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很强的影响,甚至对于政治等“显性”制度的实施效能起着十分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是不可忽视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其他一些经济学流派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造成体系的封闭性,而使得其经济理论机械化,在一些问题上失去解释力。
　　2、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意识形态观念所体现的开放性
　　 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对于解决白搭车问题必不可少,并且对于说明那些非市场资源配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必须的。另外,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他借用的新古典理性人前提之间有补充的关系,却并没有本质的对立性。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人的理性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因此是“社会中”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追求一定社会习惯、传统中的利益最大化。本文认为这是诺思对新古典“理性人假设”的开放性解读。
　　 3、开放性是否减弱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力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基于新古典的一些理论,又纳入了制度这一核心要素,还包括意识形态、个人的心智构建等因素,并且从发展趋势看,诺思的理论仍然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么,这种开放性是否会削弱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能力呢?本文认为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对各种因素开放会减弱一种理论的解释力,是因为我们希望将社会发展归于某一种或几种确定的原因。这种希望使我们总是倾向于建立一个简单的、封闭的框架来解释问题,而诺思的理论恰恰纠正了这个错误。现今社会中,不仅左右经济活动的因素十分多样,人们看待历史的角度也比过去更加多元化。显然,那种希望用一个因素或者单一理论框架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的尝试,必然面临失败。这种必然趋势,启示我们放弃这种单一的、封闭的理论范式,而是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框架。诺思的理论将政治、社会和文化习俗融为一体,虽然在“给出确切答案和简化的分析”方面能力有限,但是却为历史研究、社会研究和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其进步之处正在于这个开放性的框架——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能够不断容纳更多的新问题,从而不断增强解释力并强化这一范式本身。
　　
　　五、结论
　　
　　 道格拉斯·诺思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其制度变迁理论备受争议,但是本文认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不是弱点,而恰恰是进步之处。它从制度、意识形态等角度为我们分析历史、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和思维范式。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诺思著,杭行译,韦森校: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2008.
　　[2] 道格拉斯·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m].商务印书馆,2007.
　　[3] 道格拉斯·诺思著: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 道格拉斯·诺思、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99.
　　[5] 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里斯、巴里·温加斯特: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c].中信出版社,2007.
　　[6] 蒋雅文: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评析[j].经济科学,2000(5).
　　[7] 张宇燕译:诺斯教授与新制度经济学[a].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一卷.
　　[8] 汪丁丁、韦森、姚洋:制度经济学三人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