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如果说中国有机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文化基础的话,那么,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也就构成了它最初的经验性基础○44,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则最终将使之成为现实。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所谓中国经验或“北京共识”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对这种经验的肯定现在已经发展成引人注目的“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精髓是试验和创新,它说明了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多样性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勇于创新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走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方式的否定○45。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结晶,它与西方演化经济学思维模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并为中国学者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意会性的技能。在以下五段中,首先讨论中国经验对认识人类行为的一般意义,同时扼要归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的五项基本经济学原理。第一,不确定性与无知原理。“摸着石头过河”这种隐喻不但反映出中国改革者面对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对自身有限理性和根本的无知最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也反映出他们不畏艰难这种创造性选择的企业家精神。汪丁丁从沙克尔的激进主观主义出发对“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了诠释:只有进入未知世界才能创造已知世界,但“你不知道应当往哪儿迈才是理性的”○46。如果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会知道,汪丁丁的这种诠释是多么正确,而且这种诠释本质上是“中国式的”:“中国思想家……相信实在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www.11665.cOM这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对于生命来说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其自由创造的必要条件。……实在之不确定的与不准确的、模糊的与含混的方面属于‘道’之最内在的本质,属于在其创造自由之真正可能性中的生命”○47。因此,当我读到汪丁丁那句话时,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奥地利学派的这种思想已经走入中国古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于是,我随手就拟订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在奥地利学派与中国的脉象学派之间》,但不知何时有时间才能写出!按照《易经》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但“阴阳”只是对实际“道”的理性认识,它无法把握实际“道”最内在的本质,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乃“不确定性”也,乃人类创造新奇事物的动因或起源。因此,任何理性认识都不可能对实在进行彻底的分析,面对人类丰富多彩的造性活动都是苍白无力的,这是我们可以确立的第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它揭示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本质缺陷。第二,直觉、实践智慧与回溯法原理。当踏入未知世界的时候,既然没有理性可以依靠,那么,我们将如何决策呢?没有办法,只能凭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对这种决策原则的形象概括。正如赖纳特所指出的,“企业的决策———大多数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就是基于什么因素对业有利这种直觉上的不明探测法(abduction,又可翻译为回溯法),基于商业学校中所谓‘经营中的直觉和本能上的感觉’。早期的政治家似乎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而工作的”。○48正是在这种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下,在没有完全理解经济政策所涉及的各种要素的情况下,东亚“四小龙”和我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实施好的经济政策而产生了“经济奇迹”,但俄罗斯的转型和拉美国家却因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深厚”的经济政策而陷入困境。直觉和实践智慧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道”之最内在的本质只对直觉开显,而由理性所概念化了的“道”则是残碎65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全或表面的“道”○49。所谓回溯法就是借助于类比与隐喻这种直觉上的顿悟作出科学发现的方法,因此,皮尔斯“把他的学说叫做实用主义,可是他的意思只是指科学研究的方法”○50。无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实用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把《易经》中所概括的科学方法即“观物—取象—比类—悟道”作为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原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之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个体群思维与人类创造力原理。试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陈平指出的,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试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在改革初期,政府领导人,包括激进的改革派,对于上述试验、乡镇企业的“非法竞争”和经济特区的许多非正统改革措施等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下结论,没有压制这些“非法的”改革实践;相反,他们让时间去做检验和判断,这种对异端的容忍抚育了制度建设的创新○51。中国的这种试验蕴涵着经济学的第三个基本原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行为者被假定为是同质的和理性最优的,不会有错误、懊悔和惊异,因此,它排除了多样性、变异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个体群思维就是对这种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它是达尔文革命的重要成果。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而个体的古怪和“试错”行为则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关键性力量,这被定义为人类创造力原理。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潜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对个体群思维和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应用,充分发挥个体和地方的积极性,允许多样化的制度试验,实际上就暗含着对个体特异性与创造性的朦胧意识。第四,自组织、正反馈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的复杂系统演化原理。在笔者有关演化经济学的多次讲演和讨论中,笔者发现,不少学者把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看作是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变迁过程的解释,国内外对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演进主义解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是由于对演化经济学了解不全面所产生的误解,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老制度主义传统和调节学派都强调了政府干预或调节的重要性;而在奥地利学派中,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也对哈耶克自发演进的思想提出了挑战。演化经济学经中国学者的创造性综合后,它将充分体现达尔文主义的有机、整体和系统论的思维,笔者(2000)、弗里曼和洛卡(2001)○52在它的一般理论上作出了较早的初步尝试,而中国经验明显地为之提供了事实基础。中国的渐进式转轨既不是理性设计也不是自发演进所能解释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大胆试验和大胆创新都是在政府的总体框架内自组织进行的,而这些创新所显示出来的成效又导致政府总体框架的不断修正,两者通过非线性正反馈机制的交互作用,使整个系统作为自维生的耗散结构波浪式地被推离了传统的体制。因此,中国的改革是经济行为者自组织、正反馈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所导致的复杂系统演化的结果○53。

第五,因应主义的价值判断与评估原理。正如老子所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种中庸主义的哲学深深地影了中国文化,以至于它从没有产生过“最优”这种机械的概念。过去人们抨击中庸主义阉割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创新精神,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作为一种生命哲学,《易经》深知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不能受严格和固定的规则所限制的,“大道无形”说的就是“道”的这种因应效力。“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中国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因应主义价值判断与评价标准。陈平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乡镇企业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但它们发展迅速,并在经济增长和当地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怎样解释?”○54确实,在中国哲学的脉络中,乡镇企业作为一种因应策略的创造性活动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但田国强教授在他那篇教义式的论文中曾如此自信地断言,“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55,不知他对这个问题该做何解释?田国强指出,尽管帕累托最优是一种理想境界,不能精确地达到,但可能近似地接近,成为检验社会经济效率的基本准则。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这样把理论的假设和理想化的乌托邦作为评估“实际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标准了。作为达尔文主义研究传统的经济学,与之形成鲜明对立的第五个基本原理则是:公共政策作为能66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经济学反思与创新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理想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政策就应该以试验和过程为导向,它不追求普遍的真理,只希望暂时的改进○56,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对这个原理的高度概括。
六、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在“北京共识”这个概念于2004年5月提出之前,自主创新思潮○57在我国已经悄然兴起,我国学术界对“和平崛起”和“中国创造”等问题也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实际上,早在进入新世纪之时,中国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环境恶化和资源压力空前增大等严峻问题,它对中国政府开辟经济发展新道路的视野、决心和能力提出挑战。近几年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与节约型社会等新思维不断涌现,特别是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很快就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逐渐形成。而且,有迹象表明,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创新,中国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由中国创造、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等新观念所引领的创造主义新文化,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开端。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中国崛起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它要自觉地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它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因此,本文是在阐释框架、认知模式和时代精神的含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58,它是文化概念的一个核心范畴。文,就其最简单的含义来说,是人类关于自身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是一个社会对其集体交互行为及其意义进行阐释的工。正如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布什指出的,任何文化的关键历史都是在其集体经验中对其如何演进进行选择的故事,认知式的选择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的阐释框架和认知模式揭示了环境、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特征,它对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并引导其发展方向。一个社会为了实现其政治经济之目标,为了保持其最基本的社会凝聚力,特别是落后国家为了激发其国民强烈的追赶愿望和奋斗精神,它就必须发展出某种特有的机制,把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引导和推动新的认知模式、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做事方法的形成及其创造性发展。因此,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应该运用解释学的方法,积极参与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等方面的创造性活动,推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种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扬光大。解释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类的理解过程进行理解,进而揭示人类行为的义。在经济思想史中,解释学在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中有其起源和传统○59,这种传统是目前正在兴起的认知经济学的先驱。经过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后,解释学方法将与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等研究方法一起构成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解释学方法的发展是打破西主流经济学所有的假定之后经济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稳定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条件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60。因此,一种新经济学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假定,研究新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技术和制度是如何创新的,新资源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人类新知识的创造休戚相关。“从哲学角度来看,这种有价值的知识产生于人类的心智。因此,任何不考虑人类的心智和人类心灵的理论将无法理解人类的物质状况,也就无法理解经济增长”○61,而解释学就是关于人类心智的科学之一作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强大驱动力,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按照解释学的看法,文化变迁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类行为及其意义的阐释过程,但是这种阐释并非整活生生的生活才是文化阐释的活水。一般来说,阐释是人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基本状态与方式,它是过去经由现在向未来开放的过程。因而,文化阐释必然要涉及到与文化传统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基于理解自身的要求。我们属于传统,远远大于传统属于我们自己,这就是路径依赖式文化变迁的基本原因。但是,传统的命运却掌握在阐释者的手中,“我们对传统的疑问、兴趣、责难、争执,都是由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迷惘困惑与期望中导引出来”的,因此,“传统实际上是‘现在’的传统,而不是已逝的过去”○62,对传统的理解是由对未来的期待所指引的。自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国的荣富强殚思极虑、上下求索,文化阐释的主流也曾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从康有为到张之洞,再到五四激烈反传统;从孙中山到泽东,再到邓小平。现在,由于对中国崛起的期待,创造主义就成了与文化传统进行对话的指路明灯。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突现了人类学习与创新的本性,它将使经济学中于人类行为假设的关注焦点从利己还是利他的争论转移到人类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上。在古今中外有关人性的讨论中,除了善恶或利己与利他)之外,讨论最多的就是人类求知与创造的天性。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人性善恶之争绵延至今,但“性习论”作为中国文化占主流的学说却揭示出,人性不是静态的和非历的,善恶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它们与制度交互作用并共同演进,中国“性习论”的这种高明和深刻见解近十几年来已被进化心理学的发展所证实。○63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是自利的”这个基本假设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它还完全忽视了对于文明的演进更为根本的人性。杨敬年老先生曾指出,“人的本性表现为人想做什么和人能做什么。就人想做什么来说,人性表现为需要、动机、欲望、情感和激情……有些欲望可以并存,有些欲望彼此不能相容,可以说前者是善的欲望,后者是恶的欲望……就人能做什么来说,人性表现为求知和创造,求知产生智力,创造产生文明,人之所以为人,秘密就在于此”○64。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适应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创造主义的新文化就应运而生了。在古代世界文明中,创新精神可能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上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世界是未完成的、演化的和开放的,因此,我们是真正的创造者,人类的创造力是经济社会变迁永不停息的发动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洋溢着还没有被囚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利和物质主义牢笼之中的创造者对人类潜能的喜悦之情。创造者而非自利的经济人,这是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创造者也是中国人文主义新发展的基本人类观。当然,它也是我们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中国综合的一个基本假设。演化经济学家佩蕾斯曾经对比了创新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两种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她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创新是专业化组织的工作;而在知识社会中,创新是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创新者应该是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因此,在中国创造主义的新文化中,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应该被扩展到所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只有大力弘扬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开创一个全民创新的新时代,才能充分焕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并迎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者和代言人○65,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运动,它高扬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没有完成的任务。就科学与文化而言,五四人物因惑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观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他们不可能完全展开中国的新文化创造活动。在1923年到1924年所发生的由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许多领袖人物都曾卷入其中的“科玄论战”中,科学义的胜利至今仍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性之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目前在中国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66。五四新文化运动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曾采取了整体主义地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作法。与之相反,笔者在前面的论述已经说明,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结晶,它演变成“北京共识”的这种趋势则说明它具有某些普遍68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经济学反思与创新性的特征。陈独秀先生曾指出,“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67因此,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它将通过中西文化的创造性会通,开创中国传统的世界经济学发展的中国时代。作为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薛定谔曾写下过惹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愤怒的看法:“……有一种倾向,忘记了整个科学是与总的人类文化紧密相联的,忘记了科学发现,哪怕那些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发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无意义的。如果有一种理论科学,它不懂得它的结构中那些被认为是要害的部分,最终不免要被纳入到一些概念和词语的框架之中并成为世界图式的一部分———我认为,如果有一种理论科学,在那里,这一点已被忘记,在那里,已经对它入了门的人那些只被少数游客所懂得的术语互相继续着冥想,那么,这种理论科学必将被其他有教养的人所抛弃。尽管深奥难懂的闲谈在那些乐于孤立的专家群内部继续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注定要萎缩和僵化。”○68就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它沉溺于牛顿主义的传统世界图式而不能自拔,脱离现实、我封闭和专注于数学幻想,现在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然而,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危机四伏,但中国经济学界对其盲目推崇的教条主义却方兴未艾。这种教条主义不仅阻碍了另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中国的成长,而且它也限制了中国经济学家们为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的视野和能力。因此,为了呼唤中国经济学革命,开创经济学发展的中国时代,笔者撰写此文,并提出以下八项激烈主张。第一,推倒以美国主流经济学统一中国经济学的企图,建设多元主义和兼收并蓄的经济学;第二,推倒经济学帝国主义,建设开放的和跨学科的经济学;第三,推倒故做客观中立的经济学,建设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的经济学;第四,推倒漠视现实并以和分析工具为核心的经济学,建设以思想和问题意识为核心的经济学;第五,推倒形式主义和内容贫乏的经济学文风,建设通俗明了和内容充实的经济学文风;第六,推倒妄称世界性的和普遍主义的经济学,建设响应时代需要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第七,推倒自利的和物质主义的经济学,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具有深切人文关怀和生态义的经济学;第八,推倒简化论和机械主义的经济学,建设以现代宇宙观为基础的中国有机主义经济学。